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亭 | 职称的未完成，也是评价体系的未完成

9月26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

“我校退休教师、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 

噩耗传来，无数人愕然、痛惜，然而很多人也有一点困惑。

这样一位家喻户晓的音乐家、从教三十余载的教师，退休时为何仍是副教授？

要知道，刘欢的《西方音乐史》是该校最抢手的公选课之一。

300个名额常有七八百人争抢，课堂上一支粉笔一节课，作品、年代、人名全凭口述。

学生口碑、课堂感染力、美育效果，这些在教学现场最真实、最可感的东西，恰恰无法被折算成论文数量、课题级别或奖项层次。

换句话说，刘欢在大学教育领域的核心贡献，恰好落在了现行评价体系的“不可计量区”。

实际上，当高校职称评审长期以科研量化为硬通货，个人教学的贡献、美育的价值很容易就被评价体系边缘化。

我们不妨再看一位高校名师的例子。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退休教师龚德才先生，于2026年9月16日因病逝世，跟刘欢一样，也是享年63岁。

这位曾经刷屏全网、“从最年轻讲师做到最年长讲师”的老师，24岁便获评当时湖南省内最年轻讲师。

他满腹学识，却始终不愿为职称晋升去刻意炮制论文，而是把全部心力倾注课堂与学生，一生停留在讲师职称。

龚德才的古代文学课同样一座难求。

他坚持手写板书、不用PPT，每节课手写两千字教案，备课投入“不亚于任何科研攻关”。

两位名师都将课堂视为第一性的存在，而非职称晋升的附带劳动，不争不抢固然有个人风骨的成分，更有结构性的无奈。

很显然，当评价体系让最受学生爱戴、最具社会贡献的教师长期停留在低职称，其本身就是需要被追问的不合理的漏洞。

一个健康的评价体系，首先应当能够识别并认可不同劳动形态的价值。

科研创新当然要鼓励，但课堂上的美育浸润、文化传承同样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

刘欢的《西方音乐史》滋养了几代学子的审美人格，龚德才的课堂让“腹有诗书，心存风骨”成为了一种可传递的人格示范。

他们的这些贡献，是用论文影响因子无法测量的，却是实实在在滋养了几代学生的美育实践。

再者说，当评价标尺单一化，教师的行为就有被反向塑造的危险。

如果只有论文课题才能带来晋升，教学投入便可能沦为“良心活”，而不是被评价体系认可的规定动作。

而当潜心教学只能以放弃职称为代价，个体在讲台上的坚守，更可能让自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局外人”。

所以说，我们不能把刘欢的“副教授”和龚德才的“讲师”，看成“至死未晋职称”的表面巧合，甚至简单解读为“风骨勋章”。

那样只会回避问题的实质。

两位名师的“特例”之所以珍贵，是让两道未完成的职称轨迹闯入到了公众视野，同时暴露了一整套评价体系的未完成。

而比惋惜他们未完成的职称更急迫的，是我们要把对逝者的遗憾，转化为对这套评价体系的重新审视。

个人风骨是能守护做人本分，但育人实绩更需制度托举。

那些扎根课堂的一线教师，不该只站在未晋职称的“低人一等”处默默发光。

（大众新闻记者 杨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