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的迷藏——满涛小说论

编者按

我市作家满涛近年来在《长江丛刊》《山东文学》《当代小说》等刊物连续发表数十部中短篇小说，引起文学评论界关注。继《北方文学》《当代小说》刊发对其作品的评论后，近日，著名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翟文铖等在《百家评论》（文学理论双月刊）发表评论《“说法”的迷藏——满涛小说论》，对其近作进行了中肯的分析点评，现转发以飨读者。

“说法”的迷藏——满涛小说论

翟文铖① 张祖扬②

在这个物质丰盛而精神普遍焦虑的时代，满涛作为近年来突起的小说家，以敏锐的洞察力，精准捕捉到时代发展中那些被遗忘或刻意抹去的瞬间。他在探讨个人、家族乃至一个村庄兴衰的同时，通过内容殊异的各种“说法”来建构自己的历史认同。“说法”的本义兼有解释与交代的双重意涵，指向对某件事的言说方式，或指向对某个结果负责的态度。在满涛的小说中，各种“说法”成为了人物应对不同现实时采取的言说策略，通过层层嵌套，进而成为历史被建构、记忆被重塑的叙事手段。他的小说世界在时间的冲刷之下，似乎与真相在进行着永无止境的迷藏游戏，从而使记忆与真相呈现出复杂的关系。若将满涛的创作置于当代小说的谱系中，我们会发现他擅长将“说法”作为嵌套的叙事装置，勘探不同族群的记忆脉络，不断地对现代人所遭遇的生存境遇进行深刻的拷问。

“说法”作为一种的叙事装置

《耳村族史别记》中，村长四叔面对二狗子之死，将他的尸骨当作“盗墓贼”安葬，计划在将来的族谱中写下“某年月日有贼人盗古墓，因分赃不均，一人被同伙打死，村民怜悯，葬于此”。然后，四叔意识到“所谓的真相终究要由活着的人决定，坟里的人不重要，坟外的人才重要”。这段话堪称满涛小说所奉行的叙事宣言：“说法”既是一种叙事装置，又是揭示真相的核心机制。他将“说法”的生成过程层层剥开，让读者意识到所谓真相从来不是客观实在，而是被权力、需要与记忆共同塑造的产物。然而，小说中人物对“说法”的依赖并非自欺欺人，而是边缘叙述者在流动的世界中安顿自我的必要方式。

叙事对“说法”形成的自觉在《罐头》中获得了更为复杂的呈现。鸡罐头厂长说“给顾客一个‘说法’就行了”，无疑道明了商品社会所依循的逻辑。拾荒老人因食用临期罐头死亡，马建国的父亲用方言说“药死了”（而非“噎死了”），妻子用“天热腐败”为丈夫开脱……每一处细节都在生成新的“说法”。马建国最终发出了这样的质问：“假如罐头会说话，它说出的是一个真相还是一个‘说法’？”这个问题仿佛成为了一把钥匙，帮助读者打开了满涛小说的机杼，说明人们只能通过“说法”来暂时确认“自我”的存在。

小说《吃鲸记》则将“说法”所嵌套的叙事方式演绎到了极致。祖爷爷守护鲸鱼的承诺、爷爷讲述的行善故事、哥哥贩卖鲸鱼下颌骨的商业运作，每一代人都在为这头巨大的鲸鱼赋予新的意义。鲸鱼下颌骨成为了主题公园的大门，“每一个游览的人都会站在大门下留影，然后仰着头绕着鲸鱼的下颌骨一圈圈地转，一遍遍地惊叹”，而那惊讶的样子“就像当年的村民一样”。这种跨越时空的复现暗示了“说法”的循环本质，人们永远需要某种叙事来安置自己的惊奇与敬畏，无论这叙事指向的是真实的鲸鱼或是商业的景观。

值得思考的是，满涛的小说虽然充满对记忆和真相的质疑，却并未陷入虚无主义。《笔墨》中王先生虽然从棺材中消失，但他的字被刻在石壁上，印在门票上，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吃鲸记》中鲸鱼虽然坍塌，它的下颌骨成为主题公园的大门，继续引发人们的惊叹；《耳村族史别记》中二狗子的真实身份虽然被掩盖，但他的尸骨最终入土为安，获得了“盗墓贼”这一虽不光彩却不容置喙的身份。

有的读者可能会质疑，认为小说中人物对“说法”的依赖是简单的自欺欺人，谈不上是生存的智慧。然而，细读《耳村族史别记》的文本，二爷爷用“忍字头上一把刀”的古老智慧教育后人，“咱们耳村以前祖辈都在湖上，这些年来到旱地上，也吃上麦子了，也住上瓦屋了，日子比原来好了，今天这光景，咱就靠一个忍”。这种“忍”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对固有“说法”（村民被当地人蔑称“湖猫子”）的改变，与命运暗中较量，从而生成新的“说法”（身份）。《话筒》中张大力的“神游”，其实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与超越。他在朗读时“开小差”，想象老李吃了“见手青”产生幻觉，想象与美惠的微妙交流。这些想象虽然“可笑”（他自己也知道），却是人物抵抗现实压力的方式。“张大力的神游并不说明他是一个心理阴暗的人，他只是有点小郁闷，本质上还是那个在教室里不敢大声说话的人。”对“小郁闷”心理的剖析，恰恰印证了满涛小说具备了足够的人文温度，说明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那些微小的、私人的甚至不登大雅之堂的情感同样值得被记录、被理解。

