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救赎——孙惠芬、刘恒、钟红明、李洱对谈《紫山》

近日，著名作家孙惠芬、著名作家刘恒、《收获》杂志主编钟红明做客北京大学“小说家讲堂”，围绕孙惠芬最新长篇小说《紫山》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书写展开对谈。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洱主持活动。

活动伊始，李洱教授向同学们介绍了三位嘉宾。他表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作家、批评家与编辑家的共同推动，《收获》长期以来见证并深度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钟红明作为资深文学编辑，多年来参与了众多重要作品的编辑与发表。刘恒则是中国当代文学场域中的重要作家，上学期曾做客“小说家讲堂”，围绕自己多年来的创作经验、人生体悟以及对青年创作的思考作过一次精彩分享，演讲稿发表后引起广泛讨论。谈及孙惠芬，李洱回顾了她数十年来对辽南的持续关注与书写。从《歇马山庄》《上塘书》《后上塘书》《生死十日谈》到新近出版的《紫山》，孙惠芬始终将目光投向故乡庄河及其周边地区，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中，体察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刻变化。李洱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结构性变迁，经济形态、伦理关系、人际关系乃至人的精神世界都随之发生变化。面对这样的变化，孙惠芬没有刻意追求强烈的戏剧冲突，而是以深切的同情、怜悯与爱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使宏大的社会历史沉潜于细密的日常经验之中。到了《紫山》，这种“爱”与“悲悯”依然存在，并且变得更加深邃。此次三位嘉宾共同来到课堂，也使这场围绕《紫山》展开的讨论，同时汇聚了作家与编辑家不同的文学经验和观察视角。

随后，孙惠芬从《紫山》的创作缘起谈起。她回忆道，2011年参加一次有关死亡与家庭的调查访谈时，听到了一个令她久久难忘的真实故事：一名长期在外打工的男子带着恋人回乡，寄居在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堂兄家中，几个人由此陷入复杂的情感与伦理困境。一次冲动之下，男子服下农药，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面对这场悲剧，村庄中的人们表现出相当的态度。孙惠芬坦言，这个故事在她心里存放了十余年。真正促使她重新进入这一题材的，是她逐渐意识到，这一故事并不只是一个偶然的乡村伦理或苦难事件，还包含着人与人之间无法轻易化解的情感困境。她说，自己想写的，正是“平凡中的苦难”。

这种理解也与孙惠芬自身的乡村生活经验有关。她从小生活在辽南，对乡村内部复杂的人情伦理、男女关系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隐痛有着长期而切身的观察。在她看来，《紫山》并非简单地对人物作出道德判断，而是试图走进困境内部，理解人物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以及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罪责、创伤与记忆。

谈到小说中村民对主人公复杂的态度时，孙惠芬特别提到辽南独特的地域文化。现实利益、乡土人情、民间传统与外来文化长期交织，使村庄中的道德判断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人们或许可以因为现实的人情关系而宽恕一个人，但真正困难的，是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小说由此从乡村伦理事件逐渐走向人的自我审视与精神救赎。

刘恒随后结合自己长期阅读孙惠芬作品的感受，从四组“三个词”出发，概括了她创作中最打动自己的精神气质。

第一组是“真实、真切和真诚”。在刘恒看来，孙惠芬作品中的“真实”，首先来自她长期而具体的生活经验。乡村的道路、尘土、院落、猪圈、鸡舍以及形形色色的人，都不是抽象的文学背景，而是能够在阅读中使读者形成鲜明画面的真实生活。所谓“真切”，则意味着作家能够从庞杂的生活中提炼出最重要、最触及人心的部分；而“真诚”，则体现在作家面对读者和人物时的态度——不炫耀、不居高临下，而是以平等、冷静的方式将自己的理解交付给读者。

第二组是“温情、温润和温暖”。刘恒认为，孙惠芬始终以一种近乎母性的目光看待笔下人物。即使面对那些有缺点、有私心、甚至会伤害他人的人物，她也没有急于进行道德裁决，而是试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位置。在刘恒看来，这种温暖并不是回避生活中的阴暗，而是在承认生活艰难与人性复杂的同时，仍然愿意相信人与人之间存在彼此理解和相互温暖的可能。

第三组是“悲情、悲伤和悲悯”。刘恒指出，孙惠芬小说的底色是深沉的悲悯。人生本身充满遗憾，人们对完满生活的期待往往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距离。文学不能取消这种遗憾，但可以让叙述者超越自身的悲伤，把目光投向人物，将理解与怜悯灌注到具体的人的命运之中。

