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成其器，礼见东方——解锁日照礼玉时代的文明密码　

　　我国是礼仪之邦。礼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日照市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文脉绵长，是“礼出东方”的重要区域。

　　玉器是礼制核心器物之一。玉器及其组合是礼制功能的重要体现，在史前文化中表现尤为明显。玉器尤其是玉礼器的产生、发展，成为考察史前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尺度。

　　海岱地区玉器最早可追溯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后李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独特的玉器文化形成，龙山文化时期成熟并达到高峰。大汶口文化玉器基本器类、特征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等玉器体系差异较大，与后来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玉器文化关系更为密切。作为海岱地区的重要板块，日照地区玉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日照玉器“器以藏礼”

　　日照地区的玉器主要分为礼玉、装饰玉两大类别。在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日照地区玉器由装饰用玉为主转向礼仪用玉占主导地位。从典型器类来看，日照地区玉器主要包括钺、刀、璧、璋、圭、琮等，与刻有陶文符号的大口尊等陶礼器共同构成了“器以藏礼”的礼仪器类体系。

　　礼器中“玉礼兵”——玉钺。玉钺是海岱地区礼仪用器中最重要的器类，日照地区的玉钺与王权、军权直接关联，被学界誉为“玉礼兵”。玉钺平面多呈长方形，接近直刃，背部有一个或两个小孔，有长身（窄身）和短身（宽身）两个类别，是海岱地区玉礼器中数量最多、最具有特征的玉器。其玉料多选用质地坚硬的硬玉或其他质地较好的石玉，经过精细打磨，部分器物表面光滑莹润，凸显礼仪属性。在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五莲县丹土遗址、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两城镇遗址是海岱地区玉钺的核心分布区，发现的玉钺数量较为集中。玉钺普遍呈现器形较大、工艺精湛、刃部无使用痕迹的特征。其中，五莲县丹土遗址大汶口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出土和采集玉钺12件；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层出土和采集玉钺9件。玉钺出土和采集数量居同期遗址前列。

　　最具地域特征玉器——玉刀。玉刀同样是海岱地区玉器中最具特征的器类之一。日照地区的玉刀在海岱地区占有重要位置。玉刀以长条扁薄为主要特征，刃部多为直刃或弧形刃，器体较大、较长、较宽，器身多穿三孔或四孔。大汶口文化中晚之交，海岱地区发现的玉器数量增多，并出现四孔大玉刀。其中，五莲县丹土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地层出土的一件玉刀，长51厘米，宽22厘米，厚0.3厘米，重1180克，器形规整、薄厚均匀，刃部无使用痕迹，其极致的制作工艺已完全脱离实用工具属性，属于用于礼仪活动的“玉礼兵”，成为权力与地位的象征，被誉为“中国玉刀之首”。两城镇遗址在龙山文化时期也发现了玉刀遗存，出土了一件超大型玉刀，长48.7厘米，宽12—15厘米。

　　海岱地区特色玉器——牙璧。海岱地区玉器中的玉璧形制多样，除了常规形璧之外，还有牙璧、方形璧和有领璧。其中，牙璧最具特色，日照地区牙璧（玉璇玑）多呈漩涡状，周缘带有三个及以上同向旋转突出物，其命名与功能的学术争议贯穿近百年研究历程。1984年，夏鼐先生在《商代玉器的定名和用途》中将其正名为“牙璧”，指出其是兼具装饰与礼仪属性的史前玉器。目前，海岱地区发现的牙璧，集中在日照地区的五莲县丹土遗址、董家营遗址等东部区域，年代跨度集中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从全国来看，牙璧的核心分布区为海岱地区，少见或不见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栾丰实先生据此提出：“这是海岱地区有自己独立的玉器工业的重要证据。”约公元前2300年至夏商时期，牙璧逐步突破海岱区域范围，向中原、晋陕高原及燕山南北地区传播。

　　先进制作工艺的玉器代表——牙璋。牙璋是一类重要礼器，核心形制为长条形端刃，器身扁薄，端刃带牙饰。从形制演变规律观察，牙璋器形总体呈增大趋势，尾端与阑部交界处的齿牙趋于复杂，前端刃部由平直渐次内凹。日照地区的牙璋玉料多选用软玉，部分器物残留切割、抛光痕迹，显示出高超的制玉工艺。目前，海岱地区在五莲县上万家沟、沂南县罗圈峪等4个区域发现了8件牙璋，时代约为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前期。其中，五莲县石场乡上万家沟村村民翻土时发现的牙璋，年代推断为龙山文化早期。栾丰实先生认为：“包括牙璋在内的海岱地区史前玉礼器向黄河中游地区的传播和扩散，在具体时间上应该晚于大汶口文化中期前段，早于龙山文化晚期。”

