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好大雪

李白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我总是不信的。可那年的大雪，却是我亲身经历。那雪片子当真有大人手掌那么大，密密地、紧紧地，从天上坠下来。我手抓着窗棂，站在窗台上，看了个够。

头一天下午，雪就开始下了。没有风，世界安静得仿佛睡去了，只听得见雪落下的声音——簌簌的，又轻又软，又密又快，像是千百只猫在屋顶上踩过。我趴在窗台上看，看得久了，竟觉得那些雪片子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倒像是自己长了脚，急急地、又稳稳地，往地上赶路。

母亲在炕上缝补衣服，给我讲雪的故事。说远古时天上不下雪，下的是白面。后来人们不珍惜，拿来建寺庙、建宫殿。老天爷知道了，一气之下，改成了下雪。就是下雪，也是老天爷给众生灵的一条活路——第二年雪化了，可以滋润土地，人们通过种庄稼，活命。我小，不是很懂。

到晚上，雪就有半米厚了。我们将柴火和镐锹搬进屋内，父亲一捆一捆地抱，母亲在后面码得整整齐齐。那一夜，我们早早睡了，雪还在下，隔着窗，听得见它簌簌的私语，像是在给整个村庄哼着一支漫长的摇篮曲。

第二天一早，雪已经淹没了窗户的第一层玻璃。玻璃上结着厚厚的霜，只有巴掌大的地方还能窥见外面的光景。我把眼睛贴上去，看到的只是满眼的白，白得晃眼，白得让人分不清天和地。

“快来除雪！”大人喊。

好在，门朝里开，父亲用力一拉，第一眼便是一面雪墙，雪哗地涌进来一小截，凉丝丝地扑在脚面上。大人们拿着铁锹从门口往外挖，铁锹插进雪里，发出“噗”的一声闷响，像插进了一床巨大的棉被。渐渐的，一条雪的坑道形成了，足足两米多高，向院外延伸。大人们站在雪道里，我站在屋檐下看，只看得见铁锹一起一落，一起一落，却根本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于是每家每户先通到院外，然后再各家各户地连接。雪道在村庄里蜿蜒着，像一条条白色的血管，把一户户人家重新串联起来。我从家里跑出来，沿着雪道走，头顶上是一线天，窄窄的，蓝得发亮。再往前，看见邻家的妹妹站在她家的雪道口，穿着红棉袄，像雪地里跳出来的一簇火。

大人们说，这大雪，平地里足有一米六厚。要是风一刮，低洼处雪能达到四五米。曾经有人掉进雪窟窿里，再一刮，将雪窟窿填平了，这人，只有到来年雪化了，才能见到尸首。雪太大，就连一天几趟的火车，也停止了呜呜。听说过大雪封山，没听说过大雪封村。可那年，我们的村庄确确实实被封住了。然而奇怪的是，没有人觉得害怕。大家反而有了一种过年似的欢喜。

到了下午，村里的广播响了，是村长嘶哑的声音：“各家各户注意了！雪已经停了！明天开始，咱们要把路都通了。有劳力的都出来！”声音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在白雪的世界里传得很远很远。

我站在雪道里，仰头看那一线天空。雪后的天，蓝得透明，像是被洗过千万遍似的。有一只麻雀从头顶飞过，留下一声清脆的啾鸣。那一刻，我忽然想：这雪再大，也大不过人的心去。人心是热的，雪再厚，也要被它化开。

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听见外面铁锹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男人们从各自的雪道里出来，把自家门前的路接上公共的大路，一锹一锹地铲，一步一步地挪，从村头到村尾，硬是用铁锹在雪海里开出了一条条雪的坑道。那条路不宽，只容两个人并排走，但一定是通向了外面的世界。

可到了晚上，村长又喊话了。这一次他的声音比昨天更哑，像是喉咙里也塞了雪：“全体村民注意了！铁路被雪埋了，火车进不来，外头的物资也进不来！明天，能拿得动铁锹的，都跟我上铁路！我们要全力支援铁路除雪。”

