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论剑｜电影《神探之痕迹》：以痕为证

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事迹改编的电影《神探之痕迹》，择取不同年代四桩大案，聚焦痕迹检验岗位，讲述刑侦技术人员依靠细微物证，跨越数十年追寻案件真相的故事。影片不止于案件侦破，更借一桩桩罪案照见时代洪流，描摹刑侦人员于枯燥工作中坚守正义的人生，在层层推演中叩问真相的重量：凡是经过，必留痕迹；凡是坚守，终有回响。

类型电影书写现实的可能

文｜叶听雪

一处齿痕、一片断甲、几块爆炸残片，沉默的物证背后，隐藏着罪案真相。陈思诚执导的《神探之痕迹》，以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为原型，通过四起重大案件，串联起刑侦工作者崔寻的职业生涯。

“静不下来，就钻不进去”是崔寻的工作心法。相较于紧张激烈的追捕行动，痕迹检验更依赖持久的专注与反复求证。痕检人员需要多次取样，并在显微镜下一遍遍观察、比对，在肉眼几乎无法分辨的纹理和断裂处寻找差异。影片通过特写镜头，呈现崔寻观察物证、反复比对的过程，痕检工作的繁复和枯燥由此被具象化。在数十年严谨实验求证的过程中，一个耐得住等待、相信细节的刑侦工作者形象逐渐清晰。

“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是崔寻的开创精神。平日低调寡言、不善交际的他，在专业问题上却有着不容妥协的执着。面对齿痕鉴定、指甲认定等技术难题，他在实验、比对中不断拓展痕检技术的方法边界，也使他与更倚重传统侦查经验的王卫国在办案过程中屡有分歧。两人在办案理念上的分歧与磨合，折射出传统侦查经验与物证技术之间的碰撞。

“经过，就会留下痕迹”是崔寻的执着信念。1971年的案件中，办案人员随意进入现场、触碰证物；到了1983年，一句“第一拨进现场的得是技术人员，部里规定的”，道出了现场勘查秩序的变化。技术进步推动了科学取证的规范化，而日益完善的勘查程序，又反过来为细微痕迹的发现与检验创造了条件。在二者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崔寻的个人探索逐渐成为中国刑侦取证方式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的生动缩影。

多起时间跨度逾四十年的案件，同时成为影片投射社会生活与历史变迁的叙事载体。街巷风貌、服饰陈设、流行歌曲与街头标语等细节，共同构成了具有现实质感的时代图景。特别是2016年的系列强奸杀人案中，一本记述旧案的杂志，将相隔数十年的两起罪案联系起来。年事已高的崔寻凭借多年积累的痕检经验，发现此前被忽视的小指指纹线索，为案件的最终侦破提供了关键物证。这一发现也使崔寻早年积累的检验经验在新的技术环境中再次发挥作用。

尽管影片在人物塑造上仍有遗憾，但《神探之痕迹》的可贵之处在于，创作者以成熟的商业类型片手法，让崔寻这一典型人物焕发出鲜明的银幕生命力，也让这部作品展现出类型电影书写现实的更多可能。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博士研究生）

只见叙事不见“人”

文｜姜雨姗

《神探之痕迹》在人物塑造上暴露出重重问题，令纪实书写、类型范式彼此难以有效调和，陷入明显的叙事失焦。

作为一部由“人”作为线索进行主题表达的电影，人物形象“只见皮肉，不见筋骨”是《神探之痕迹》叙事失焦的核心症结。我们能看到崔寻办案时爱吃冰、童年失去母亲以及“不懂”人情世故的个性，也能看到黄仁德爱喝花茶、工作前要喝酒和幽默的性格。即便有以上细节刻画，观众所感受到的也并非一个真正鲜活的人：符号化的特质代替了人物应有的弧光，导致角色缺乏真实可信的内心挣扎、情感流变与人格成长。究其原因，是影片缺乏对人物内在动机和精神驱动力的交代。法医黄仁德自身晕血，却常年压制自己的生理不适，冷静面对工作，其巨大的生理对抗没有匹配相应强度的精神动因。

