薛澜谈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共识走向制度实践

当人工智能开始自主发现大规模网络安全漏洞时，人类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生存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在自己创造的“智能”面前，守住秩序与公理的底线？

9月28日下午，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站在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主旨演讲台上，直面这一时代之问。本届论坛以“文明·秩序·公理”为主题，专设“人工智能与世界大同”分议题，薛澜的演讲正是对这一命题的直接回应——当技术跑得比规则快，当大国博弈裹挟治理议程，当“全球南方”在智能时代面临被定义的风险，我们该如何构建一个包容、公平、有效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薛澜首先勾勒了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图景：从印度人工智能影响峰会宣言签署，到中美元首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再到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日内瓦举行、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成立。这一系列高密度、高层级的事件表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已不再是“要不要治理”的辩论，而是“谁来定义规则、如何执行规则”的博弈。

然而，治理的实践成效与国际社会的期待仍有较大差距。薛澜指出，症结在于四重相互交织的结构性矛盾：治理机制碎片化，联合国、峰会、行业自律等多层机制重叠却缺乏兼具合法性与执行力的中间层；大国治理立场分化，技术领先国家将治理话语包装为技术封锁，欧盟等经济体在产业竞争压力下出现治理退坡；智能鸿沟持续扩大，算力、数据、模型高度集中，“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结构性缺位”与文化“被定义”的双重困境；安全治理供给不足，各国评测标准各成体系，科学共同体合作受地缘政治干扰，前沿模型的高危能力难以转化为可执行的国际规则。

面对这些矛盾，中国提出了系统性的回应。薛澜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主旨讲话及相关政策文件，从三个维度锚定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发展方向：在综合治理层面，以开放共赢、风险意识、包容并蓄、和衷共济的系统思路，构建了发展观、安全观、价值观、治理观相互支撑的完整框架；在普惠发展层面，提出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宣布三项务实举措；在共同安全层面，主张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同时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这种“反向供给”的战略时机选择——在安全治理供给收缩时填补真空，在普惠发展需求最迫切时提供公共产品——是中国方案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关键。

薛澜最后指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共识走向制度实践，需要明确优先序、区分轻重缓急。他提出六条行动路径：做实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一新型多边平台，以“安全评测互认”和“开源模型能力建设”为切入点积累公信力；发挥中美大国协调的关键作用，以“前沿模型风险信息通报机制”作为首轮对话的优先议题，建立最基本的战略信任；构建分层协同的治理格局，解决各层之间的"接口规则"问题；以普惠合作弥合数智鸿沟，让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这样"可感知的普惠"在更多国家落地；以文明互鉴促进多元包容发展，通过开源模式帮助各国发展符合本土文化与伦理的人工智能应用；共同筑牢安全治理底线，推动安全评测互认、标准对接等技术协作，为各国科学共同体保留不受地缘政治干扰的合作通道。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制度窗口期：技术风险在上升，但治理意愿也在上升；大国竞争在加剧，但对话渠道也在打开。薛澜的判断是——抓住这个窗口的关键，不是追求完美方案，而是把已经达成的共识快速转化为可运行、可验证、可扩展的机制。

这正是尼山论坛设置“人工智能与世界大同”分议题的深意所在：当古老的东方智慧遇见最前沿的技术变革，“仁者爱人”的伦理基石与“和而不同”的文明基因，或许正能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不同于技术逻辑的答案——技术从来不仅仅是工具，它更是塑造未来文明形态的关键变量，而文明对话，是确保这个变量向善的唯一路径。

（大众新闻记者 赵琳 盖颐帆 摄影 王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