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何以需要媒体？大众新闻“党报帮办·网上问政”的实践

导读

在推进系统性变革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主流媒体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信息发布和舆论监督职能，而是通过搭建诉求对接平台、联动多元治理主体、落地常态化协同机制，把媒介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社会治理效能。

本期“一线聚焦”围绕当下主流媒体从信息传播主体向治理协同主体的转型实践展开深入讨论。

主流媒体如何参与社会治理，是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被反复追问的命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理解主流媒体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提供了政策依据。这意味着，衡量主流媒体的标尺不能停留在发了多少稿件、产生了多少流量，而要追问它是否真正嵌入治理体系、能否提升治理效能。

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的探索为观察这一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从大众日报民声版到大众新闻客户端服务频道，从《党报帮办》栏目到“党报帮办·网上问政”平台，其逐步形成监督、问政、服务相融合的格局，并实现了留言量成倍增长、诉求办结数量持续攀升。

本文以媒介化治理为理论视角，剖析主流媒体角色转型的内在机理，并回应职能部门已有法定监督执法权何以仍需媒体介入这一问题。

01

媒介化治理与党媒的角色再定位

媒介化治理的核心逻辑根植于媒介化理论，是媒介逻辑嵌入社会治理维度的一种体现。丹麦学者施蒂格·夏瓦把媒介化视为现代性的核心进程之一：媒介融入其他社会制度与文化领域的运作中，同时其自身也相应成为社会制度。

因此，社会互动——在不同制度内、制度之间以及社会整体中——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得以实现。由此出发，传播逻辑与治理逻辑相互建构、彼此嵌入，治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须借助媒介的中介、组织与连接功能方能展开。

在此意义上，有研究者指出，在社会治理语境下，主流媒体不仅是工具和中介，而且是多元治理主体之一，扮演着社会对话的组织者、社会冲突的减压者、社会协同的连接者等多重角色。

这一判断包含角色与功能两个层面。就角色而言，媒体不再仅是信息上传下达者，而成为协同治理的参与者，承担社会对话组织者、治理资源连接者的职能。就功能而言，媒体供给从单一的新闻宣传扩展为信息、服务、政务、治理的复合形态，对应“新闻+”运营模式的制度化展开。

需要强调的是，媒体参与治理并不意味着要越俎代庖、替代职能部门行使国家强制力。媒介化治理的精义在于以传媒促治理，媒体提供的是平台、网络与资源聚合的组织化力量，用公共性连接政府、市场与社会，让各方在同一种可见性与协商规则下共同面对问题。

从机制上看，媒体参与治理的关键在于可见性的生产。媒体则善于把分散、隐匿的社会问题转化为公众看得见、议得明的公共议题，使治理行为始终处于可见的协商之中。

因此，媒介化治理并非游离于治理体系之外的点缀，而是其结构性组成部分。它不改变既有的配置，却重塑了治理的注意分配、问责节奏与信任积累方式，这与以传媒促治理的精义一脉相承。

02

监督、问政与服务：媒介化治理实践的探索

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集中体现为监督、问政、服务三条路径的交织。它们共同指向一个目标：把媒体嵌入社会治理过程。

（一）以舆论监督发挥问题发现的前哨作用

监督是党媒参与治理最根本、最具辨识度的功能之一。大众日报民声版坚持每周出版，开设《说民情  道民意》《新问题  新解法》《一线调查》等栏目，前两者以“听民情、道民意、察现场、析难题、找解法”为定位，后者以记者蹲点调查、多方求证见长，共同聚焦骑手进社区难、高龄电梯换新、电动车充电收费混乱等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形成“曝光—追踪—反馈”的闭环。

“党报帮办  天天3·15”专题则把消费维权做成常态化发声，通过线上受理、记者调查与部门认领相结合推动个案转化，2026年“3·15”期间推出了曝光安吉椅业“黑心绵”、轻医美速成、公考退费陷阱、短视频涉黄产业链等多组深度调查，安吉椅业报道推动当地开展行业紧急大排查。这种监督的意义不止于曝出个案，更在于把个案上升为公共议题，倒逼制度层面的回应。