那一夜，整个村庄都醒着。我躺在被窝里，听见隔壁张叔在院子里打磨铁锹，霍霍的声音，在雪夜里格外清晰。母亲在灶前忙碌，蒸了一锅又一锅的馒头。父亲翻出家里最大的那把铁锹，用砂纸细细地打磨着锹面，磨得锃亮，像一面银色的盾牌。

天刚蒙蒙亮，村口就站满了人。男人们扛着铁锹，女人们拎着水壶和干粮，连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也被允许跟在后面。

铁路从村中央穿过。可那天，我们走了很久才走到。雪太厚了，每一步都像在雪地里扑腾。等到铁路跟前时，所有人都愣住了——哪里还有铁轨？白茫茫一片，铁路和两旁的田野连成了一整块。

村长站在一块雪堆上，挥着手喊：“沿着路基的方向排开！两人一组，一左一右！先把最上面那层浮雪清掉！”于是人们散开来，像一排长长的省略号，沿着铁路的方向铺开去。铁锹起起落落，雪粉扬起来，在风里飞舞。男人们铲雪，女人们用扫帚扫，孩子们用脸盆往外端。我端了十几趟，手冻得通红，耳朵也冻得通红，可身上却是热的，像有一团火在胸口烧着。

铲到中午，铁轨露出来了一小段。黑黢黢的铁轨，嵌在白雪里，像是一行刚写下的字。有人欢呼起来。可村长又喊了：“别停！还早着呢！”于是又铲。铲到下午，铁轨露出了长长的一截，曲曲折折地伸向远方。人们坐在地上吃着大饼子，就着雪水。大饼子冻得硬邦邦的，咬一口，冰碴子扎得嘴疼。可大家都笑着，说着，像是干了一件天大的事。

第二天，又是从早铲到晚。

第三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听见了——从铁路的那一头，传来了一声长长的、低沉的呜咽。是火车的汽笛！那声音穿过了雪野，穿过了晨雾，穿过了我们这些天来所有的劳累和盼望，直直地撞进每个人的心里。

可我们小孩子看不见火车。雪道太高了，两壁的雪足有两米多，我们站在里面，像站在一条深深的壕沟里。我只看见父亲忽然踮起脚，伸长了脖子，然后笑了：“来了！来了！”

“在哪儿？在哪儿？”我急得直跺脚。

父亲蹲下身来，让我骑在他脖子上。我一下子升高了，眼前豁然开朗——白茫茫的雪野上，一列长长的火车正缓缓驶来。可我看到的，只是火车上面的一条线。因为那高高的雪道遮住了车身，只留下车顶和烟囱露在雪墙之上，缓缓地移动着，像一条黑色的、会走的线。那条线在白色的天地间行走，那么慢，那么稳，像一支铅笔在白纸上画下的第一道痕。

火车过去了。雪道上的人还在挥手。那条黑色的线消失在远方，可那一声悠长的汽笛，却留在了每个人的心里。

那天晚上，我躺在被窝里，眼前还在晃着那条线。黑色的，细细的，在雪白的天地间缓缓移动。我想，那大概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线了。它是全村人三天三夜的汗水和盼望，是雪地里开出的第一条路，是冬天里传来的第一声春天的消息。

那年好大雪。

后来我又见过许多雪，可再也没有哪一场雪，能像那年那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那雪里有铁锹的声音，有母亲的呼喊，有邻家妹妹的红棉袄，有一线蓝得像宝石的天空，还有那条在雪墙上缓缓移动的、火车的黑线。

李白的诗固然好，可他到底没有经历过那样的雪。他只写了雪的大，却没有写出雪里的暖。那暖，是雪道里传递的一碗热粥，是铲雪时陌生人递过来的一支烟，是广播里村长嘶哑的嗓音，是全村人一起站在铁路上，看着那条黑色的线缓缓驶过时，心底涌上来的那一股热流。

那年好大雪。大雪封了山，封了村，却封不住人间。封不住那一双双握紧铁锹的手，封不住那一颗颗热腾腾的心，封不住那一声从雪海深处传来的汽笛。

（鲁中晨报老年大学老年记者团 王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