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家国情怀化为学术实践，从王献唐与陈梦家的学术交谊谈起丨理论周刊·治学之钥

将家国情怀化为学术实践

——从王献唐与陈梦家的学术交谊谈起

□ 郎晓玲 王帅

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一。它不是抽象的情感宣示，而是落实于具体人生选择与事业实践的精神品格。家国情怀在本质上，是把个人生命接入民族时间长河的精神自觉，因之天然地具有过去、当下、未来三个向度。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伦理结构在现代社会已发生深刻变化，但家国情怀并未随之消退，而是转化为现代学人以专业工作报效国家、以文化传承泽被后世的实践自觉。

具体的人生个案是理解这一转化最好的入口。王献唐先生是齐鲁文脉的守护者，陈梦家先生是甲骨金文研究的一代大家，二人跨越20余年的学术交谊，为我们观察家国情怀如何化为学术实践提供了生动样本。考其行谊，可以看到家国情怀在过去、当下与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上的次第展开。

一曰守护文脉，家国情怀指向民族的过去。

一个民族的文明记忆，凝结于典籍、文物与文字之中；守护它们，就是守护民族来时的路。1937年日寇侵华，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舍妻别子，毅然与同事屈万里、李义贵等将馆藏图书文物精品万余件共31箱装箱南运，冒着敌机轰炸辗转跋涉，先存曲阜孔府，再抽运5箱至四川乐山大佛寺，流离西南10余年。护书期间经费无着，他的两个儿子去世，他自己也因劳累致病，脑部做了手术，而这批齐鲁文献的精华最终于1949年、1950年“完璧归赵”。诗人出身的陈梦家，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曾赶赴南翔前线，归来出版诗集《在前线》；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期间，眼见“我们自己国家如此精绝的历史文物毫无保障地被异邦占取了”，遂以极大的热忱遍访美国藏有中国铜器的藏家、博物馆乃至古董商肆，1947年又游历英、法、瑞典、丹麦、荷兰诸国，收集流散欧洲的铜器资料，有人劝他留美，他却毅然于当年秋天归国，日后编成《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一个向内守护，一个向外追索，方向相反，精神同源，都把文化的存亡视为身家性命之所系。尤须指出的是，这种守护发生在极端困厄之中，经费无着、亲人病亡、战火纷飞，愈是艰难，愈见担当的分量。这种守护是为民族保存重新出发的资粮，文脉存，则精神存；精神存，则国家虽经患难而终必复兴。

二曰学术报国，家国情怀立足国家的当下。

家国情怀不能停留于情感层面，更要落实为以学术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实际贡献。学问之“大”，不在于题目之大、篇幅之大，而在于它回答的是谁的问题、服务的是谁的事业。中国学人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这一传统在现代的体现，是把这种担当转化为严谨的专业工作，以一流的学术成果回报国家。王献唐在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抱病工作，多次向国家捐献家藏国宝，所著《山东古国考》《国史金石志稿》等，皆以宏通的学术眼光服务于齐鲁文化和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陈梦家则以《殷虚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缀述》《尚书通论》等著作，在甲骨学、青铜器学、简牍学和年代学领域建立起迄今仍被沿用的学术体系。尤为动人的是，即便在下放劳动中，陈梦家也将小说《红日》改编为豫剧稿本。这部稿本没有委派，没有院团，没有出版与上演的出口，却凭一个下放学者的独自改写，完成了“为人民而写”的全部过程。学术报国在不同处境中有不同形态，顺境中是体系化的综合研究；逆境中是一册自写自藏、不求发表的稿本。其共通之处，在于把“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实实在在地回答在笔墨之中。

三曰交谊相传，家国情怀面向文化的未来。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学人的自我实现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事件，学问在师友切磋中增益，文献在后继者的托付中存续，精神在后学的感怀中赓续。家国情怀因而不但守护过去、立足当下，还必然通过学术共同体的代际传承，向文化的未来延伸。王献唐与陈梦家的交谊，留下了两部互相激发、互相成全的成果：一部是学术著作《山东古国考》，一部是豫剧稿本《红日》。

1940年，远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陈梦家与护书流寓四川的王献唐，因探讨齐鲁古陶文而以书信订交。陶文正是王献唐毕生搜集研究的领域，陈梦家则以甲骨金文的深厚素养参与论学，二人遂成知音。新中国成立后，二人济南相见、北京论学。1951年，王献唐撰写《黄县㠱器》与《山东古代的姜姓统治集团》两文，钩稽黄县㠱器铭文所反映的东土古国，考论山东上古姜姓统治集团的族属、地望与兴灭，都曾与陈梦家通函商讨。1960年王献唐逝世，其子王国华请陈梦家协助整理先君遗稿，陈梦家建议将此二文与相关文章结集，以《山东古国考》为名出版，并亲撰后记，忆及亡友“常以长条粗黄纸作信笺。讨论学问，剖析细微，见解新颖，而墨书清丽，文词庄谐并出，如其为人”，于友情、于学术，皆可作证。1983年，《山东古国考》由齐鲁书社出版，列为《王献唐遗书》之一种。从商讨、撰述到结集、刊行，这部著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浸润着两位学者的心血，是名副其实的互相激发而出的学术成果。

另一部成果，则藏在书信与手稿之中。1958年9月19日，陈梦家在致王献唐的信中坦陈阅读生活的转向：“我现在学看新小说和理论书，渐有兴趣……”翌年夏，下放中的陈梦家，用36个“半工”（即36个半日的劳动余暇）将吴强36万字的长篇小说《红日》改编为7场豫剧：手稿写在算术横格本上，共119页，卷首有提纲、人物表与目录，他以学者的结构眼光与诗人的语言感觉，把“为人民而写”落实于一方拟想中的村台。1961年11月，陈梦家检出此稿，寄赠爱好戏剧创作的王国华，“举以奉赠，作为纪念”。这部稿本的写作缘起，曾在致王献唐的信中倾诉；它的存藏之地，则由王献唐后人提供，后经王国华及王家后人两代人的精心护持，直至2019年重现于世。若没有这份交谊，《红日》稿本能否存留至今，恐怕要打上问号。《红日》稿本见证了两位学者精神上的深度相契与文脉的薪火相传。

一部学术著作，一部文艺稿本，一庄重一通达，恰是两位先生交谊的两翼。中国学术之所以能历劫不磨、绵延不绝，靠的正是这种“以学术相期、以道义相许”的共同体伦理。

今年是王献唐诞辰130周年、陈梦家逝世60周年，两位先生人生轨迹各异，精神世界相通。他们以守护应答民族的过去，以著述担当国家的当下，以交谊许诺文化的未来，把家国情怀写成了可感可知的人生实践。齐鲁书社《王献唐遗书》、中华书局《陈梦家著作集》的陆续整理刊行，让两位先生的著作不断回到一代代读者手中。而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更是呼唤新时代的学人接过前辈的精神火炬，把个人学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家国情怀何以化为学术实践？两位先生已用一生作答。

（作者分别系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