（二）以问政平台搭建民意与政务的直通车

2026年7月，大众新闻“党报帮办·网上问政”全新改版，增设“直通12345”入口，群众留言可同步接入政务热线办理体系，实现“一次留言、双线督办”；“我的留言”功能让办理进度全程可视、接受再监督。

接入政务热线并非简单的转办，其要害在于把媒体的议题设置能力与行政办理对接起来：群众诉求一经媒体公开呈现，便进入“留痕—督办—反馈—公示”的可见化流程，既提高了部门办理的效率，也使办理质量置于公共评价之下，媒体的在场由此转为治理的公示栏。

同时，通过对接山东省大数据局，将“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接入大众新闻，实现了从媒体反映问题到媒体直达政务办理的提升。这里，媒体不再只是把问题报上去的传声筒，而是成为政务服务与公众诉求之间的聚合性节点。

（三）以服务延伸拓展治理的纵深

治理参与还体现在服务供给的宽度上。面向企业，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联合省工商联启动民营企业意见建议征集，面向经营主体收集营商环境、惠企政策落地的堵点，组建大众新闻“党群同心·党报帮办志愿服务队”，联合10余家厅局和协会组织“一起益企”“电商助企”等系列活动，开展疑问解答直播30多场、覆盖受众超20万；面向群众，民声版设置《民生政策@您》《问暖今冬》等栏目，在解答个案的同时普及政策、预防风险；面向网络生态，联合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运营《实锤》辟谣栏目，2025年全网浏览量超过14亿。

从为个人办事到为企业纾困，从具体诉求到前瞻预警，从线上受理到“党群同心·党报帮办志愿服务队”进社区进企业，服务维度的拓宽使党媒的治理功能从末端化解延伸到前端预防。群众在此表达，部门在此回应，企业在此发声，媒体在此调度资源、督办进度、公示结果。

03

何以需要媒体：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不可替代性

现代社会的治理难题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末端执行环节的信息不对称与协调失灵上。行政监督受科层边界所限常面临发现难、取证难、跨部门协同难；社会组织与公众虽有参与意愿，却缺乏稳定、畅通的表达渠道。

媒体介入的意义正在于以舆论的力量弥补制度性监督在信息获取与执行督促上的缺位——它不是替代任何部门的法定职权，而是为这些职权的顺畅运转提供问题来源、压力来源与信任来源。具体而言，党媒的比较优势体现为信息汇聚、网络连接与公共性生产三个层面。

（一）广泛、灵敏的信息汇聚

职能部门的信息来源主要依赖行政体系和群众举报，而媒体通过“领导留言板”、热线电话、记者调查等多元渠道，能够实现对各类社会诉求的全天候、跨地域、多触点捕捉。2025年，“大众帮办”通过大众新闻“领导留言板”处理212件民生事；2026年1月1日至8月24日，“党报帮办·网上问政”平台共收到群众留言1367条。

这种信息汇聚的规模效应，使媒体得以充当治理体系的“社会感知器”，为政府部门及时、充分地回应民意赢得时间窗口，这是单一职能部门在横向信息整合层面难以复制的比较优势。

（二）治理网络的连接与整合

媒介化治理的要义即通过媒介与政府、公众、社会组织中的一者或多方的协调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媒体在治理网络中扮演着连接器和整合器的角色，既向下连接公众诉求，向上对接党政决策，横向贯通各职能部门，还连接媒体自身与政务服务平台。

大众新闻“领导留言板”与12345政务服务平台的双向对接正是这种连接与整合功能的体现。媒体不再是被动的信息中转者，而是主动编织治理网络、推动条块协同的组织者与促进者。

（三）公共性的生产与维护

公共性是理解媒体治理角色的关键维度。有学者指出，在注重共识和秩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中国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的影响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落脚于公共性，形成了与西方媒介逻辑主导不同的中国方案。

