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女孩，为看不见的人打印“希望”

记者 巩悦悦 实习生 刘宗宇 杨卓悦 张莎莎 钟鹏锋 济南报道

指尖划过纸面，凹凸的小点排成行。石亚瑄看不见这些字，却知道另一双手会在某个地点也摸到它们。中秋节前夕，在山东省图书馆视障阅览室里，这个看不见的女孩正在为看不见的人打印“希望”。

读屏软件的声音快得几乎听不清，她没等语音落下，手指已经敲到了下一步。这种肌肉记忆，让她敲击键盘的速度，甚至超过了图书馆的负责老师。但几年前，她还瑟缩在医院走廊里，连自己的未来都不敢摸。

视障女孩帮新疆特教学校

打印了一座“盲文图书馆”

在山东省图书馆视障阅览室，石亚瑄正坐在电脑前，把来自全国各地盲人的需求整理并打印成盲文。她手指落在键盘上，读屏软件的声音又快又密，没等语音落下，她已经敲到下一步了。打印机嗡嗡响，吐出一张张盲文纸，她伸手接过，指尖挨张触摸纸角，按页码叠好放在一边。

石亚瑄正逐页检查盲文页码是否打印清晰。

石亚瑄与山东省图书馆的缘分，始于2023年。突发失明后，重新融入社会成为她面临的现实课题。而文字关是她必须迈过的第一道坎。后来，她偶然得知山东省图书馆免费给全国视障者打印盲文，她先成了受益的人。再后来，自己坐到了打印机前。

最开始，石亚瑄只能勉强打完自己的文件，手生，废掉过两百多张纸，她心疼了好一阵儿。后来排版的时候，她每一次都反复确认，生怕再浪费。志愿服务的时间久了，她慢慢了解到，市面上盲文图书教材很稀少，全国有太多像她一样的人需要阅读盲文材料。

盲文纸成本较高，市面上每张要一元钱，且需求量巨大。心疼纸张的同时，她也在思考如何降低成本，推动盲文打印可持续发展。

她先是建议图书馆的老师更换店铺把单张纸的成本降到四五毛，之后又托朋友打听，找到中国盲文图书馆采购，把单张成本降到了两三毛。她跑去跟负责老师提建议省下了这笔钱，装订的时候也是。本来三个圆环套住整本书，她发现加上中间一环翻页费劲，干脆省下。排版时，她也抠到最密，一点边角都不浪费，每页几乎不留白。

石亚瑄正在装订打印成册的盲文材料。

采访那天，石亚瑄打印了两份材料。一份是专升本复习资料，一份是中医药学教材。每打印完一份，她就逐页去摸页码，摸那些凸点够不够清楚。她自己摸不出来的，觉得别人肯定也摸不出来，就把有问题的页码单独挑出来记好，重新打印。确认没问题了，再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按顺序排好，在左侧牛皮纸上打好三个孔，用两个环穿起来。

打印中挑出的不合格页，她舍不得扔，攒起来当封面封底。封面上写清收件人姓名，既便于邮寄区分，也能避免磨损内页的盲文。为和内页区分开，她还会特意留下折痕，提示对方这页不可读。

新疆一所特殊教育高中是石亚瑄印象最深的“单子”。学校老师在网上找到省图，馆里老师把打印任务交给她。她接过来一看，是一整套高中教材及习题。最开始她一份文件是九份九份地打，再后来四份四份地打，每月集中打印一次，每次打印两三千张，就这样持续了两年之久。

“毫不夸张地说，我为他们打印出了‘一座图书馆’。一开始不太理解，如果只是一个班的同学，完全可以互相传阅学习，但其实他们是把这些资料汇集起来，一届届同学往下传。”了解到这个情况，石亚瑄觉得自己打印的不是纸，是铺给新疆孩子的路。再后来，听说这所学校有学生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长春大学等高校，她打心底替他们高兴，也觉得这两年一张张打下去的那些纸，还是很有分量的。

除了新疆这所特教学校，石亚瑄接过最多的是个人委托。其中，陕西一位67岁的爷爷托人联系省图打印对照版的盲文教材。“老人早年学的是老格式的盲文，为跟上现在的节奏，乐此不疲地学现在通用的盲文。”她边打印边想，原来这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还有一次，她自己备考英语四六级的时候，接到一份英语四级复习资料打印需求，对方也是个盲人。她看着那摞资料，突然觉得隔着屏幕跟另一个人站在了同一个路口。

她帮助这些视障人士，同时也被他们治愈着。

那声“奶奶”唤醒了她

从2023年至今，石亚瑄每周两次去山东省图书馆做盲文打印志愿。最忙碌的一天，她从早上8点忙到下午5点，单日最高打印约1600张，每年帮三百多位视障者。两三万张纸，她一张张摸过排过、装订过。这套动作她做熟了，熟到不用想。但出了图书馆的门，她得换一种活法。

出了山东省图书馆的门，石亚瑄前一秒还在键盘上飞舞的手，此刻需要攥紧妈妈的手。

中午跟妈妈出门吃饭。出了门，刚才还在键盘上飞舞的手指，这会儿紧紧攥紧了妈妈的手。那条黄色的盲道被共享单车和电动车挤得满满当当，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小心翼翼。到了电梯口，她的手指在按钮面板上慢慢滑过，但每个按键都是同样的触感。她停了两秒，抬头说：商场里的按钮确实没为盲人考虑，都是适合正常人操作的。