影片也试图为核心角色搭建精神动因的叙事原点，却始终停留在表层符号的铺陈，未能抵达人物内在精神的深层肌理。影片中多次穿插崔寻幼时在玉米地中迷茫寻找母亲的意象：幼时母亲缺位造成崔寻主体身份的迷失，并发展为一生的内在焦虑。作为刑警，崔寻面对真相悬置、身份危机等高压情境时，相似的失控感便激活创伤。影片仅借助蒙太奇、意识流的形式外化创伤，不仅没有溯源崔寻精神力量的缘起，也未能让其真正作用于后续人物成长和行为抉择。崔寻的创伤经验与办案抉择、内心挣扎之间缺少扎实的因果关联，于是这套精神分析式的意识流蒙太奇沦为单纯的美学堆砌，加剧了影片叙事与人物塑造的失衡。

影片试图通过形式上的纪实书写将崔寻这一人物抽离开来。一方面影片将他塑造为“不懂人情世故”之人，在与黄仁德、王卫国大半辈子的交往合作中并未呈现任何深刻的情感羁绊。另一方面，为增加矛盾冲突，影片对反面人物的刻画又采用戏剧化的夸张处理。两套迥异的人物处理互相冲突，彼此消解。最终，影片呈现了诸多叙事，却没有让观众看到一个鲜活的“人”。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类型失效，叙事漂移

文｜何罗杉

《神探之痕迹》是陈思诚在探案赛道的一次新尝试。影片褪去喜剧包袱，转向案件肌理挖掘，创作野心清晰可见，但暴露的短板同样扎眼：导演对探案类型的掌控力不足，令叙事不断位移。

影片中，案件一开始就将关键证据直接呈现在观众眼前，消解了“真相是什么”的核心悬念。推动案件行进的动力，不再是真相的显隐博弈，而被置换为导演设置的外部阻力。叙事视角也随之偏移：观众从跟随探案的限知视角，滑入社会观察的全知视角，探案也从“如何破案”悄然变成“何时结案”。

影片一开始，破案路径之争看似成为戏剧冲突。强奸案侦办中，王卫国代表的“经验派”主张以逻辑推导犯罪嫌疑人动机，凭供词即可定案；崔寻则坚信“凡经过必留痕迹”，认为关键物证才是定罪依据。事实上，技术的科学性本就建立在大量样本的积累上，崔寻推论的过程，同样是归纳经验、确立先例。物证与人证、直觉与科学从来都是刑侦工作相辅相成的两面：齿痕、指甲线索锁定周金城、马朝阳，但案件经过、作案动机仍需当事人供述才能完整还原；直觉为科学扫清方向，科学则为直觉提供确证。当影片在爆破案中让跨行业专家以逻辑推导辅助物证检索，对曹青、邹刚力的身份确认又依赖社会走访、个人诗作等经验属性的信息还原时，这组被刻意制造的路径对立便自行瓦解，前述类型置换也随之失效。

经典探案类型中，崔寻本应在智斗中正面立人，证据推理、抉择取舍皆为舞台。可类型置换后，破案不再提供多元性格呈现的契机，人物塑造被压缩为社会关系层层简化、全靠功能性配角反衬的“真空化”处理。失衡的最终结果，是主题与叙事结构错位。影片本打算用跨时代的段落叙事来讴歌一代刑侦人十年如一日的担当，却因对内心挖掘过浅，主题悄然偏移。若以此为核心表达，全片三段式案件结构便失去支撑：叙事真正的串联点本该是崔寻的个人选择与精神成长，而非职业变迁的流水账式编年。

问题的背后是创作者始终未能细致梳理破案过程，类型缺位后，叙事便只能靠感官刺激填充，作案还原远比破案勘察精细，影片趋于沦为“只看热闹，不见门道”的空壳。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