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情绪充斥舆论场，媒体评论如何应对？

作者：崔文佳

来源：《全媒体探索》2026年9月号

如今，社交媒体渐成网络舆论场主要支撑，网民不再是被动的传统受众，而是兼具信息生产者、解读者、整理者、搬运者等多重身份。这些“草根记者”“草根编辑”在信息加工与传播中掺杂了明显的情感因素，个体情绪大规模地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催生了一个情绪化的网络舆论场。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群体情绪是一个重要变量，既可以嵌入主流价值、进一步维护和加固社会秩序，也可以体现出破坏性和颠覆性。

舆论引导是主流媒体进行评论生产的最终指向，网民的关注点、舆论的争议点就是评论的切入点。不同于网民强调自身感受的个人表达，主流媒体的评论产品立足公共利益，传播主流价值，旨在凝聚共识。

网民评论与媒体评论形成了一种张力，倘若二者基本同向，会形成共鸣合音，反之则可能形成情绪宣泄与理性说服的博弈。在不触及底线红线的情况下，网民几乎没有发声限制，而媒体发声不仅要遵守职业规范，还要承担舆情压力。

媒体评论的一个困境由此产生：紧跟热点、敢于直言，特别是与部分网友观点相左时，往往会遭受非议；规避热点、不敢发声，纵然收获了一种“安全”，却在无形中将舆论阵地拱手相让。置身一个情绪化的网络舆论场，评论工作应当如何自处，又该怎样赢得主动？

01

情绪驱动：网络舆论发酵的底层逻辑

(一)情绪与算法共振主导事件认知

情绪的产生与传播具有便利的生理基础，理性却是一种更晚具备且需要训练的思维方式。社交媒体使用门槛持续降低，且内容传播具有即时性、碎片化、浅表化等特征，恰好迎合了情绪传播的需求。

然而，网络舆论场中的情绪过载并非全然是自然发酵的结果。在“高流量=高收益”的底层逻辑之下，情绪化内容具有更高传播效率，因而成为算法主导的推荐机制的分发重点。

在人性弱点与深谙人性的算法的共同作用下，用户的情绪变为一种可复制、可传播的数字商品，让网络舆论场的观点表达更多追求情绪宣泄而不注重事实真相。

(二)消极情绪体现出更强传染效果

一个社会是否处于变革的状态以及变革的基本性质是影响社会表情的社会环境性因素。当前各行各业都处于深度变革之中，部分社会成员不可避免地出现心理波动，这加剧了消极情绪的滋生。

网络热点事件往往扮演了引子的角色，一旦触发了某种普遍痛点，存于社会一隅的负面情绪就会迅速得以传播。而且在情绪的分享中，人们普遍存在“负面偏好”，即相较于积极情绪，负面情绪更能激发表达与传播的欲望。

在共情机制的影响下，网民为了维护心中的道德准则和正义观念，会为行动者仗义声援。可以说，社交媒体的放大和参与功能加剧了社会性突发事件的高发、多发趋势，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燃点和痛点。

(三)哑铃型舆论分布挤压理性空间

在热点事件中，网民以情绪化表达代替理性判断，把转发和评论当作参与的方式，一旦深陷己方立场，往往会在事件认知特别是对所谓“敌人”的认知中呈现简单化、放大化的倾向。

这一舆论生成的过程中，“灰色地带”的存在常被视为不可接受。“认知偏执”盛行，让中间立场和复杂观点失去空间，催化了一个哑铃型舆论场。从理想形态上讲，人们在公共舆论空间中通过理性、有序、合法的公共讨论，最终推动社会进步、促进问题解决。

但当前现实是，部分参与者追求的是“我参与了、我愤怒了、我审判了”的参与感，集体情绪一次次高点聚合、快速散去，许多本该追问的问题也在情绪退潮后无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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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博弈：媒体评论工作的时代困境

社会情绪的极化效应使原有的社会共识面临严重撕裂，个体在群体性情绪驱动下形成新的情绪认同圈层，弱化了对国家、政府与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认同感。随着主流媒体渠道优势和话语优势的式微、网络舆论场情绪化倾向的加剧，评论工作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

(一)情绪化言论解构理性声音

网络表达往往以戏谑的外壳包裹针砭时弊的内核，表现出反权威、去中心等解构文化特征。网民热衷借助这一非正式、情绪化的语言宣泄现实压力。热点事件会催生情绪抱团，其中的消极情绪更易转化为攻击性言论。

