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观智库·重阳节策划丨聚焦人口老龄化——人口变老，应对有何良方？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我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老年人口，人口老龄化将是我国今后较长时期内的基本国情，人口结构变化也会给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新课题。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大众日报理论版推出专版，从多个维度探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良策良方。

“老年+青年”“老年+儿童”——

养老院也可拆掉代际的墙

□ 王梅花

  ●“代际融合”养老，是指通过促进不同年龄段人群之间的互动与共处，实现资源共享与情感联结的养老模式。其目标是通过构建代际共享的生活设施与活动空间，加强代际沟通与互动，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与家庭结构日益核心化，传统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老年人在经济保障、日常照料以及精神陪伴等多个层面均存在供给不足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代际融合养老模式应运而生。该模式通过组织老年人与其他年龄段人群（特别是年轻人）共同生活，构建起一种互相支持、互利共赢的新型养老生态。

“代际融合”养老，是指通过促进不同年龄段人群之间的互动与共处，实现资源共享与情感联结的养老模式。近年来，我国各地积极探索多元化的“代际融合”实践路径。例如，鼓励低龄、健康老人为高龄长者提供服务，并将服务时长存入“时间银行”，未来可兑换相应服务；年轻人通过提供科技助老等志愿服务获取社区积分或公益实践证明等。

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代际融合”模式：一是“老年+青年”双向陪伴模式，即以优惠房租为激励，吸引年轻志愿者与老年人共同居住，在提供日常服务的同时实现双向陪伴；二是“老年+儿童”融合照护模式，即在同一机构内同步提供养老与托育服务，使老人与幼儿在共同空间中活动，由工作人员进行一体化照护，实现“一老一小”需求的有机结合。

第一种模式，可以称为“青银共居”模式。“青银共居”模式旨在通过搭建青年人与老年人共同生活的平台，实现资源互补与社会互助。民政部数据显示，全国养老机构平均入住率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大城市中的年轻人希望以更低的生活成本获得较为稳定的居住环境。养老机构提供住宿和三餐，居住环境安全且作息规律，与部分年轻人的需求恰好吻合。广东佛山的和泰中心•青椿公寓是国内最早探索“青银共居”模式的养老机构之一。2022年，和泰中心机构内有大量闲置房间。与此同时，其所在的顺德区北滘镇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机器人制造行业发达，吸引大量年轻人涌入，住房是他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青椿公寓将部分闲置房间以低价出租给年轻人，同时要求他们每月完成30小时左右的老年陪伴志愿活动，包括陪伴老人、协助搬运家具、组织聚会及活动策划等多个方面。2023年，苏州几家养老院开始尝试“代际融合”养老方式。年轻人通过累积养老服务时长，兑换在养老院的住宿资格、抵扣房租。年轻人和老人们同吃同住，进行“跨代社交”。

第二种模式，可以称为“老幼共托”模式。一些城市幼儿园招生不足而社区老人养老需求激增，“老幼共托”模式作为一种创新尝试，为统筹解决幼儿园资源闲置和社会养老难题提供了新思路。2025年初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建设“一老一小”服务综合体。截至目前，已有北京、重庆、深圳等地开展试点，探索以空间共享、资源共用、代际共融为主要特征的“老幼共托”照护模式。

“代际融合”这一理念，是基于对传统养老模式的深度审视而引发的积极创新。它突破了单纯物质供养与生活照料的局限，将重心转向精神层面的深度交流与温情陪伴。“代际融合”养老模式的实施与推广，将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效应。

首先，对于老年人而言，代际合作为老年人提供了新的社会角色和活动内容，有助于维持其生理和心理健康。传统养老模式往往侧重于物质层面的照料，却容易忽视老年人精神层面的需求。在“老年+青年”双向陪伴模式中，富于创新思维和青春活力的青年志愿者入住养老机构，与老年人共同生活、学习、娱乐，有利于满足老年人对情感交流、知识更新、社会尊重与认同感、生命价值与成就感的渴望；在“老幼共托”模式中，儿童的欢声笑语能有效驱散老人的寂寞感。老人们通过给孩子们讲故事、教他们游戏、儿歌或手工，实现“老有所为”，能使他们重新感受到自己被需要、被尊重，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其次，“代际融合”模式也给青年人和儿童带来了诸多实际利益，如获得非正式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情感支持等。在“老年+青年”双向陪伴模式中，年轻人可以在不影响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前提下，通过提供陪伴服务来获得居住成本上的实惠。这种模式既解决了年轻人的实际生活困难，又让他们在陪伴老年人的过程中获得了成长与锻炼的机会。并且，老年群体中不乏专家学者和各界精英，他们的言传身教能让年轻人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他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提供更多可能性。“老幼共托”模式则可以为儿童提供更丰富、更安全的情感支持系统。在父母和老师的陪伴之外，还与慈祥的长者建立情感联结，这种多元化的依恋关系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