　　稀缺的高等级礼器——玉圭。玉圭形制为窄长条形，是一种板形玉器。一端或有穿孔，另一端为单面刃，有的琢饰纹饰，有的光素，可能由钺演变而来，与琮、璧、璜比较，圭的使用规格更高。这种玉器在先秦的古文献中记载很多，不论出土者还是传世品都较少。从考古发现来看，海岱地区目前仅见1件龙山文化时期玉圭遗存发现于日照地区。即山海天两城镇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玉圭。该玉圭长17.8厘米，宽4.9厘米，厚度仅0.65—0.85厘米，靠近背端的两面刻有纤细的神徽图像，线条流畅、刚劲有力，与良渚文化神人面有一定相似性，揭示了我国史前文明“器以藏礼”的核心特质，是海岱地区史前玉圭的孤例，反映了这类高等级礼器的稀缺性，也佐证了两城镇遗址作为区域性政治与宗教中心的地位。

　　“内圆外方”的柱体玉器——玉琮。玉琮“内圆外方”的柱体形制，为祭祀地祗的重要礼器，可能是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体现了史前人类对天地关系的理解。海岱地区史前玉琮的典型遗存也发现于日照地区。五莲县丹土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玉琮，采用“内圆外方”的经典造型，呈浅灰色，带有墨绿色斑点沁色。器物通体经精细磨光，工艺精湛。四个边近角部阴刻三条规则直线与两个圆圈，纹饰占据边长的三分之二，其“方折与圆形”的组合形态被学界普遍解读为“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具象化表达。该玉琮与良渚文化的玉琮在核心形制上高度相似，而此类遗存在海岱的山东地区极为少见，其出现为大汶口文化晚期日照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物证。

日照玉器“器载文明”

　　日照地区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集中出土的玉钺、玉刀、玉璧、玉璋、玉圭、玉琮等玉礼器，有力丰富了海岱地区的玉礼器体系。玉礼器特别是玉礼器的组合在史前传承文化价值、促进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孕育产生了“牙璧”等具有日照特色的玉礼器。牙璧作为日照地区，独立发展的玉器品类，其核心分布区与传播路径，见证了海岱地区玉器文化的自主发展与对外辐射。牙璧、牙璋等玉礼器的独特分布与传播轨迹，有力佐证了日照地区的文化枢纽地位。比如，9件牙璋中8件出土于日照周边，年代早于中原礼制成熟期，成为探讨早期礼制起源的关键物证。

　　创新形成了“玉钺+玉刀”的玉礼器组合体系。日照地区玉器组合与海岱其他区域的玉器组合比较，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形成了以玉钺为核心、玉刀为辅助的“玉钺+玉刀”的核心礼器组合体系，玉钺代表军权与王权，玉刀辅助彰显礼仪权威。二者的结合象征着政治、军事与宗教权利的高度合一，形成了“军事—神权”复合型的特色统治结构，既区别于良渚文化的神权主导，又早于中原王朝的王权礼制体系，其以军权为基底，融合神权与文化认同的礼制整合路径，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理论提供了海岱地区的日照样本。

　　创造发展了先进的玉器制作技术、工艺。日照地区已形成了对于玉石材料选取和加工的先进技艺，玉料开料普遍采用片切割技术等加工技术，制作出了更规整、更精致的器形，出土的片状玉器十分流行且器形甚薄。在钻孔技术方面，已普遍使用实心钻和管钻，使得制作大型玉璧成为可能。五莲县丹土遗址出土的戚形钺，长16.5厘米、宽12.4厘米，而厚度仅0.18厘米。丹土遗址出土的被冠以“中国玉刀之首”玉刀，对玉刀四个圆孔的加工技术，表明技艺水平达到一定高度。这种器内加工技术与良渚文化玉器以桯钻孔为中心、做放射状拉切的形式不同，是区分两者的明显依据。（通讯员　殷爱堂　刘红军　张新　周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