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民德：打捞运河千年烟火

眼前是干涸废弃的河道，郑民德心里看到的却是奔流热闹的京杭大运河：两岸商铺林立，运河上拉满粮食货物的船只一艘艘驶过，船上的水手们喊着号子，场面蔚为壮观。

郑民德刚开始研究运河时，学界还没有明确的运河学的概念。近二十年间，他见证了运河学由冷到热，运河学的发展也成就了他的学术生涯，现在他已经是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郑民德还记得，刚读硕士时，他跟随导师王云去阳谷县张秋镇田野考察，用脚丈量运河，走遍了当地运河沿线的村庄。村里八九十岁的老人还记得运河通航的模样，把小时候在运河里游泳、长大后驾船去外地卖货的情景描绘得惟妙惟肖。聊到最后，老人问他：运河什么时候能重新通航？还能不能跟以前一样？

看见运河旁的普通人

在郑民德眼中，运河串联起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古往今来，运河上航行过的人数不胜数，他们中有帝王将相，也有士农工商。“都在运河航行，但他们的想法有很大区别。”

从帝王沿运河下江南途中写下的愿运河安澜的诗篇，到河政官员治理运河的工作日志；从明清小说中背井离乡沿运河做生意的商人，到方志中沿运河走亲戚、收庄稼、赶集市的普通人，运河沿线的生活日常散落在历史的角角落落。郑民德把这些零散的资料汇集起来，找出主线，串联、印证、深挖，拼凑出运河旁普通人生活的不同侧面。

这些资料文献中，郑民德最关注的是碑刻。这两年，他一直在进行元明清京杭大运河沿线水利碑刻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水利碑刻种类丰富，比如记录河政官员堵口等水利工程的记功碑、圣德碑，记录普通百姓水源分配、水利争端的碑刻，等等。“以前对这些碑刻的关注和研究并不多，也没有多少成果，进行搜集整理很有必要。”郑民德认为，研究水利碑刻，不仅能从宏观层面认识当时国家对运河的治理，也能从微观层面深入了解运河沿线区域民众因水而产生的各种交流。

碑刻到哪里找？古籍文献中有，运河沿岸的田野中也有。散落在田野中的碑刻，多与运河沿线百姓息息相关，一般不被官方记载。郑民德举例说，曾有碑刻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运河出现洪水，旁边一个村庄建了河堤，导致另一个村庄产生了水患，两个村庄由此产生矛盾，当地官员介入协调，制定规则，最后立碑把事情记下来，让以后的人记住规则，谁也不能违反。

“一块碑看似记录的都是琐事，但如果仔细读，了解其历史背景，会发现这不仅是两个村庄的事，其中藏着古代社会运河的运作规律。”郑民德说。对封建王朝来说，国家利益并非始终与运河两岸民众的利益一致。运河是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命脉，运河畅通永远是第一位的。当运河水少到一定程度，两岸百姓常没有水灌溉，甚至有案例记载，有人让牛喝了几口运河水，就受到了处罚。到了降水多的时候，运河河道暴涨，多余的水会被排到周围的田地，导致涝灾。只有在运河水量相对平缓时，两岸的村庄才可以按比例从运河取水，达到相对和谐的状态。

凡事有利有弊，运河的贯通也改善了沿岸很多百姓的生活。运河促进了交通，提高了商品运输效率，为沿线带来了一批批外地商人，当地百姓也开始从事各种手工业、商业活动，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城镇的崛起。在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中国运河文物文献展览馆，有一张《重修茶棚记》碑刻拓片，上面记载了运河旁区域社会里一个普通外地商人的小小善举。清乾隆年间，一个叫石德玉的外地商人常来临清做生意，他在路边建了茶棚，供路过的人免费喝茶。七八十年后，茶棚坍塌，石德玉的后代已在临清定居，不想父辈的善举中断，就与乡亲们一起捐款，重建了茶棚。“通过这样一个碑刻，记录了运河沿岸人们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的生活日常。”郑民德说。

