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丨翻译，就是把一个笑话完整地搬过来——《看守笔记》翻译谈

谢尔盖·多甫拉托夫（1941—1990），俄罗斯作家，1978年移居美国，1990年在纽约去世。他擅长以简洁、幽默的笔触写出日常生活的荒诞，布罗茨基称他是“继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纳博科夫之后最著名的、作品被人传阅最多的作家”。

他的《看守笔记》取材于年轻时在苏联劳改营担任看守的经历，用写给出版商的信串联起十四篇营地故事。写囚犯，也写看守，冷峻的叙述中不时透出令人会心的笑意。这本书被列入俄罗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推荐给中小学生的“100部作品”书单。

翻译这部作品，难处常常藏在看似随口说出的话里。比如书中一则纽约街头的广告：“招聘男性女裁缝！”倘若替它改成通顺的“招聘男裁缝”，招人的意思清楚了，那一点可笑的别扭也就消失了。

俄语原文的裁缝称呼不合现代日常用语的习惯，仿佛把通常用于女性的词硬扭成了男性形式。汉语没有这套语法性别变化，我们便用“男性女裁缝”，把藏在词形里的冲突摊到字面上。翻译多甫拉托夫，既要讲清故事，也要留住说话人的神情：有些话越是译得顺理成章，越容易失去原来的味道。

他的“真实”是彩绘玻璃

《看守笔记》正文前有一段作者声明，我认为是全书最精彩的文字之一：

“姓名、事件、日期——这里的一切都真实不虚。我所虚构的，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因此，书中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真人的所有相似之处，皆是有意为之。而一切艺术虚构，皆非刻意为之，纯属意外。”

这是把常见的小说免责声明翻了个个儿。别人说“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他偏偏说雷同是有意为之，虚构才是意外。读者刚准备相信他的郑重声明，又被最后一句轻轻推开。那份煞有介事的口气，本身就是邀请读者进入作品的方式。

本书序言作者安德烈·阿里耶夫有个比喻我很喜欢：读者是在透过彩绘玻璃观看多甫拉托夫周围的世界，而且是放大镜般的彩绘玻璃。生活中的人和事经过选择、重组，变得比日常所见更加鲜活。对多甫拉托夫而言，思想的真实性比事实的准确性更为重要。这当然不意味着事实可以随意处置，而是提醒我们，不能只拿纪实的尺子衡量文学。

对译者来说，这意味着既要查清地名、制度、典故，也要辨认作者怎样安排一句话。序言里说，这些故事“无法被复述，除非死记硬背”。情节似乎人人都能转述，转述之后却未必还好笑：多一个解释，少一处停顿，都会改变它的神情。若只译出大意，便像把彩绘玻璃换成透明玻璃，景物还在，光线却变了。我所说的“更大的真实”，也正在这些不能轻易替换的细节之中。

短句的呼吸

多甫拉托夫常用短句，许多地方一句一段。他写库普佐夫的档案：

“三十个惊雷般的词条：无固定住所。无业。危险累犯标记。在狱三十二年。乌斯季维姆劳改营资历最老的‘律贼’。四次判刑。九次越狱。坚决拒绝劳动……”

这里接连出现名词性短语和省略句，像鼓点，一下一下落下来。档案只提供标签和数字，一个人的大半生便被装进这些短促的词条。倘若译成“他没有固定住所，也没有职业，曾经四次被判刑”，信息大致还在，那种冷硬的压力却弱了。

翻译时容易出于好意添字，把因果补全，把转折说透。连接词一多，叙述就有了一个过分热心的解释者。我的体会是，要先听清作者在哪里收住，在哪里留白，再考虑汉语怎样接续。他没有交代的关系，不必急着替他交代；他突然停下的地方，也要容许中文停一下。

这并不等于逐字照搬，更不必故意把中文译得生硬。短句同样要有呼吸，不能句句绷紧。书信中的闲谈、人物的吹嘘和档案式的陈述，各有自己的松紧。尤其是笑话落下来的那一句，若在前面用足了力，后面反而没有余地。译者得忍住替作者提高嗓门的冲动，让那个突如其来的转折自己发生。

再往下读，档案中的库普佐夫会开口说话，会拿镣铐打趣，也会为自己的规矩付出代价。那个被词条钉住的人渐渐活动起来。前面越是冷硬简短，后面的声音便越显得不可轻易归类。保存短句的节奏，也是在为人物后来的出现留出位置。这使我明白，句法上的选择往往要放回整段乃至全篇中衡量。

黑话，以及一个自造词

这本书的一大难点是劳改营黑话。它们标示身份，也藏着营地内部的规矩。“湿活儿”说的是杀人；“律贼”指遵奉特定贼界规矩的惯犯；“羊腿烟”是用纸卷成、形似山羊腿的烟卷。这些词都带着具体生活的痕迹，换成规整的解释，人物的声音就淡了。

同样需要警惕的，是把这种陌生的黑话一概换成中文读者熟悉的江湖口吻。那样也许热闹，却可能让人物带上别处的腔调。口语要活，又不能为了好听而随手套用现成的俏皮话。人们说话时那一点虚张声势、绕着意思打转的习惯，需要从眼前的情境里找到根据。