再次，对社会而言，代际互动有助于构建跨越年龄的社交网络，增强社会信任与互惠意识，形成稳固的社会支持体系，从而提升社区凝聚力，并推动资源共享新模式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代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以志愿服务为基础的“青银共居”模式，不仅缓解了年轻人的经济压力，更促进了理解、尊重、关爱与责任在代际之间的传递。“老幼共托”作为一种创新服务模式，能够有效缓解社会养老与托育在资源方面的双重压力，提高社会服务的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 

（作者系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

践行积极老龄观，重新审视老年人的社会角色——

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难点怎么破

□ 宋 建

  ●“老年”（60周岁及以上）这一概念本身并非固定的自然划分，而是与工业时代退休金发放这一特定制度紧密结合的历史建构。如今，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以及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逐步推进，劳动年龄与老年阶段的传统界限正在被重新调整，老年人的社会角色认定和社会参与模式也将发生新的变化。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从中度向重度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23.0%，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社会。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推动老年人社会参与，助力其度过丰富多彩的人生阶段，已成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社会活力的重要议题。

从现实情况看，老年人社会参与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分化特征。这与老年人并非同质化群体有关，不同老年群体之间在资源禀赋与生活条件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年龄结构上，还体现为城乡之间、养老金水平之间以及健康状况之间的多重分化。多重因素叠加，使得老年人社会参与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与不均衡性。国外有学者指出，“老年”（60周岁及以上）这一概念本身并非固定的自然划分，而是与工业时代退休金发放这一特定制度紧密结合的历史建构。如今，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以及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逐步推进，劳动年龄与老年阶段的传统界限正在被重新调整，老年人的社会角色认定和社会参与模式也将发生新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理念层面对老年人社会角色进行重新审视。积极老龄观强调，老年人不仅是社会保障的对象，更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与贡献者。他们在老龄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也不仅仅是消费者，还可以成为生产者，甚至活动的组织者、政策制定者以及产品研发的参与者。

推动老年人社会参与，不仅需要完善多层次参与平台，更需要在积极老龄观引领下，通过公共服务和适老化改造、技术赋能与供给优化，构建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系统性支持体系。

一方面，要构建层次分明、多元协同的参与平台体系，拓展老年人参与渠道。

在基础层面，通过社会治理参与、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和老年教育等方式，有助于为不同年龄段和不同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日常化、就近化的参与渠道，这也是现阶段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主要形式。例如，山东省打造了“孝善齐鲁•银龄行动”品牌，引导超过360万注册老年志愿者，在社区协商、纠纷调解、公益慈善等领域发挥作用。进一步地，老年人再就业作为更具结构性意义的参与形式，逐渐成为拓展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方向。要从职业教育培训、保障老年人劳动就业和创业权益等方面鼓励老年人再就业。今年，上海28个部门联合发布“老有所为”行动指南，从多个方面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

另一方面，要构建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系统性支持体系，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基础条件和可及性。

首先，进一步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老年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提供基本保障与支持。山东省的老年公共服务供给已经形成了一个“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家庭尽责”的多元化格局，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积极打造“一刻钟养老服务圈”。

其次，推进适老化环境改造，在交通出行、信息获取与公共空间使用等方面降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门槛。早在2023年底，全国共完成超过1.3万个城市公交车站台适老化改造，全国范围内各种“关怀版”或“长辈版”的政务App或政府网站的“长者专版”也以大字体、大图标、语音版等形式方便老年人获取信息。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也为公共空间适老化改造指明了方向。

最后，通过促进老龄科技进步与市场供给结构优化，满足老年人发展型需求。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重塑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时空限制。数字平台使得老年人远程社交、线上学习甚至远程志愿服务成为可能，可穿戴设备、智慧养老监测平台等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安全性与可持续性。尽管相当一部分老年人还面临数字鸿沟的制约，但是技术进步却正在由“服务老年人”向“赋能老年人参与社会”深刻转变。伴随着我国第二次“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正在逐渐步入老年期，他们对于新技术的适应能力比以往老年世代大幅提升，也对现在的老龄相关产品设计提出了新要求，有别于年轻人但是又没有那么老年化的产品设计有可能更加得到他们的青睐。未来老年相关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应该向支持老年人更高层次社会参与转变，以满足其发展型、改善型需求。

总体来看，在积极老龄观引领下，通过多层次平台构建与系统性支持体系建设，有望推动实现更加充分与均衡的老年人社会参与格局，进而使得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老年生命阶段更加值得期待。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解决好“谁来干”“怎么进”“如何干好”——

