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城金融监管支局“三个坚持”推动监督深嵌

为更好发挥金融监管支局纪委作用，有效发挥纪检监督“探头”功能，推动支局形成良好的“内部免疫”氛围，进一步优化支局发展的政治生态，禹城金融监管支局立足“三个坚持”，深度推动纪检与业务融合发展、黏合并进。

坚持监督跟着业务走

监督的触角仅仅跟随业务的流向、业务的场景同步延伸，力促业务拓展到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

一是监督阵地向一线下沉。改变坐在办公室看材料开展监督的模式，纪检人员主动走进监管一线、业务部门、检查现场、重点工作推进中，熟悉业务流程，厘清权责节点，看懂业务模式，识别真实风险，杜绝脱离业务实际的“纸上监督”。二是监督节点嵌入业务全周期。把监督关口前置到市场准入、资金支付、合同签订、项目招标、干部调整、现场检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业务关键节点，推行履职清单化管理，把监督的“探头”真正架在一线，与业务同步运转，杜绝等问题酿成案件之后再事后追责，始终秉承在业务运行过程中开展提醒、纠偏，实现从事后处置向过程管控的转变。三是监督议题紧扣业务重点。不凭空设定监督议题，坚持从业务风险中提炼，哪个业务环节风险高、自由裁量大、与市场主体接触密集，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同时把监督工作的重点任务，及时对接支局党建政治监督内容、改革攻坚任务、年度工作目标、重点专项工作，围绕业务的堵点、管理的难点、风险的高点确定监督主题，实现了精准有效。

坚持纪律围着风险转

坚持“纪律围着风险转”，将纪律管控的发力点从“事后惩戒”前移到“风险识别”，以廉洁风险为导向，风险在哪里，纪律约束就聚焦到哪里。

一是以风险识别确定纪律管控重点。纪律管控缺乏风险识别的支撑，就容易被等同于“泛泛提醒”，找不到发力点。支局以《廉政风险防控手册》修订为抓手，对照业务流程逐岗位“翻译”廉洁要求。按照分局纪委部署，通过风险排查和过往暴露出来的典型案例，梳理高风险岗位、高风险流程、高风险环节，针对行政许可、现场监管、风险处置、信访核查、物资采购、费用报销、安全保密等高频风险领域，配套制定岗位红线、负面清单、管控制度，让纪律要求具象化、岗位化，让员工知道本岗位“什么不能做”。二是风险等级匹配监督执纪力度。区分高、中、低不同风险权重等级，依据风险发生概率、潜在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配置差异化的教育频次、监督频次、谈话提醒要求和管控措施，采取适配的检查深度和监督方式，把有限的纪检资源集中投放到风险最高的领域，避免平均用力。三是随业务迭代动态调整纪律要求。立足纪律管控跟着风险变化走，随着支局承接的监管事权变化，重新校准风险等级和监督资源的匹配关系。对新承接的高风险许可事项，监督力量同步跟进；已下放的低风险报告事项，则响应降低监督强度。同时，面对新业务模式、新合作形态、新型利益关联，同步更新纪律约束，杜绝一套制度、一套纪律常年不变，防范新型隐形廉洁风险。

坚持廉洁融入发展中

把廉洁建设作为支局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保障，将廉洁合规转化为支局的治理能力和竞争优势。

一是压实业务部门主体责任。明确业务部门不仅仅承担监管职责，同时承担本部门廉洁风险防控的主体责任，改变“廉洁是纪检一家事”的错误认识，推动业务负责人主动抓风险、抓教育、抓苗头提醒。进一步健全岗位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将清廉建设与监管业务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推动持续感知廉洁履职的约束和压力。二是将廉洁要求内嵌管理制度。将一线反馈纳入制度修订，把廉洁嵌入监管闭环的制度设计，把廉洁条款写入岗位说明书、业务审批流程、绩效考核体系，形成“排查-修订-反馈-再修订”的良性循环，让廉洁从业成为岗位履职的固有要求，而不是额外附加任务，使廉洁要求成为每个监管环节运行的固有参数，而非附加条件。三是坚持严管厚爱服务于干事创业。明确非公务交往、投融资行为等方面的政策要求和限制性规定，构建“严管+赋能+守护”三位一体工作体系，既对违纪违法行为严肃处置，守住纪律底线；也落实容错纠错机制，区分工作探索中的履职失误和主观故意违纪，打消干部员工“多干多错”的顾虑，保护干事创业积极性，实现“既要管住人，也要激励人”。

（王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