主流媒体的评论生产则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理性为底色，这种思辨性特征与沸反盈天的网络表达形成以“冷逻辑”应对“热情绪”的景观。这一背景下，评论的客观分析往往会被断章取义、恶意曲解，一句秉持公允的话可能被贴上“对立”“冷漠”标签，遭遇舆论围攻。

(二)选择性推送制约传播效果

精准有效地触达目标人群，是评论产品实现舆论引导效果的前提。社交媒体的全面普及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传播疆域格局，导致信息传播的解域化、用户聚集的部落化和传播结构的去中心化，这使得依赖行政手段垄断区域传播资源的传统运作机制逐渐失灵。

近些年，主流媒体普遍采取“两条腿走路”模式，一方面建设自有客户端等内容分发平台，另一方面全面入驻社交平台。前者的传播力尚不及后者，故而重点还在外部平台上。

然而，从编辑分发到算法分发，意味着信息的可见性不再由内容权威性决定，而更多受到情绪张力与传播表现的影响。平台算法通过捕捉用户情绪偏好，优先推送冲突性内容，使得平衡、温和甚至事实导向的主流话语在传播中“降权”。

具体到热点事件的舆论引导上，主流媒体的评论产品更侧重讲理，以弥合分歧、平息风波。但平台算法对具有“降温”作用的理性言论并不青睐，媒体评论传播难度加大。

(三)容错率降低导致观点保守

我国主流媒体普遍具备双重身份属性——性质上是事业单位，管理上追求企业化。主流媒体接受宣传部门的管理，一旦出现重大的舆情事件，媒体同样会陷入被问责的被动。相较于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新闻评论体现出较强的主观性，甚至很多时候是与网民极端观点进行辩论。

但在一个情绪化的舆论场中，主流媒体只要观点和部分网民的认知不一致，马上会引发舆论场的抗议性话语集结。有的“自媒体”甚至恶意解读、煽动网友攻击主流媒体。

当媒体评论在争议中被送上风口浪尖，媒体不可能陷入与网络舆论的论战之中，这种克制又会进一步加剧舆论的失衡。面对现实的舆情压力与不足的容错空间，观点趋于保守，尽力避免争议，成为主流媒体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03

融情于理：媒体评论生产模式的转变

(一)充分研判风向，寻找情感联结

主流媒体传统的评论生产带有重理性、轻感性的特征，在今天的网络舆论场出现了不适症状。改变主流媒体评论对社会情绪的迟钝反应与共情能力缺失，关键在于强化评论内容的情感联结力与心理慰藉力。

和受众建立有效的连接，在选题阶段即需要找到“我要说的”和“你想听的”的公约数。媒体应当用好热搜榜、朋友圈等社交工具，推动选题由以往侧重“我认为重要”向侧重“你认为重要”转变。这种选题判断倾向，不是放弃主动设置议题的权利，而是在坚守媒体专业判断的基础上，挑选出更具有共情可能的选题。

传统的评论写作模式更加强调去情绪化，但着眼于新形势，洞察公众情绪、选取合适的发声时机成为一项必做的功课。评论作者和编辑应当研判网络舆情背后的动机，辨明是局部还是全面、偶发还是普遍、正常的批评建议还是恶意攻击抹黑等，在一个“情感公约数”之上进行引导，建构平等的交流范式。

(二)注重视角转换，实现柔性表达

传统评论产品将道理和价值的阐释置顶，弱化情绪因素的含量以及对微观视角的关切。适应信息传播的社交化与网络舆论的情绪化，舆论引导应当更加注重人本视角与情感共鸣。这需要主流媒体将宣传的着力点从事件本身转向事件与人的情感交汇点，通过微观共鸣策略实现主流价值的“软性植入”与高效扩散。

比如，2023年年轻群体热衷烧香拜佛，引发争议。倘若依赖传统认知视角，主流媒体很容易急于宣扬艰苦奋斗的主流价值。这固然没错，但无疑给人一种说教之感。北京日报的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忧心年轻人上香，不如关心他们在求什么》在选题研判时便对集体情绪进行了精准把脉。