运河对沿线区域社会的影响更复杂。以运河古都聊城为例，因为运河的贯通，古时聊城成为九大商埠之一，便捷的交通和日渐繁荣的商业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郑民德说，明清时期，聊城刻书业非常发达。在沿运河进京赶考途中，很多士子文人会在聊城停留买书，聊城的书甚至通过运河销往天津、北京，使得聊城成为当时北方的刻书中心。

坐冷板凳，搞冷研究

郑民德与运河的缘分最早可以从2003年算起。那一年他来到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读书，学的是历史教育专业。四年后考研究生，他选择留校深造，考了历史文化学院第一。在选研究方向时，他被分到了知名运河研究专家王云门下。

在当时的郑民德看来，研究运河并非坦途。其时运河研究不受重视，聊城的运河河道尚未整理疏浚，很多农村的运河河道淤塞后，被种上了树，盖起了房。学术圈对运河也多是零散的研究，不成体系。“我对运河也不了解，当时挺迷茫的，就想研究的意义是什么？价值在哪里？以后要定什么样的目标？毕业后能做什么工作？”

抱着这些疑问，一开学，郑民德就去找导师王云聊。王云给他讲运河开凿的历史，讲运河在中华文明演进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讲运河研究的巨大潜力。听完郑民德有了一些信心。“既来之则安之，只要把握住方向，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以后可能会出一些成果。”

接下来的三年里，郑民德根据王云的建议，开始研究运河漕运仓储。当时关于漕运仓储的研究，算是冷门中的冷门，几乎无人问津，但郑民德一点点坚持做了下来。漕仓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权为转运、存储漕粮而在人工或自然河流沿岸设立的粮食仓库，在不同朝代有着不同的名字。郑民德静下心来挖掘史料、实地考察，从不知道什么是漕仓，到研究秦代的敖仓，汉代的京师仓，隋代的含嘉仓、洛口仓、黎阳仓，明代的水次仓……逐渐摸清了漕仓的“前世今生”。

三年间，郑民德对运河更了解了，也更知道要怎么做学问了。“我跟王老师学到的最重要的，就是要追求客观真实。做任何学问、任何考证，一定要找最真实的资料，把史料研究跟现实考察结合起来，要经得起推敲。”

这期间，郑民德参与了王云负责的项目——编纂《中国运河文献书目提要》《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关于运河的文献记载涉及面很广，对初入门的研究者来说，很难一下知道哪本书有用。郑民德常一本一本地翻书，找到有用的就抄下来，标注好出处，以备后续使用。“有时一本书里可能就几句话是关于运河的，翻一上午书，只找到几十个字。”

有一次，王云让郑民德到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资料。每天一早，他就去抄档案，一直抄到档案馆关门，坚持了一星期。“那时候档案不让拍照，复印太贵，没那么多钱，只能抄。”郑民德回忆，那些满是繁体字、没有标点的档案，他一天只能抄几百字，晚上回去后还要整理核对，避免讹误。这些学术训练也为他日后的研究夯牢了基础。

硕士毕业后，郑民德再次面临人生的重要选择：继续运河研究，还是找份安稳的工作？出生于日照五莲县的一个小山村，郑民德的家庭并不富裕。刚读研究生时，他没有电脑，还是王云帮他争取了一台，供日常科研使用。好不容易毕业了，早点就业能帮家里减轻负担，郑民德犹豫了。王云再次推了他一把。“王老师跟我说，你做了这么多研究，又对运河这么感兴趣，半途而废有点可惜。”在王云的支持下，郑民德考入南开大学，跟随明清经济史研究知名专家许檀开始了博士研究生的学习。

攻读博士学位时，郑民德延续了硕士时对漕运仓储的研究，研究范围和深度有所扩大。博士期间，他发了二十多篇论文。“搞学术应该有恒心、有毅力。虽然我不是最聪明的，但只要一门心思做，深入下去，天长地久，总会做得越来越好。”

用脚步丈量运河

博士一毕业，郑民德就回到了聊城大学。这一年是2013年，不论对郑民德个人来说，还是对运河研究来说，这都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往前推一年，2012年6月，聊城大学发文，提出在运河文化研究中心的基础上，组建运河学研究院，这也是国内首家以运河及其区域社会为研究对象的院级科研单位。往后推一年，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在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运河研究迎来发展黄金期。

