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东文脉传承看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丨聚焦文脉传承

从山东文脉传承看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 李秀亮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无论是认识古代中国，还是理解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都必须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山东文脉的源远流长和赓续传承，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重要见证。梳理山东文脉的演进历程，总结齐鲁文化的特质内涵，对于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理解中华文明精髓具有重要意义。

源远流长的山东史前文化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中国早期人类起源和史前文明发展进程中，山东地区的史前文化谱系清晰，发展链条完整，是中国百万年人类发展史的重要见证。

齐鲁大地的东面是大海，海洋渔盐资源发达；西面和北面是华北大平原，农业耕作便利；中间则横贯着连绵的泰沂山脉，林业矿产资源丰富。依赖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齐鲁先民很早便在此生息繁衍，绵延发展。1981年9月，考古学者在淄博市沂源县土门镇骑子鞍山的洞穴里，发现了早期猿人的头盖骨化石残片和一些动物骨骼化石。据测定，其年代距今约六十四万年。沂源猿人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山东人”。

继沂源猿人之后，2020年在临沂市沂水县发现的跋山遗址群，出土了5000多件精美石制品、骨角牙制品、动物化石，以及3处用火痕迹和早期人类活动地面，从而成功构建了沂河上游区域距今10万—1万年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系统完善了山东地区距今10万年以来的古人类文化演化序列和早期文明史进程。

山东史前文化遗址的问世，既彰显了山东文脉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特性的具体体现和有力见证。

光辉灿烂的东夷文化

从距今9000年左右起，东夷族群开始出现在齐鲁大地上。自产生之日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朝时期，东夷文化不但在海岱地区长期独立发展，而且还不断对外交流，深度融合并强势影响着周边文化。在这前后五千多年的漫长演进历程中，东夷文化先后经历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前后接续、一脉相承的发展序列，全面演绎了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

后李文化兴起于距今9000年左右，前后延续了1500多年，主要分布在泰沂山脉北麓的济南、邹平、淄博和潍坊等地。此时的东夷人已经发明了农业，学会了栽培粟、黍、水稻、大豆等农作物，掌握了驯化和饲养家猪技术，并开始了长期的定居生活。北辛文化兴起于距今7500年左右，前后延续了1000多年，主要分布在鲁中南的汶泗流域和胶东地区。此时的东夷族群除了继续发展农业种植外，还不断发展纺织业、渔猎业和家畜饲养业。大汶口文化兴起于距今6100年左右，前后延续了近2000年，是东夷文化的光辉发展阶段。在鼎盛阶段，大汶口文化遍布于今天山东省的全部、河南省的东部和安徽省、江苏省的北部地区，总面积超过了20万平方公里。从目前已发现的数百个相关遗存看，到大汶口文化晚期时，社会形态已经从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龙山文化兴起于距今4600年左右，前后延续了600多年。此时的东夷文化在诸多方面都达到了鼎盛阶段。在陶器制作上，磨光黑陶大量出现，其中的蛋壳黑陶“黑如漆、薄如纸”。在玉器制作上，钺、璧、琮等高规格礼器广泛存在。岳石文化在年代上与文献记载的夏朝基本吻合。目前共发现岳石文化遗存300多处，集中分布在胶东半岛、汶泗流域和沂沭河流域等地区。东夷文化在前后数千多年的时间内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是我国一万多年文化史的重要见证，更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绵延不断特性的鲜明体现。

特质鲜明的齐鲁文化

自公元前1600年左右夏朝灭亡后，商、周王朝在中原地区先后兴起，商、周文化相继发展。随着国家的日益强盛，商、周文化不断东进，并逐渐与东夷文化交流融合。在夷、商、周三种文化深度交流融合的基础上，内涵丰富、特质鲜明的齐鲁文化最终诞生。

商王朝从商王仲丁开始频繁征伐东夷，商文化也大举东进。面对商文化的强势攻略，东夷文化无力对抗，只能一面自西向东不断退却，一面逐渐与商文化深度融合。到商朝末年时，除胶东半岛外，山东其他地区几乎都实现了夷商文化的双向合流。

周人灭商后，在山东地区，周王室分封了众多诸侯国。以此为基础，周文化全面东进。到西周晚期时，周文化已经遍布于东夷地区的每个角落。在诸多周人封国中，齐、鲁的势力最为强大，两国一在泰山以北，一在泰山以南，彼此有很多相通之处，但由于统治者治国方略的不同，齐、鲁两国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彼此之间的差异也日益明显。

齐国的始封君姜太公实施了“因其俗、简其礼”“尊贤尚功”的治国方略，在允许殷夷文化继续存在的基础上适度推行周文化。同时，姜太公还鉴于齐地多盐碱化、地力薄而民众寡的现状，大力发展工商业，以工商立国。与之不同，鲁国的始封君伯禽则采用了“变其俗、革其礼”“尊尊亲亲”的治国方略，坚定不移地用周文化强力改造当地土著的夷商文化传统。同时，伯禽还厉行重农政策，全面发展农业耕作，而不注重工商业的发展。在两种治国方略的长期引导下，齐文化和鲁文化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质。其中，齐文化重工商，鲁文化重农耕；齐文化多元，鲁文化持中；齐人豁达放任，鲁人淳朴稳健等等。

虽然齐、鲁文化差异显著，但两者间的交流和融合却从未间断。自西周建国伊始，齐、鲁文化便频繁交流，互通有无。春秋时期，两国间既有政治往来、婚姻嫁娶，又有军事斗争、武装冲突，其中便时常伴随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战国时代，齐、鲁两国虽在政治上实力悬殊，但在思想文化上的融合步伐却空前加快，并在战国晚期时逐步趋同。尤其是齐国稷下学宫的设立，不但成功吸纳了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而且极大地促成了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和学术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在此过程中，齐、鲁文化也得到了深度汇通与多元融合，“齐鲁”的称谓也最终出现。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齐鲁文化逐渐汇入中华主流文化之中，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其中，秦始皇所推崇的法家学说吸收了齐法家思想，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齐鲁文化的法治理念。汉初长期奉行的“无为而治”政策，源于齐国稷下的黄老道家思想。汉武帝时所独尊的“儒术”，更是以齐鲁儒学为核心，再整合道、法、阴阳诸学说后所形成的新型儒家思想。秦汉以后，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逐渐形成，并经两千余年的辉煌历程而一直绵延至今。其中，齐鲁文化始终发挥着自己不可取代的重要功用，并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山东文脉悠久的历史传承中，蕴藏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积淀着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绵延不绝的精神力量。山东文脉的世代传承和绵延发展，实证了中华文明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多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重要体现。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