编辑和作者认为应当更加注重微观共鸣，在理解和共情的基础上细化主流价值观的“颗粒度”。该评论表达的核心观点是：年轻人看似“突然佛系”，并非真的遁世逃避，偶尔的自我调侃并不影响绝大多数人奋斗拼搏。

这种以小切口承载大主题的柔性表达，跳出了传统评论生产中“指出问题—辩驳误区—提出要求”的宣讲逻辑，以情感为牵引，将动机、态度、主张和倾向巧妙蕴藏其中。从根本上讲，这是从传者本位转向受者本位、从价值宣教转向协商对话的深刻转变。

(三)匹配适宜载体，激发情感共鸣

文字对关键信息的展现更加精准，能引导读者深度思考。将情感置于优先位置的生产逻辑下，文字评论也要强化技巧。比如，平衡“论”与“述”的比例，通过补充大量事实论据自然而然地引出观点；合理运用网言网语，通过贴近性提升网友认同感。

2022年8月2日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我国台湾地区。对这一大事件的看法，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浙江宣传”推出的《历史不会浓缩于一个晚上》一文，以战略高度梳理历史经纬，讲明“台湾问题这样一个历史与现实交错的复杂难题，不可能靠意气用事解决”。这种文字表达与理性认知的相得益彰，形成了良好传播效果。

文字表达具有突出的思辨性特征，在重大事件的以正视听、重要观点的充分阐释上更具优势；视频表达则更适合情绪渲染，适宜是非清晰、宣示立场等特质的评论内容。主流媒体应当基于对舆论场情感基调的研判以及对传播效果的预期，匹配适宜的表达方式与传播载体。

2025年6月，台湾网红“馆长”陈之汉的大陆直播游备受瞩目。北京日报第一时间制作视频评论《这下知道“到底谁在说谎了”》，从“‘馆长’被投喂美食三件套”的轻松话题说起，指出“越走近越了解，越了解越亲近，更多台湾民众正跳出‘信息茧房’，以更立体的方式触摸真实的祖国”。这一短平快又强刺激的视频产品在微博、快手、抖音全部上榜全国热搜热榜，正是因其精准击中了网民共同情绪。

(四)注重传受互动，深化情感认同

传统舆论引导模式对评论产品的运营环节重视不足，一个典型表现是：主流媒体的评论发布后，忽视了一些后续的讨论与交流，甚至在出现不同观点后选择关闭评论区。

然而，在以社交媒体为支撑的网络舆论场中，网民以实时在线的状态与媒体开展实时互动。这一模式让舆论引导的环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锤定音走向意义协商。

事实证明，做好舆论引导，非但不能关了评论区，反而要在其中发现线索、案例，针对其中具有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一步进行引导，对模糊认识加强辨析，对错误观点进行驳斥，同时对自身不足进行改进，以此来提升引导的效果。

2025年9月，西贝陷入预制菜风波，网民莫衷一是。2026年初，国务院食安办等部门对预制菜国家标准等公开征求意见，再度点燃舆情。北京日报在组织评论的前期即对网络空间的意见分布与情绪基调进行了充分分析，特别关注了相关新闻、评论的评论区，撰写的《预制菜国标广纳民意，让消费者吃个明白》中点明：很多人之所以对预制菜提出异议并非反对预制菜本身，而是反感隐瞒蒙蔽和价格错配。

这一观点得到网民广泛认可。对一个事件、一种现象，每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媒体从反馈中寻找到第二落点、第三落点，网民就会产生“虽然我没有发声，但是我想说的有人替我说了”的情感认同。

04

结  语

以社交媒体为支撑的网络舆论场中，大量网民参与到评论产品的传播链路之中，个体情绪得以大量进入公共场域。网民情绪与媒体态度碰撞，两种力量的对比成为影响主流媒体舆论引导效果的重要变量。

当前，网络舆论场中的公共讨论像是追求情绪宣泄的“广场式狂欢”，但我们期待能够渐渐走向强调理性对话的“法庭式辩论”。这场转型不会一蹴而就，主流媒体肩负着引领风气的社会责任。

在精准研判网民情绪的前提下，寻找情感与价值的最佳结合点，进而降低舆论引导的摩擦系数，应当成为主流媒体评论产品的变革方向。

(作者为北京日报评论部副主任)

本文刊于《全媒体探索》2026年9月号，原标题为《情绪重塑舆论场：媒体评论的引导困境与自我调适》，参考文献略。文中配图均为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