代际传递或记忆的嬗变

如果“说法”能够建构起读者期望的真相，那么这种建构又是如何在历变的时间中得以展开呢？满涛给出了另一条线索：当每一代人都在试图为同一事物赋予新的意义时，“说法”便成为记忆在代际传递中嬗变的过程。与此同时，满涛的小说对记忆的勘探，始终与小说中的物质载体紧密相连。《笔墨》中王先生用毛笔在墙上书写从小熟记的唐诗宋词，那些“写在石头上的字，甚至还不如写在墙上的字牢固，一场风雨就冲洗得干干净净”。看似徒劳的书写行为，作者却借此道出了文化的本质在于“无用之用”。王先生的尸骨最终从棺材中消失，只剩下一副笔墨，他的鬼魂“一溜烟跑远”，仿佛连死亡也无法固定一个人的存在。当省城书法家将王先生的遗作“千古风流”刻于石壁，又被印在景区门票上，昭示着王先生对文化（笔墨）的记忆和传承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无用”的文化以这种方式获得了永生。《罐头》中长久保存的牙膏皮成为马建国寻找“生命之源”的物证，更是他与父辈记忆的连接点。“那牙膏——也许万分之一微克——也一定随着母亲的乳汁进入了马建国的体内，成为他生命DNA的一部分。”满涛显示出对代际链接点近乎执念的追溯，暴露了现代人在回忆真空时对记忆物质化的渴望。当记忆本身变得不可靠时，人们只能借助具体的物件来锚定自己的来处。

然而，这种锚定在时代的变迁中是徒劳的。《吃鲸记》中祖爷爷最终从鲸鱼肚子里失踪，“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鲸鱼山突然坍塌，“天地间一片白茫茫，平静得好像从来不曾有过一头鲸鱼”。物质载体的消逝带走了记忆的最后依托，留下的只是代代相传的“说法”。《耳村族史别记》中三大爷的小卖铺倒塌，“掩映在半人多高的荒草中，用不了多久就会和泥土融为一体”。这些物质空间的消逝，与记忆的逐渐模糊形成同构关系，暗示着人们永远无法真正抵达过去的真相。

满涛的小说多采用嵌套叙事，时间跨度从民国到当代，这种结构使得代际记忆的嬗变成为天然的主题。《吃鲸记》中祖爷爷、爷爷、父亲和“我”这四代人对待鲸鱼的态度各不相同。祖爷爷将守护鲸鱼视为对村长的承诺和莫大的荣耀；爷爷视鲸鱼为家族的依靠；父亲则开始质疑鲸鱼的价值；而“我”这一代则试图将鲸鱼商业化。这种态度的历迁，折射出不同世代对传统和记忆的不同理解：承诺、依靠、质疑、或利用。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这段家族史进行对话，其中爷爷对往事的讲述尤其耐人寻味。“爷爷的话匣子打开了”，这句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话语，暗含了“讲述”作为行为本身的仪式性。那些“陈谷子烂麻子的事”被一遍遍道来，“虽然全无新意”，却成为了家族认同的基础。爷爷的讲述中充满了选择性遗忘与刻意的强调，他对用鲸鱼肉救人又不泄露天机津津乐道，对其中的道德缺憾却轻描淡写；他反复强调祖爷爷“懂孝道明事理”，却对祖爷爷打死外乡人的往事讳莫如深。这种选择性叙事，正是记忆实现嬗变的内在机制。

《笔墨》中的王先生与黑娃的关系，则构成了另一种代际传递的隐喻。王先生用手指甲在地上写下“黑娃”两个字，教他“黑是黑天的黑，娃是娃娃的娃”，书写行为本身就能够传递文化记忆。多年后，已成为知名作家的莫渔回到故乡，看到王先生的字被刻在石壁上，“真实和虚幻交织在一起”。他开始思考“世上到底有没有鬼魂”，思考王先生的鬼魂“究竟跑到了哪里”。这种思考通过追问，通过书写，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返回，正是记忆在代际间得以延续的方式。

在边缘人物与主流叙事之间

无论代际记忆以什么样的方式变化，最后终会落脚于那些被主流叙事遮蔽的边缘人物身上。他们既是被“说法”塑造的对象，也是对“说法”示以沉默的抵抗者。满涛笔下边缘人物的命运与主流叙事形成了微妙的张力。《笔墨》中的王先生一生痴迷书法，却被村民称为“王疯子”。他的艺术追求与生存困境形成强烈反差。王先生只想在白墙上写字，却不断被误解、被驱逐、被羞辱。他写的“念奴娇”被误读为“淫词儿”；他为周县长家后墙题写的“大江东去”被解读为政治隐喻。纯粹艺术冲动被他者强行赋予社会意义，最终导致了他的边缘化。由此可见，被误读与边缘化正是主流叙事对异质个体最行之有效的规训方式。

