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春秋｜红色特工袁殊：“五重间谍”的潜伏传奇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和情报战线上功勋卓著，是中共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多重身份长期打入敌人营垒，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忍辱负重，成功掩护了潘汉年及其情报班子，为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84 年袁殊（右二）游江南时与儿子曾虎（左一）以及两位学生合影

进入“干社”

打入日本外务省情报机构

1931年7月，正当袁殊以满腔热忱为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奉献力量、投身反帝爱国斗争时，时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人的潘汉年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将他调到情报战线工作。从此，袁殊的名字在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

袁殊

10月的一天，袁殊接到潘梓年（潘汉年的堂哥）通知，去到位于静安寺的一家白俄咖啡馆，潘汉年和他的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正等着他。他们代表党组织正式吸收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袁殊成为一名秘密党员，进入中央特科工作。

当时，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共产党人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

潘汉年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初涉情报工作的袁殊对地下工作一无所知，王子春手把手地向他传授经验。经过两个多月的正式训练，袁殊掌握了进行秘密联络、传递消息等方面的基本技能，他们开始寻找打入敌人内部的途径。

袁殊想起娘舅贾宝书的大儿子贾伯涛在国民党中任要职，当初贾伯涛由父亲袁晓岚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先后在湖北、淞沪警备司令部任职。王子春指示袁殊立即设法与贾伯涛联系，请其代为谋职。贾伯涛很快便将袁殊引荐给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

王子春要求袁殊写个简历，表达厌倦左倾活动，想过安稳日子的愿望，并让袁殊投其所好，准备一份“工作意见书”附上。吴醒亚看了很是赞赏，当即要袁殊加入他的湖北帮，为他打探社会消息。

吴醒亚之所以肯任用在左翼文化活动中有一定名气的袁殊，一是因为贾伯涛举荐，不能不给面子；二是袁殊写的材料给他留下了好印象；三是因为他当年从湖北到上海谋出路时，袁晓岚曾指点他去广州投奔陈立夫，也算受恩于袁家。这些社会关系，犹如一把无形的保护伞，为袁殊在险象环生的谍海风云中起到遮风挡雨的作用。

1933年，吴醒亚成立了CC系秘密外围组织“干社”，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任行动股股长的是李士群。李士群于20世纪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捕后公开叛变革命。王子春指示袁殊严密监视李士群的行动。一次，在王子春指示下，袁殊借助其父之友胡抱一和王亚樵的关系，与程潜部队驻沪代表牵线搭桥，促成双方密谈，为吴醒亚立下一功。王子春让袁殊趁机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身份，以便开展工作。于是袁殊被介绍到“新声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得以经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内幕消息，同时，也有机会出席日本驻沪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在王子春精心策划下，他结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

岩井英一比袁殊年长，他出身于日本名古屋一个商人家庭。中学毕业后便来到上海，就读于东亚同文书院。岩井英一毕业后表面上留在上海领事馆任职，实则服务于日本外务省，负责收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

在党组织的精心培养下，袁殊迅速打开秘密工作局面，不仅成功打入“干社”，还与日本外务省情报机构建立联系，为日后潘汉年在日伪统治时期领导对日情报斗争奠定基础。1937年4月，袁殊加入青帮，更是为他搜集情报提供了很大帮助。

成为戴笠手下

组织“抗日秘密行动小组”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代表在庐山举行谈判。“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局面逐步形成，9月，国民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一天清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戴笠突然亲临武康路袁殊妻子马景星的私宅，通知袁殊次日9点去面谈，随行的周道三留下地址便登车而去。袁殊感到十分意外，立即向潘汉年汇报。潘汉年分析戴笠是要袁殊为他做事，认为“机会难得”，要袁殊趁机打入戴笠的第二处（后升级为军统）。

原来，淞沪抗战爆发后，形势急剧紧张，国民党开始向大后方撤退。戴笠正在布置潜伏任务，急需懂日语的情报人员。青帮大佬杜月笙告诉戴笠，袁殊是留日学生，有很多日本方面的关系，现在生活正无着落，不妨给他布置些任务。

接受潘汉年的指示后，袁殊如约来见戴笠。戴笠委任袁殊为上海区国际情报组主要成员，后升任情报组少将组长。戴笠向袁殊交代了工作，给了两项具体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将来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如此一来，袁殊得以充分利用这个身份开展情报工作，投身地下抗日斗争。

袁殊定期在善钟路与拉斐德路交叉口的一家高级咖啡馆与潘汉年见面。除汇报戴笠第二处情况外，还将深入“日本特别调查班”开展反侦工作的情况及时报告给潘汉年。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政府增兵上海，日军企图进入苏州河一线消灭上海北部中国守军。为配合守军打击侵略者，袁殊化装成日本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日军阵地侦察。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置身于荷枪实弹的日本人中间，一边机智地应付着正在指挥部队的军曹，一边将日军兵力部署和军车调动情况记在心中。他顺利完成实地侦察任务，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为上海抗战立了大功。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潘汉年于12月中旬撤离到香港。行前，他向袁殊交代：今后通过刘少文与组织保持联系，但有关情报方面的情况仍只与他单线联络。

日军占领上海后继续向西进犯，12月13日攻入南京，制造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消息传到上海，无人不为之震惊。袁殊利用其在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的身份组建“抗日秘密行动小组”，首领是“抗日铁血团”的成员王铁民，所吸收的人员都是颇具江湖义气、矢志抗日的青年。

