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山论坛｜清华大学教授薛澜：全球AI治理进入制度建构窗口期

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正在重塑人类生产生活，也带来算法偏见、数字鸿沟、技术伦理等全球性挑战。

今年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设置“人工智能与世界大同”分议题，探讨技术发展背后的文明命题，希望以东方智慧，特别是儒家“仁”的理念，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独特的价值导向。儒家倡导“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为构建负责任的AI提供了深厚的伦理基石。

“人工智能发展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坚持把‘人工智能与世界大同’作为主题，正当其时。”9月28日，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剖析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现状、矛盾与机遇。他提出，全球AI治理已经跨过“要不要治理”的争论，转入制度建构的关键阶段，但碎片化、阵营化、智能鸿沟、安全标准不统一等结构性难题，仍在阻碍治理落地。

今年以来，一系列高层对话与多边活动，AI是持续热议的话题。薛澜认为，这一连串高密度、高层级的事件，标志全球AI治理的政策窗口已经打开，博弈焦点转向谁来定义规则、如何执行规则。

在他看来，眼下全球AI治理有四大相互交织的结构性矛盾。一是治理机制碎片化，规则约束力不足。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呈现联合国进程、人工智能系列峰会进程、区域治理、行业自律等多种机制重叠交叉的格局。迄今为止，各类机制的治理成效均不理想。“广泛包容”与“规则有效”之间的矛盾始终难以破解，导致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长期停留在理念共识层面。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在解决这一矛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二是大国治理立场分化，阵营化风险上升。一方面，技术领先国家将“赢得人工智能竞争”视为维护其全球科技霸权和所谓“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对内密集出台“去监管”和“扩投资”政策；对外在双边层面利用出口管制、资本脱钩等竞争性政策，在全球层面通过“全栈式人工智能出口”战略打造排他性技术联盟，试图以生态锁定替代治理协调。其实质不是“立场分化”，而是系统性地将治理议题嵌套进技术竞争框架，用治理话语包装技术封锁。再者，欧盟在产业竞争压力下出现治理退坡，同意将《人工智能法案》高风险系统合规义务推迟至2027年底。这暴露了一个更深层问题：当产业竞争力与监管雄心冲突时，多数经济体选择后撤。在此背景下，部分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制造阵营对立的做法短期内难以消除。

三是智能鸿沟持续扩大，资源失衡与文化失语叠加。算力、数据、模型、人才等人工智能核心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少数科技巨头，“全球南方”国家既缺乏自主技术底座，又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处于“结构性缺位”状态。主流大模型的训练语料高度集中于英语等少数语言，“全球南方”国家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在智能时代面临的不是单纯“失语”，而是“被定义”——主权AI诉求本质上是对技术殖民的防御性反应，因此迅速升温。

四是全球治理滞后于风险演进，安全原则缺乏技术支撑。人工智能安全具有高技术门槛和高政治敏感性的双重特征。当前主要国家的安全研究机构沿阵营划线，评测方法与安全标准各成体系，科学共同体的合作受到干扰。上述问题相互叠加，致使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亟需的评测互认、标准对接、研究协作等技术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治理原则难以转化为可核查、可执行的国际规则。

面对这些挑战，薛澜认为，中国方案围绕普惠发展、共同安全、综合治理三大国际共同关切，给出了系统回应。这套治理框架兼顾发展观、安全观、价值观与治理观，一方面向全球提供算力、模型、能力建设等公共产品，助力弥合数智鸿沟；另一方面在全球安全治理供给收缩阶段，明确坚持AI安全可控、反对借安全之名实施技术封锁，为国际社会注入确定性。

机会窗口已经到来。薛澜表示，当前，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组建、中美政府间对话启动、联合国相关进程推进相互交汇，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正迎来重要的制度建设机遇期，接下来要分清轻重缓急，推动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机制。

他提出六条推进路径：做实新型多边合作平台，发挥大国协调的重要作用，构建分层协同的治理格局，以普惠合作弥合数智鸿沟，以文明互鉴促进多元包容发展，共同筑牢安全治理底线。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制度窗口期，”薛澜说道，技术风险在上升，但治理意愿也在上升，大国竞争在加剧，但对话渠道也在打开。抓住这个窗口的关键，不是追求完美方案，而是把已经达成的共识快速转化为可运行、可验证、可扩展的机制。

大众新闻·齐鲁壹点记者 孙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