这意味着，媒体的公共性具有双重规定性：一方面，它区别于纯粹的行政力量，不以行政指令为唯一行动依据；另一方面，它也区别于纯粹的市场力量，不以商业利润为优先考量。正是这种双重超越，使媒体能够在部门利益和局部视野之外，以公共利益为尺度审视治理问题。

综上所述，舆论监督赋予了媒体发现问题的时间优先性，网络连接赋予了它解决问题的空间整合力，公共性生产则赋予了它凝聚信任的价值引领力，三者共同勾勒出党媒不可替代的治理角色。

04

从个案求解到制度供给：媒体角色转型的内在逻辑

大众日报·大众新闻客户端的角色转型并非简单的“帮人多办事”，而蕴含一条清晰的功能升级链。

（一）从解决一个诉求到治理一类问题

2026年前三季度，“党报帮办·网上问政”平台办结群众诉求489件，收获锦旗、感谢信与2025年全年相当。但真正体现治理价值的是其“小切口介入—全链条调查—多维度呈现—实质性推动”的模式。

大众日报民声版2026年4月8日刊发的《家门口的零工驿站成摆设》是典型案例。报道以烟台芝罘区一处零工驿站为切口，记者实地体验发现公示栏信息滞后、通过自助求职机投出的简历无人回应，并多方求证厘清其“挂牌运营却空壳化”背后的运营责任模糊问题，还邀请省委党校专家开出明确运营主体责任、创新实效考核等药方。

报道不只是曝光某一处服务短板，而是揭示了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供给失灵这一共性问题，促成同类问题的批量整改。当个案报道积累到一定程度，媒体便建立民生诉求动态研判机制，定期梳理高频、趋势性及区域集中的问题，把群众的吐槽点转化为治理的发力点。

（二）从报道事件到参与规则

大众日报民声版明确坚持从解决一个投诉演进到完善一项规则。以“霸道路桩”连续报道为例，2026年4月，淄博市临淄区一名电动车骑行者撞上水泥路桩受伤引发关注，大众日报先后刊发《“霸道”路桩，该不该拆？》《“霸道”路桩已拆除》等稿件，先对路桩设置的安全性、合规性提出追问，继而追踪整改、公开发布拆除进展，并配发评论《不能一“拆”了之》，把设桩伤人、拆桩失序的个案引向管与放、堵与疏如何平衡的精细化治理之问，构成完整的治理循环。

这意味着党媒开始以规则议题设置者的身份介入治理，在政策试验、落地反馈与制度完善之间充当循环中介。

（三）从信息发布到生态运营

大众日报构建起覆盖客户端、微信公众号、视频账号、热线电话的全媒体诉求矩阵，将问题受理、进度查询、结果公示、二次传播整合为闭环。这种平台化运营使媒体从单向发声的机构变成多方汇聚、常态运转的治理生态。

特别是“党群同心·党报帮办志愿服务队”组建以来，以“新闻+服务”模式聚焦民事无忧、企事有解、政事高效，先后走进福牌阿胶等企业，帮助中小企业对接院士团队“借智”破解生产难题，又联合邹城市文莉爱心志愿服务中心、邹城市妇幼保健院等开展特殊儿童公益帮扶，把治理触角从线上延伸至线下，进一步夯实了党媒作为治理网络枢纽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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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党媒既不应当退化为政府部门的传声筒，也不必把自己想象成替代职能部门的执法者或裁决者，而是要在传播工具与治理枢纽之间找准平衡——以舆论监督守护问题意识，以问政服务聚合多方资源，以平台化运营沉淀治理网络，最终把自身的传播力、公信力转化为可感知的治理效能。

当然，这一转型仍面临监督深度不足、跨部门协同机制尚待健全、融合传播效能有待提升等现实瓶颈，唯有在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前提下持续深耕，党媒才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更大、更独特的作用。

（王红军：大众日报舆论监督部副主任、大众新闻大众帮办工作室主任；田汝晔：大众新闻大众帮办工作室记者）

本文刊于《全媒体探索》2026年9月号，原标题为《媒介化治理视域下党媒的角色转型——以大众新闻“党报帮办·网上问政”为例》，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