回到聊城大学后，郑民德入职运河学研究院，成为研究院成立后引进的第一批博士。他很快跟王云、李泉等前辈一起投入研究院的建设。运河学的概念最早在运河申遗时提出，至今不过二十年左右。在运河申遗成功前，郑民德记得研究院刚组建时只有七八人，学界对运河的研究常是单打独斗；等到申遗成功后，运河学收获了更多关注，研究成果多了起来。经过十几年发展，到2026年，研究院已经有22名科研人员。

作为新兴学科，运河学范围广，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环境学、地理学等都有所涉及。郑民德说，近年来，关于运河水利、水文、环境等偏理科的研究也日渐丰富，成为运河学研究的新方向。运河沿岸的文化遗产研究也出现了一批优秀成果。“相关研究不断丰富、细化，这也有利于运河学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伴随着运河学升温，郑民德在研究中发现了新的兴趣点：“以前研究运河，更多关注政治史，看古代王朝制定的规章制度，看官员怎么管理运河，跟普通人生活关系不密切。但运河中很多具体工作都是普通人在做，这些普通人跟运河的关系是什么？”

要在历史长河中，找到一个个普通人，并不容易。在一次次田野考察中，一个个曾生活在运河旁的普通人开始变得面目清晰。从读硕士时起，田野考察就是郑民德研究运河的重要方式。导师王云曾跟他说，研究运河如果只做纸面研究，整天蹲在书斋里，看到的肯定不是一条清晰的运河。书里看不到运河河道是什么样的，也看不到运河流经哪里，又流往何处。

十几年前，研究经费紧张，郑民德很珍惜每次田野考察的机会。到运河旁的村庄，一行人常边走边看，找村里老人聊天，看沿途文物古迹，累了坐在村头，饿了啃面包、吃方便面。现在研究条件好了，郑民德仍时不时带学生到运河旁走走。同事胡梦飞常跟郑民德田野考察。“有时院里经费不够，郑老师会用自己的研究经费带学生去。”田野考察一天下来，大家都很疲惫，但郑民德经常白天考察完，晚上就把考察日志写出来了，“还写得很有感情”。胡梦飞对此很是佩服。

当书本上的历史出现在眼前，历史情境感一下就有了。在近几年郑民德带队的田野考察中，很多学生由此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有学生在考察日志中写：“在学院上课时感觉这些船闸十分复杂，对其并没有什么兴趣，但实地见到以后竟忽然产生了一种共情，或许这就是田野考察的魅力吧。”“亲临历史现场与看书本中讲的历史还是不一样的，实地考察更加直观，甚至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心灵的撼动，这是读书读不来的。”

2024年，郑民德成为运河学研究院院长，处理的行政工作多了，做学术的时间少了，但他觉得学术研究不能放下，“一旦放下再拾起来就非常难。”在同事眼中，郑民德在学术研究上一直保持勤奋，堪称高产。但在郑民德自己看来，他也会卡壳。有时一个论点找不到佐证，缺少完整的证据链，会焦虑得好几天睡不着。

“做什么都会遇到困难，越过这道门槛，就能看到光明的前方；止步不前，或者被困难吓倒了，以后再遇到难题怎么办？这不仅仅是做学问，也是面对人生的态度。做学问跟人的精神状态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工作遇到难题就退缩，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会退缩。虽然不是每个难题都能克服，但我想能解决就必须解决，尽自己最大努力。”

接下来，郑民德还将继续聚焦运河沿岸基层社会民众相关研究，关注运河档案、碑刻、契约、文书等冷门资料文献的搜集整理。运河学热了，郑民德还想做冷研究。“这些冷门资料的搜集整理难度较大，费时多，不能很快出成果。虽然冷门，但也要有人去做，也要一点点去研究、去积累。”

从一开始犹豫没信心的初学者，到现在运河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郑民德在运河研究中逐渐找到了坚持的意义。“这么重要的一条河，它就在身边流淌，我们如果不了解它、不懂它，这是多么大的缺憾。”

（大众新闻记者 梁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