她的语气很平淡，像是早就习惯了。

2018年，石亚瑄大二，一只眼睛先看不见。她还想回学校考完期末考试，直到有一天在教室里突然头疼、眼前模糊，才知道病情发展了，办了休学。那之后短短两年，六次手术，一次放疗，频繁的手术加上长时间压迫，最终完全双目失明。“还有一阵子，我失去了左边耳朵的听力，味觉也出现了问题，吞咽困难，走路失去了平衡，连站都站不直，只能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走路。那是我人生的最低点。”石亚瑄说。

出院后康复期间，母亲每次问她要不要下楼走走，石亚瑄都拒绝；每一次试图交流，她都不回应；每一次复查结果不好，她就冲母亲发脾气。但母亲在她面前永远是平和的、乐观的、坚强的样子，“她总换着心思说些鼓励的话：你今天下去走走，身体得到一些循环，好得更快。”

有一次复查完，母亲折返回去问医生，“能不能把我的眼睛给我女儿”。石亚瑄在医院门口听见后没出声。后来那些换血、抽血的日子，妈妈始终陪伴在侧，向医生提出“抽我的血”。她就这样被一点点温暖着。直到有一天，年轻的护士冲着她们喊了一句：奶奶可以带孩子过来了。

那一瞬间，石亚瑄心里那根弦猛地断了一下。她记忆里妈妈的模样，还停在48岁那年，头发全黑，走路带风。她不知道这几年妈妈承受了什么，也不知道妈妈是什么时候悄悄变老的。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她决定重新站起来，做妈妈的依靠。

石亚瑄以前的人生是画好轨道的——毕业、考研或者找个不错的单位，到了年纪结婚生子，为下一代操心。失明之后，她反而开始注意以前忽视的东西。

她说，以前活得很自我，从来没注意到妈妈的爱有多么强烈。在医院见过太多生死离别之后，她想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妈妈，而不是等自己当了母亲才体会到这份付出。

她正一步一步，把黑暗走成路

在山东省图书馆视障阅览室，石亚瑄每周出现两次。但她的生活不止盲文打印这一件事儿。

法考的成绩刚刚出来，她没能通过。此前她已经通过客观题，成为济南市首位通过法考客观题的盲人考生。研究生考试也卡在了类似的地方——各科过线，但大字卷书写不工整，卷面分低，没能达到学校录取线。“明年再考。”她说，语气很坚定，像在说一件早就想好的事。

除了法考和考研，她还在做音乐教学、写文投稿、尝试自媒体。她给视障群体做零基础钢琴教学，最厉害的学生已经能演奏肖邦；她给社区合唱团伴奏，去孤独症儿童学校弹琴。

“钢琴是4岁半开始学的，考出10级后搁浅，失明后靠肢体记忆重新拾起来，反而弹得比以前更有味道。”她说，“以前活得很自我，失明之后反而开始注意以前忽视的东西。”

石亚瑄并非全无光感。光线充足时，有东西挡住面前的光，她能大致判断出轮廓。正是这一点点光，让她更想出去走走。

但有一件事，她始终没能做成。

“生病之后，一直在不同的城市医院来回奔波，”她说，“从来没有放缓过脚步，去观察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人文地貌。”病情控制住以后，外出的机会基本只有三种：做公益、参加活动、复查看病。像记者采访当天那样单纯地逛街，这种机会很少，所以那天她格外开心。

说到这，石亚瑄停顿了一下，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一直觉得生病之后旅游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如果可以的话，心愿是去旅行，看看这个世界。”

这个心愿里，藏着一个更具体的念头：带妈妈一起去。母亲在她生病后寸步不离。“子女亏欠父母的，总是一两句说不完。而现在我只想自己先强大起来，成为母亲的依靠。”石亚瑄想带妈妈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不是医院，不是复查室，而是真正的、值得慢慢走一走的地方。

除了旅行，石亚瑄还有个心愿。“有研究显示，除了外科手术医生，所有职业都有盲人参与。”她不想被“盲人只能做推拿按摩”的标签局限，而是希望探索多元化的就业可能。还有一个，是关于更多看不见的人，“我希望成为更多的‘首位’，希望自己做‘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做出改变的那一张，以此来带动更多视障群体突破自我。”

这些心愿，有些需要社会支持，有些需要时间，有些需要运气。但石亚瑄没打算等。法考明年再考，研究生继续备考，盲文打印她依然会抽空过去，音乐教学、自媒体探索也没停。

采访结束那天，石亚瑄又回到山东省图书馆的无障碍阅览室。她把下一份文件复制粘贴进盲文打印软件，翻译、调格式、页码、行间距，保存，开始打印。机器又响起来。

这条路从图书馆出发，通往全国各地的视障读者。而石亚瑄自己，也在这条路上继续走着，去法考的考场，去研究生入学的考场，去一个她还没去过的城市。

她正一步一步，把黑暗走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