最难也最迷人的，是囚犯形容营中女职工的那个词——марцифаль。书中把它说成“杏仁糖拌鲻鱼”。糖与鱼拼在一起，成了一个既陌生又带着奇异吸引力的称呼。囚犯们说：“多好的女人啊！……我真想‘订阅’这条‘杏花鲻’！……”

旁边的“订阅”同样有趣。它把难以实现的愿望说得像一项可以办理的日常事务，和这个怪词凑在一起，才有了整句话的神气。译者还得顾及词与词之间的照应。

女人在这里被看作某种神秘、崇高、遥不可及的存在。她们来自自由世界，是囚犯眼前的具体的人，也承受着他们关于另一种生活的幻想。我更愿意把这个怪词读作想象受到禁锢之后的一次突围：日常材料被拼成从未见过的东西，粗粝的谈吐忽然有了梦的颜色。

我们把它译成“杏花鲻”，“杏花”借来甜美的联想，“鲻”留住那条鱼。我不敢说这个译法已能尽其妙处。“杏花”毕竟不等于“杏仁糖”，需要由上下文和注释补足；但它至少保留了拼合感，读起来就不是一个现成的词。译者在这里能做的，是让中文也保有一点陌生，使读者感到这群人正在用自己的语言发明东西。

说错的话，以及一个消失的父称

多甫拉托夫特别留意人怎样用错词。劳改营演出话剧时，扮演捷尔任斯基的囚犯楚里科夫说，要把“资产阶级这个眼镜蛇的脑袋砍下来”。政委胡里耶夫提醒：“不是眼镜蛇，是九头蛇。”楚里科夫却一挥手：“反正是一个玩意儿。”

一个错词把庄严的台词拉回囚犯随口说话的世界。政委认真纠正，演员却不以为意，笑意便从这落差中生出来。译成中文，须保留错词，也要守住末句的随意。若把“一个玩意儿”收拾成“同一种事物”，大意似乎未变，人物的口气却端正了。

作者没有停下来告诉读者谁无知、谁可笑。楚里科夫那一挥手，比再加几句评语更传神。翻译时若另添一句挖苦，译者便抢了说话人的位置；若急着解释其中的寓意，台上的对话又会变成台下的议论。那一点漫不经心，需要由词语和动作一起留住。

语言细节里还藏着情感的刻度。《看守笔记》以致出版商的书信穿插、串联营地故事。第一封信称“亲爱的伊戈尔·马尔科维奇”，用名加父称，保留着礼貌的郑重；最后一封则成了：“亲爱的伊戈尔！（您的父称在我们共同旅行的颠簸中颠没了）”

那场共同的旅行，也随着这些故事的讲述抵达终点。父称少了，称呼亲近了一层，连出版一部书的艰难也化成了一个亲切的玩笑。中文读者未必熟悉俄语称谓的分寸，若从开头就一律简化为“伊戈尔”，结尾便无物可失。完整保留最初的称呼，才能让读者到了这里，听出那一声“伊戈尔”与先前的不同。

最难译的，是那种目光

讲了这些技术细节，最后还想说一件更难的事：多甫拉托夫看人的目光。他很少让一个人的身份提前替这个人下结论。看守未必正派，囚犯也不会因为受苦就自动高尚；同一个人身上，残忍、虚荣和柔软可能挨得很近。

这种目光在翻译中体现为分寸。原文只是陈述，译文若添一个鄙夷的形容词，便可能让叙述变成审判；若因为同情而把粗野的话改得温和，又会掩去人物原有的面貌。人物可以可笑，也可以令人厌恶，译者却不能代替读者把他们分好类。那些不便归类的地方，恰恰值得多看一眼。

当然，看见双方在人性上的相似，并不等于看守与囚犯的处境没有差别。命令由谁发出，惩罚落在谁身上，在故事中都很清楚。正因为这种差别存在，叙述者对自身的追问才有重量。他也身在其中，必须面对自己的作为。译文应当保留这份不安，不能把它修饰成事事通达的从容。

书中让我震动的，是叙述者面对库普佐夫时认出了自己。他一直想让这个拒绝劳动的囚犯就范，后来却意识到：“这个乌斯季维姆劳改营最后的‘律贼’，就是我的翻版。”继而说：“我和他是同一个人。因为人只有对自己，才会恨到这种地步。”

这一发现使“地狱是我们自己”有了具体的重量。看守站在铁丝网这一边，并不意味着他已在人的困境之外。对他人的憎恨也可能出自对自身的拒斥。翻译到这里，需要克制的又何止是词句：若始终把书中人当成供我们评判的对象，就很难靠近作者的目光。

多甫拉托夫说：“我没向读者许诺什么奇观。我想让他们照照镜子。”这句话也提醒译者，既不能把劳改营渲染成供人猎奇的景观，也不能为了写出幽默而减轻苦难。笑声之后，人和他的处境还得完整地留在那里。

翻译这本书，我们一路查证、讨论、斟酌，也会忽然在某个词上看见可能的出口。那种快乐很具体，却总伴着迟疑：这一句是不是解释多了，那一处是不是用力过头了？能在中文里留下多少原有的神情，常常取决于这些细小的斟酌。

小说正文最后一句是：“您读到了最后一页，我则打开了新的笔记本……”对译者来说，合上书稿，耳边仍会响着这些人的声音。若中文读者读完以后，也觉得刚刚听过他们说话，那便是这番“搬运”最令人欣慰的回报。

（贾长龙：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