打通社区养老“最后一公里”

□ 雷璟程

  ●打通最后一公里，关键在于把市场的专业化供给能力嵌入社区平台，在政府保基本、市场供多元、社会补温情的分工中形成协同共治格局。

养老服务的重心在社区，难点也在社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政策指向十分清晰：养老服务不能靠政府单打独斗，而要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协同发力。但从实践来看，养老服务体系的“骨架”已经搭起，“末梢”却仍未打通——老年人在家门口获得便捷、专业、可负担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仍是最突出的短板。打通这一公里，关键在于把市场的专业化供给能力嵌入社区平台，在政府保基本、市场供多元、社会补温情的分工中形成协同共治格局。而这，正是三方协同机制在社区这一层级的具体落点。

社区养老的吸引力，在于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既减轻家庭照护压力，又避免机构养老的疏离感。近年来，嵌入式养老、家庭养老床位、老年助餐、互助幸福院、时间银行等新形式不断涌现，服务供给的形态逐渐丰富。

但形态的丰富不等于供需匹配。老年人的需求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且分化明显：失能老人的核心需求是日常照护和医疗护理，高龄老人往往在照料、就医、精神慰藉上面临多重困境，独居且身体尚可的老人最需要的可能是文化娱乐和社会参与。同一栋楼里，需求可能天差地别。

供给端的回应却显得粗放。一是主体单一，社区养老服务多由政府主导或兜底，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进不来、留不住；二是造血不足，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普遍微利运行，对财政补贴依赖较重，难以形成可持续模式；三是人才短缺，专业护理人员招不来、留不住，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四是政策悬空，规划、用地、税费、金融等支持措施在基层落实不到位，行业标准和监管机制也不健全。需求端“千人千面”，供给端“一个模子”，错位由此产生。

破解这一错位，绕不开一个根本的问题：养老服务的准公共品属性，决定了它既不能由政府大包大揽，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包办，财政难以为继，服务也难免同质化；全靠市场，普惠性又可能被逐利性侵蚀。可行的路径，是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市场主体的独特价值，在于专业分工带来的效率与创新。养老企业能够把标准化照护流程、智慧化监测手段、连锁化运营经验带入社区，能够根据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的结果提供分层分类服务，也能够在智慧医养、物业+养老、康复辅具、老年用品等领域打开新的空间。一些地方推行“政府助推、社区平台、市场载体”的做法，由政府提供设施和政策，社区提供场地和组织，企业负责专业运营，效果正在显现。

与此同时，需要警惕两种倾向。一是“一放了之”，把养老服务简单推向市场，导致价格失控、普惠性流失；二是“一管就死”，准入门槛过高、补贴依赖过重，企业失去创新动力。说到底，是要把握好福利性与盈利性的平衡：企业既要追求合理利润，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政府既要给足支持，也要守住底线。

打通社区养老的“最后一公里”，关键是要解决好“谁来干”“怎么进”“如何干好”的问题。

厘清边界，解决“谁来干”的问题。政府重在保基本、定规则、强监管，把兜底保障、规划布局、标准制定、评估监督紧抓在手上，把具体的服务生产交给专业主体，做到“掌舵”而不“划桨”。市场重在供给多元，以需求为导向提供多层次、个性化服务。社会力量重在补温情，通过志愿服务、互助养老、时间银行等方式，填补市场不愿做、政府做不好的空白地带。

畅通渠道，解决“怎么进”的问题。要把政策工具用足用好：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建民营、设施无偿或低偿提供、税费优惠、运营补贴等方式，降低市场主体进入社区的成本；支持物业企业、家政企业发挥贴近住户的优势，与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合作提供居家服务；推广家庭养老床位，把专业服务延伸到老年人家中；加快构建“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让服务真正落到“床边、身边、周边”。

强化监督，解决“如何干好”的问题。市场主体进入社区，不能以牺牲居民生活品质、侵占社区公共空间、弱化社区治理能力为代价。要健全准入规则和退出机制，统一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推动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结果互认共用，把服务质量和老年人满意度作为补贴发放、续约经营的重要依据。同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推行、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实施，为专业照护服务提供了稳定的支付保障，应当用足用好。

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以市场协同共治激活供给潜力，在制度创新、模式创新、技术创新中打通“最后一公里”，才能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安享幸福晚年。

（作者系广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推广“家庭型”养老服务消费模式——

发展银发经济，不能只盯着老人

□ 周 望

  ●准确认知中国家庭文化之下的“老人—子女”协商决策型消费行为模式，尤其是老人与子女在养老服务消费中各自的话语权及倾向性，在生产、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打造“家庭型”养老服务消费模式，激发养老服务消费热情。