1938年夏，袁殊策划领导“行动小组”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在虹口本田纱厂后院有一个日本海军军火仓库，袁殊派人侦察后，发现只有一个当伙夫的外乡人可以自由出入，于是派王铁民化装成黄包车夫，以帮助买菜为名出面搭讪，一来二去混熟了。一天，袁殊将事先准备好的定时炸药交给王铁民，王铁民将炸药藏在送给伙夫的菜筐内，由伙夫带进库房，并约好晚上出去相亲。待到深夜，一声巨响把日本海军仓库引爆，冲天大火划破夜空，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年末，“行动小组”又组织了伏击汉奸、伪江苏省省长陈则民和伪大民会会长冯心如的秘密行动。

1939年5月，戴笠电召袁殊到香港，嘉奖“行动小组”抗日有功。会后，戴笠单独召见袁殊给予奖励，并布置暗杀汪伪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的任务。在香港，袁殊与潘汉年单独见面，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情况。潘汉年告之自己不久即将去上海。

返回上海后，袁殊开始着手策划炸毁汪伪76号特工总部事宜。他亲手画了地形图，派人从76号后面的菜地挖地道，然而正当计划实施之际，暗中投靠李士群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将他出卖。李士群将袁殊扣押在76号，拿出袁殊亲手绘制的76号地形图、爆破计划书，逼迫他说：“凡以武力反抗皇军占领者，一律就地处决。要么与我们合作，要么就地处决。”

袁殊说：“你为日本人办事，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

李士群怔住，他知道袁殊有许多日本朋友，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按袁殊的要求去做：为他安排洗澡，端酒上菜，派妻子去袁家通知马景星送换洗衣裳。袁殊趁机暗示马景星去见潘汉年。潘汉年知晓后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写了一个电话号码，让马景星“打个电话通知岩井救人”。

岩井英一果然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为由，疏通渠道将袁殊保了出来。

汪伪特工总部

公开当“汉奸”

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组织

潘汉年抓住“岩井救袁殊”这一契机，运筹帷幄，策划了一场对日情报战。

潘汉年让袁殊将计就计，以军统人员的身份答应与岩井英一“合作”，成立亲日的另一派系“兴亚建国运动”组织，牵制汪精卫的势力，暗中为我方开展情报工作所用。

几年前，袁殊为了党的情报工作“褪去进步色彩”已遭误解，如今要他出面公开当“汉奸”，带给他的将是人格的屈辱和“民族罪人”的恶名。潘汉年耐心细致地向他阐明秘密斗争形势的需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袁殊毅然扛起重担，为民族解放事业，彻底把个人荣辱抛在了一边。

经党中央研究批准，从香港、桂林、延安等地抽调人员协助袁殊组建班子，在宝山路938号对外挂上了“岩井公馆”的招牌（实则并不是岩井英一的公馆）。其主要人选均由潘汉年幕后选派。

潘汉年周全地考虑到，对军统方面必须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说辞，不能割断联系。他让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由于王天木出卖，想炸毁76号的事情败露，被日本宪兵司令部判死刑，因岩井英一出面营救，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戴笠亲笔回信，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

7年前王子春在岩井英一身边布下的“子”，经潘汉年灵活运用，成就了中外情报史上精彩的一盘棋：在上海滩打着日本人旗号设立了一个合法据点，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安插进我党情报人员和电台。借敌人之手，用敌人之谋，把日伪统治的中心变成打击侵略者的前沿阵地。而日方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这个“亲日团体”的建立是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划、由潘汉年在幕后领导的，反以为这是他们鼓吹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推行“全面和平路线”的成果。

“兴建”运动搞了不到1年，汪精卫认为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向日方提出抗议。经过斡旋，袁殊以加入汪伪政权为条件，解散“兴亚建国运动”组织。袁殊以加入汪伪政权获得的方便，不断向潘汉年提供有关敌伪的情报。而由我党控制的“岩井公馆”得以保留，为完成历史赋予的特殊使命坚持到抗战胜利。

为深入掌握敌人动向，潘汉年不失时机地运用“岩井公馆”这一隐蔽据点，凭借袁殊的特殊身份，化名“胡先生”，亲临虎穴与日本人周旋，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

与“狼”共舞14载

终回归属于自己的大家庭

1945年9月，党组织通过中共党员恽逸群通知袁殊，做好转移到解放区的准备。与此同时，戴笠派先行人员王新衡委任袁殊为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袁殊敷衍了几天后，便隐蔽起来。戴笠回到上海要亲自接见袁殊，袁殊也未露面。

10月7日凌晨，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华中局联络部的精心安排下，袁殊抵达兆丰公园，在等在那里的交通员带领下，乘三轮车向青浦驶去，一路上有时换乘小轿车，有时步行穿过乡间小路，最终安全抵达新四军淞沪支队司令部所在地——青浦观音堂。由于《双十协定》的签订，淞沪支队必须北撤。袁殊一行又进行第二次转移，乘船渡江到达解放区的新港镇。

到解放区的最初几个月，袁殊撰写白区工作经验总结、敌后14年斗争自传，整理汪伪、日特、军统内部材料，他出任华中分局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后负责国统区南京、上海一带的策反工作。华中分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建议袁殊对外以自己亲戚的身份改姓曾，以“曾达斋”的名字重新登记入党。

1946年初，国民党确知袁殊到了解放区，军统下了通缉令。南京一家小报登出“袁殊病逝”的消息，一度在敌占区扮演反派角色的“汉奸”名字，从此便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3年解放战争期间，袁殊在苏北、胶东、大连等地从事内勤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殊被调至北京，先后在中央军委联络部和国家情报总署工作。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蒙冤被捕，袁殊也于4月5日被逮捕，在狱中度过了20年。1982年8月，潘汉年获得平反，袁殊也恢复了名誉和党籍。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以专章讲述袁殊的生平事迹，评价他“不顾个人的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