第四组则是“飞翔、飞跃和飞鸣”。刘恒以此谈到创作者应有的视野和追求。“飞翔”意味着从日常经验中抬升起来，获得重新审视生活的高度；“飞跃”意味着不断突破既有的写作经验，不能停留在已经获得掌声的舒适区域；“飞鸣”则意味着形成属于自己的语言和声音。他以此寄语年轻创作者，也表达了自己对孙惠芬未来创作的期待。

《紫山》第一卷刊载于《收获》杂志2025年第2期，钟红明从一位文学编辑的角度，对小说作出了另一重解读。她首先谈到文学编辑工作的特殊之处：编辑往往能够在作品出版和公开发表之前，最早接触文学正在发生的变化。四十余年的编辑经历，使她不断在文学中看见超出自身生活经验的人生，也不断与优秀作家的思想发生碰撞。在她看来，文学真正令人着迷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不能被简单的概念和非黑即白的判断所框定，而是能够呈现人性中彼此交织的黑暗与光亮。

钟红明分析了《紫山》上下两部截然不同的结构。小说上半部将时间高度压缩在三天之内：一间近乎密闭的小屋、三个处于极端关系中的人，以及一个正在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生命。与此同时，屋外又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乡村葬礼，人情往来、利益盘算、伦理秩序和现实判断不断涌入这个封闭空间。由此，一个急剧变化时代中的社会关系，被高度浓缩在短短三天之中呈现。而到了小说下半部，叙事忽然打开。时间跨度延伸到二三十年，人物也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有人留下，有人远走，有人试图通过改变名字、身份和生活方式重新开始。钟红明强调，外在生活可以重新选择，过去的记忆却无法轻易抹去。真正漫长的，是一个人如何修复创伤、重新面对自己的过程。

因此，在钟红明看来，不能简单地以“乡村叙事”来框定《紫山》。乡村只是故事发生的现实空间，小说更深入讨论的，是人在命运面前所面对的普遍精神困境。所谓救赎，也并非最终获得他人的宽恕，而是在漫长时间中实现内在的自我释怀。她同时指出，一位成熟作家在同一部长篇小说中采用两种差异如此明显的结构和叙事方式，需要很大的创作勇气。而孙惠芬并没有把女性主人公塑造成一个“完人”，也没有为人物安排简单、痛快的圆满结局。人物带着各自的创伤、瑕疵和记忆继续生活，这种不回避复杂性的书写，恰恰显示出作品的现实主义力量。

听完钟红明的分析，李洱进一步谈到了编辑家与批评家阅读文学作品时不同的视角。他表示，编辑在阅读一部作品时，不仅要考察作品是否完整、人物关系是否成立，还要判断作品是否提供了令人意外的新经验，它与同时代作品相比有什么不同，在更长的文学史脉络中又可能形成怎样的意义。李洱也借此提醒在场同学，阅读小说不能只停留在情节和主题概括上，而要回到具体的文本与细节：一个作家为什么选择这个细节而不是另一个细节，为什么采用这样的比喻、这样的叙述方式。这些往往是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入口。

在互动问答环节，有同学由《紫山》中的乡村世界出发，提出了关于现代化与人的精神成长的问题：从传统乡村走向现代城市之后，人的精神世界是否真正发生了“进步”？城市人与乡村人面对困境的方式究竟存在怎样的差异？

孙惠芬回应道，乡村与城市在生活形态上确有很大不同。乡村社会中，人们朝夕相处，一个人的行为往往直接暴露在熟人社会的目光和评价之下，婚礼、葬礼等仪式也使伦理关系获得更加具象的表达；城市生活则相对封闭，许多内在困境并不容易被他人看见。但无论身处乡村还是城市，人所面对的情感挣扎、精神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只是表现和处理这些困境的方式不同。李洱也表示，时代、地域和生活方式会改变人面对问题的方法，但并不会自动取消人的基本困境。文学的意义恰恰在于，它使读者越过简单的城乡二元判断，重新进入具体人物的命运之中。

活动最后，李洱再次强调了语言和细节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他鼓励同学们始终保持对语言的敏感，从一个词、一个比喻、一个细节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在轻松而深入的交流中，本次活动落下帷幕。由《紫山》出发，孙惠芬、刘恒、钟红明与李洱共同将讨论延伸至中国乡村社会的时代变迁、普通人的精神困境与救赎、文学编辑的判断以及写作者面对现实的方式。正如《紫山》所呈现的，文学或许无法替人物取消苦难，也难以为人生难题提供答案，但它可以不断抵达生活内部，使那些复杂、幽暗而难以言说的经验被看见、被理解，并由此打开人与自身、人与他人重新和解的可能。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