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驭“器”，促AI向善而行丨聚焦文脉传承

●人类只有自强不息、正心诚意，方能以不变应万变，从容应对技术变革对社会发展的挑战，维护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秩序。

借鉴传统文化智慧，维护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秩序——

以“道”驭“器”，促AI向善而行

□ 刘余莉 姜浩颖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在深刻重塑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不免引发深刻伦理问题。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深入研究其中蕴含的思想智慧，汲取指导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深厚养分，有助于更好回答这一问题。

古人云：“读书志在圣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及人之生存发展，最终归为追求明明德的君子圣贤之志。治学修身不局限于积累世俗学问、习得百工技艺，更重要的是追求向内悟道、复归自性，即明明德。《大学》开宗明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释“明德”为“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明德是人先天具备的本善之性，人需经过长期的惩忿窒欲、克己复礼、知行合一，才能最终达到明心见性、明德体道的圣贤之境。

明德体道的圣贤境界需正心诚意、反求诸己，向内追求、涤除杂念。孟子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不必外求、反身而诚，正是向内体认本性之纯净纯善。知识可以外求，心性只能内求。人工智能可以无限向外搜集、堆叠知识、整合数据、生成文本，替代人的“外求之学”；但“明德体道”的内圣功夫只能以反求诸己、求其放心、为道日损的方式达到。这就是古人所讲“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道理。

人工智能时代，如果反求诸己的心性追求被效率优先的利益追求占据，就可能导致对“反人道之正”的忽视。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舍弃心性培养这一根本而求利，则道无所立，甚至会出现孟子所言之“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技术日新月异、器物得心应手，在物质技艺层面看似日日进步，但如果忽视人的德行修养与教化约束，叠加技术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就可能导致人类愈加远离为人之本的后果。这不是单纯由技术引发，而是世人舍本逐末、忘却立身之本的结果。

中国古人明明德的智慧为人类生存发展指明了方向。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更应以明德修身、反求诸己的方式自处。技术变革瞬息万变，唯有人之明德本性与修身之道亘古不移。《周易·乾卦》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效法上天刚健不息之德，勤修不辍，方能立定人本。《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注曰：“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人类只有自强不息、正心诚意，方能以不变应万变，从容应对技术变革对社会发展的挑战，维护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秩序。

《周易·系辞》以“一阴一阳之谓道”概论世间万物发展。《周易·丰卦》云：“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都可能会走向它的反面。因此，在科技快速发展的同时，人类对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预判，才能提前避免科技过度发展所导致的祸患。例如：

其一，人自身能力的退化。古代教育讲究知行合一、勤学善思。《论语》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古代教育，童蒙入学即须背诵经典，其目的不在记诵本身，而在通过反复吟咏记诵义理、磨砺心志。朱子教人读书，强调“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正是要人在反复吟咏中提升记忆，涵养心性。古人远行，或徒步千里，于山川险阻中亲历世事，于风霜雨雪中磨炼筋骨。如今人们依赖舟车以代步行、依赖算法以代思考、依赖存储以代记忆、依赖生成工具以代写作……结果是行走不远就气喘吁吁，记忆力不断下降，生存能力越来越弱，劳动能力、动手能力也不如以前。人越依赖于外在的技术，人本身具备的德能就愈难彰显。人们沉浸在工具带来的便利中，误将工具的效能当作自身的能力，直到某一刻工具缺位，才发现自己已不能生存、不会思考、不会记忆、不会表达。这并非工具之罪，而是人自弃其能、自失其功的结果，这便是技术过度发展而忽视了人自身能力本性的开发带来的副作用。

其二，人与他人情感链接的淡化。《礼记·礼运》中记载大同社会的状态是“讲信修睦”，“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而如今，对工具的过度依赖正在逐渐取代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人情随之也可能变得越来越淡薄，由于缺乏沟通，人与人之间由猜测和误解所导致的信任危机不断加剧。技术的快速发展让人们的思维模式越来越简单化：只追逐功利、只讲求效率，不问是非对错，把真善美的本心抛在一边。这种局面不是人在使用工具，而是工具在役使人；不是人在掌控事物，而是外物在操控人。物质技术发展到极致，反而造成了精神空虚与人情冷漠，这都是过度依赖外在技术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人伦关系和社会风气上的表现。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之所生是为“善其事”，即工匠能够更好更快地完成工事，同时，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工事，工匠又会不断地“利其器”。因此，器物的产生和进步导致生产效率的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然而，器物本身便利却不能自我规范，精巧有力却无法自我约束，因而必须使器物的发展和使用始终合于道德。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信息革命，在“善其事”与“利其器”的和合相融下，科技日新月异，器物持续迭代。人工智能应时而生、蓬勃兴盛，然而其并未跳脱“器物”本质，其本质是数字时代的“器”。

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化史，器的发展始终遵循“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方向。道可理解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和永恒不变的规律。天地人各有其道，人之道即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自性明德，外显为具体之德。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发展器物时秉持的一以贯之的恒道。科技可以善用，也可以恶用。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前提下来发明和运用器（包括人工智能等科技），是处理人与工具关系的重要原则。

审视人工智能时代的道器关系，应当汲取中国古人的道德智慧。天道运行永不停息，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技进步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应当鼓励创新、勇于探索，打造出更便捷好用、更能便利民生的器物。但尤需注意的是，在科技创新的同时，要使人在使用器物的同时始终保持向上向善的追求，具备仁义礼智信的美德。只有以道为体、以器为用，以德为本、以技为末，器物才不会凌驾于道义之上，技术也不会遮蔽德性的向上向善，进而确保人工智能的发明使用始终遵循道德仁义的前提，成为人类的可信工具，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人类社会方可秩序井然、循道而行。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