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日照丨让泄露学生信息的“内鬼”无处遁形

李尧

“某某孩子妈妈，您好，孩子要升初三了……”不少家长都收到过类似的骚扰电话。来电者不仅知道家长的手机号码，还能准确说出孩子的姓名、学校甚至年级、班级。电话之所以精准，是因为学生信息早已被明码标价、批量倒卖。

2026年4月，四川警方破获一起横跨17个市州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全链条摧毁“学院高层—校内管理员—中间商—校外招生团队”四级黑色产业网络，抓获涉案人员5名，封存涉案学生公民信息90余万条。同年，山西太原警方也侦破两起“教师内鬼”案，犯罪嫌疑人利用职务便利，从学校工作群违规下载学生信息，累计非法提供30万余条。

90万条、30万条，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数十万个家庭的隐私被肆意践踏。

问题的根子，在“重采集、轻保护”的行业积弊。教培机构、学校手握海量学生与家庭信息，在信息采集上具备天然优势，但不少主体缺乏基本的数据安全意识。有的学校信息管理近乎“裸奔”，学生信息在联络工作群中随意流转，教师可批量下载；有的机构将学生数据视为“资产”，离职人员权限长期不回收，数据导出无人监管。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网络社交平台和行业交流群中，学生信息被打包成所谓“教培资源”“招生名单”，按条计价、批量出售，甚至可以按区域、年龄、年级“定制筛选”。单条信息售价从0.5元到十几元不等，购买5万条以上还可“买一送一”。

更值得警惕的是，过去不少地方处置这类案件，往往只罚中间商。倒卖信息的“二道贩子”被追究了，而真正泄露数据的“内鬼”却常常隐身幕后。这种“抓小放大”的执法惯性，让源头泄露者有恃无恐。

司法层面已经释放明确信号。2026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明确对利用职务便利泄露信息的行业“内鬼”、黑客技术窃取、数据倒卖牟利等行为从重处罚。其中，黄某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非法登录学籍学历查询官方平台，获取公民学籍信息后贩卖，人民法院依法从严惩处，彰显了维护政企平台数据安全的决心。依据刑法规定，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五万条以上即构成“情节特别严重”，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学生信息泄露，必须从“治标”转向“治本”，从“罚中间商”转向“全链条追责”。

治理的关键，在于把防线前移到源头。

学校、教培机构须严格落实个人信息“最小必要”原则，只采集、留存开展教育服务所必需的信息，杜绝无边界、超范围收集学生与家庭信息。同时，应健全内部数据管理制度，加强数据访问、下载、复制的全流程管控，每一次大规模数据调取都要履行审批登记、操作全程留痕可追溯。针对异常批量导出、批量查询等行为，应建立预警和审计机制，从源头封堵信息泄露漏洞。管好离职人员权限，让“人走了、权限还在”的漏洞彻底堵上。

平台同样不能置身事外。学生信息在社交平台上被明码标价、在行业交流群中被公然叫卖，平台的技术监测和内容审核责任不容推卸。及时清理售卖学生信息的群组与账号，主动对接监管、司法机关打通线索移交通道，是平台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家长也需守住信息关口。填写纸质资料、提交线上表单时保持审慎，不随意填报身份证号、子女班级等敏感内容，不在家长群转发附带隐私信息的截图，教会孩子不随意透露家庭与个人信息。

每一条被倒卖的学生信息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安全隐患。守护孩子的隐私，不能只靠一次专项行动，而要建立全链条追责的长效机制。让泄露信息的“内鬼”付出代价，让购买信息的机构承担后果，让监管缺位的平台接受问责，才能真正织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网，让家长不再被骚扰电话惊醒，让孩子不再为信息泄露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