《话筒》重点刻画的人物张大力，只有在话筒前才能找到自我的价值。从校园广播员到车间领读人，话筒成为他与世界建立联系的中介，也是他逃避现实的庇护所。“会议室就像当年的播音室，在这里他体味着独有的快乐。”当美惠夺过话筒揭露刘明春的真面目时，话筒摔在地上“发出嘭的一声巨响”，张大力“终于看清话筒里面是什么了，里面空空如也”。声音与权力在此构成了一种虚幻的关系，当话筒背后的权力结构崩塌后，话筒就只能是一个“空空如也”的物件。《吃鲸记》中的祖爷爷同样是边缘人物的典型。他“是个瘸子，爬不上架子”，只能做些杂活，所谓被赋予守护鲸鱼的重任，其实是村民逃难时将他抛弃（边缘化）的另一种形式。他在鲸鱼肚子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十天半个月才出来一次”，最终失踪在鲸鱼肚子里。这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无不与主流历史的进程形成鲜明对照。即使外部世界经历变迁巨大，经历了改朝换代、兵荒马乱，祖爷爷却依然躲在鲸鱼肚子里，“像睡在一个巨大的梦里”。

《罐头》中的马建国也处于商业社会的边缘地带，他的小公司“只有他一个人”，他“既是老板，也是员工”。马建国用开孔剂修改日期，反映了边缘人物在主流商业规则下求生的策略抉择。最终，拾荒老人因食用丢弃的罐头死亡，父亲用幸灾乐祸的语气讲述这个新闻，马建国陷入了道德与生存的双重困境。他最终选择“几乎不出门，每天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发呆”，这是一种主动的彻底边缘化，也是对将他拒斥门外的主流社会无声的抗议。小说结尾，马建国“按照妻子的交待，不得不下楼来到储藏室”，却发现“里面弥漫着刺鼻的气味，是开孔剂”，所以“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着，转身出去，关上了门”。这种逃离是对所谓“说法”的放弃：他不再试图为那些临期罐头寻找合理的“说法”，不再试图为拾荒老人的死亡寻找真正的原因，而是选择关上那扇门，把自己封闭在阳台上的世界里。小说结局的开放性，恰恰体现了满涛小说的超越性。

如果说不确定性共同构成了满涛诸多小说的主题，那么写作本身就是他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抵抗。当王先生的字被刻在石壁上，当鲸鱼下颌骨成为主题公园的大门，当二狗子的尸骨被写入族谱，当话筒“发出刺耳的啸叫声”，当开孔剂的气味弥漫在储藏室里，这些物质化的痕迹通通成为对抗遗忘的最后堡垒。它们或许无法呈现主流历史的真相，但它们至少能证明小说中的人物曾经这样活过，曾经有这样的“说法”。

结语

满涛的很多小说，都可以视作一场关于记忆的迷藏游戏。其中的每个人都在试图寻找真相，每个人都在制造不同的“说法”，每个人都在被记忆塑造的同时重塑着记忆。作为这场游戏的“肇始者”，满涛肩上的文学使命并非提供确定的答案，而是尽可能地呈现问题的复杂性。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悖论，而这些人物成就了满涛小说的独特魅力。作者无疑让他们超越了符号化的道德载体，变成了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生命个体。

在这个意义上，满涛不仅对记忆与真相在持续勘探，更具备了对文学使命的自觉承担意识。现下，彻底理性化的社会面临价值虚无的危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说法”也能成为权力运作的工具，而记忆也可以不断被篡改和遗忘，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记录那些被主流叙事遮蔽的声音，打捞那些被时间冲刷的碎片，呈现那些无法被“说法”收编的异质性存在。满涛的小说在记忆与遗忘、真相与“说法”之间撕开了一道道缝隙，让读者得以窥见那些被遮蔽的生命图景。

“人不管在哪里摔倒，都要自己爬起来。”这句话在《话筒》中被张大力反复强调，也成为满涛诸篇小说的潜在主题。很多人物都在各自所处的困境中挣扎，摔倒，再爬起。他们的重新挺立并不代表着自身成功或救赎，但至少能成为生命延续的一部分，意味着对更多“说法”的持续寻找。而这种寻找本身，就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也是满涛小说的价值落点所在。

【转载自《百家评论》（文学理论双月刊）2026年第4期】

（作者①翟文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②张祖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硕士）

满涛，现任济宁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经理，高级记者，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济宁市第六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首批济宁文化英才。自1993年开始公开发表文学作品，多篇作品刊发在《光明日报》《长江丛刊》《美文》《中华散文》《北方文学》《当代小说》《天津文学》《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火花》《青岛文学》《胶东文学》《辽河》等省内外重要刊物，多次被《中华文学选刊》《微型小说月报》《散文选刊》《青年博览》转载。短篇小说《耳村族史别记》入围第九届郁达夫小说奖，《吃鲸记》获第六届乔羽文艺奖，散文《朽与不朽的人间》获《美文》报人散文奖（优秀作品）。著有散文集《行走在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