 “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丰富适老化产品和老年服务供给”。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在7万亿元左右、约占全国GDP的6%，到2035年预计总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约占GDP的10%。但相比日本、欧盟等，我国养老服务消费发展在总量和结构上依然还有巨大潜力可挖。

围绕银发经济，就最核心的促进消费环节而言，需特别关注老年消费者特殊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准确认知中国家庭文化之下的“老人—子女”协商决策型消费行为模式，尤其是老人与子女在养老服务消费中各自的话语权及倾向性，在生产、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打造“家庭型”养老服务消费模式，激发养老服务消费热情，进一步开发养老服务消费潜力。

目前的银发市场，存在养老服务消费不足和消费偏差并存的境况。

一是“钱花得少”。大多数老年人不舍得花钱，现有养老消费多集中在基本功能层面，典型的如衣、食、医等生活必需品。中高端康养、养老地产、养老金融、银发旅游、老年人娱乐等新兴领域，未能触及大多数老年群体，老年群体不知道、不了解甚至有误解。

二是“钱花了没效果”。养老服务市场中良币劣币并存，针对老年消费者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金融诈骗等时有发生，不仅严重损害了老年消费者及其家人的财产权益，更会打击部分老年群体的消费信心、抑制其消费行为。

这些现象受到“老人—子女”协商决策型消费行为模式的影响。

促销对象失准，老人不想消费，但子女愿意消费。老年人普遍经历过物资匮乏的艰苦年代，经年累月形成了节俭的消费习惯，对于消费尤其是大额消费，心理上极为敏感。“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节俭行为已经成为老年群体下意识的行为选择，这使得他们更加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而成年子女由于经历了经济发展热潮，更倾向于及时消费甚至超前消费，与父母消费观念形成鲜明对比。在“买不买”“买多少”“买什么价位”等消费决策行为中，老人与子女经常陷入长时间拉锯和消耗。当前的养老服务促销活动，仍仅仅是面向老年群体，而忽略了面向其子女宣传。多数老年人仍是“只看不买”，子女则对养老服务产品知之甚少。这一固有销售思路，显然很难有效提升消费额度。

支付能力受限，老人想消费，但需通过子女实现。养老服务产品市场的良莠不齐，消费场景智能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反电诈的约束下，老年人群的支付方式会逐渐受限。老人的消费辨别能力、决策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弱，子女开始在家庭消费的决策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养老服务消费市场却未及时随之调整推广方式。信息时代下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彻底改变了传统消费场景。网络购物、电子支付、直播推销等新型消费形式，对老年人提出了较大的观念和技术挑战。笔者调研发现，为了防止父母上当受骗，大多数老人的支付方式尤其是大额消费方式，基本掌握在子女手中。这就导致老人想买而不能支付、无法及时支付，实现购买必须经由子女来支付，进而使得商家错过销售的最佳窗口期和时间点。

为此，我们建议推广“家庭型”养老服务消费模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创新养老产品和服务，满足“多代共享”整体需求。养老产品和服务的设计，要以老人为核心，但不能仅仅以老人为核心，还需考虑其子女的想法，因为子女在家庭支出决策中拥有重要的影响和话语权。比如居家适老化改造中的智能家居应用、楼梯设施安全改造、走廊拓宽等，改造过程中可以综合考虑老人、子女、孙辈等多代人的共同需求，传递“老人和孙辈现在可以用、子女将来老了也可以用”这一关键消费观念，进而可以使“为老”“为幼”“备老”合而为一，适度破除老人的节俭消费习惯，提升养老产品和服务对于整个家庭不同人群的全面吸引力。

拓宽养老服务消费优惠对象，惠老政策直达子女。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将各类养老服务消费优惠政策如优惠券、产品补贴等，除了精准覆盖到老人，也同步推送和通知到子女手中，使他们及时获得一手准确信息，子女看得懂、买得快，能够帮助老人理性作出消费决策，获得日常需要的养老消费服务。尤其涉及智能技术养老服务和产品的应用，如可穿戴设备、智能监测工具、智能陪护机器人等，更需要子女推动和帮助老人，敢于尝试、主动尝试，下定购买决心。

创新营销形式，打造家庭一体型消费场景。养老产品和服务企业应在精准定位、细分市场的基础上，拓宽生产或联合相关企业，带动多年龄段、全品类产品和服务销售。如功能保健品，可以将老人特殊保健和疾病预防、儿童成长、中年基础营养产品等相结合，推出家庭版综合产品。而医疗体检、旅游服务等，则可以在考虑不同代际需求的基础上，组合多年龄段特色活动，推动包括老人在内的家庭整体服务消费。打破养老服务仅仅为老的单一、固化思维，及时将“老中青幼家庭一体”或“老幼一体”纳入推广布局中。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