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杨军：接续一场跨越两千年的对话

阴差阳错踏入考古专业，亲历三星堆遗址实习的震撼，深耕江西陶瓷考古数十载……一次意外盗掘，又将他推向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的位置。

对于考古学家、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杨军来说，考古不只是手铲与探方，更要守得住学术严谨，还要做大众与历史之间的传声人。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刘贺，意外成为西汉文明的地下守护者；而杨军和同事，则用双手接力展开一场跨越古今的对话。

一个志愿，让命运拐向田野

小时候，杨军跟着母亲去单位食堂吃饭，总看见大门口有一伙人蹲在地上动土，锄头、手铲摆了一地。他拽着母亲的衣角问：“他们在干什么？”母亲告诉他：“考古。”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考古’。”杨军说，“哪知道是干什么的，就觉得一群人蹲地上挖东西，挺有意思。”他不知道，那群人里，有著名的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他们发掘的地方，就是如今的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另一个启蒙来自两本杂志。那个年代读物匮乏，他泡在母亲单位的资料室里翻杂志。其中的《考古》《文物》最受他喜欢。“上面图片多，各种各样的老东西，还有考古现场的照片。”杨军说，那时候拍张照片很难得，杂志上印这么多照片，“对小孩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说不上懂，就是知道有这么个事儿，跟别的专业不一样，能到处跑，能看见老东西。”

高考报志愿时，杨军填了考古专业。“那时候考古是冷门专业，想着万一分数不够，能兜个底。”

没想到还真就给兜中了，最终，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家里。“莫名其妙，阴差阳错，就这么入了行。”他笑了。

20世纪80年代，考古专业全国就寥寥几所学校开设。刚入学时，同学们思想普遍不稳定。杨军也迷茫过，直到1986年的三星堆遗址实习。

那是他第一次真正的田野实践，整整三个月，发掘、整理，实打实泡在工地上。他们被分在二区发掘，带队的是林向、霍巍等老师。“当时三星堆遗址已经有点名气了，但祭祀坑还没发现。我们就在砖厂取土的区域发掘，每天刮面、画线、清土，也没认为多苦，反而觉得新鲜。”

实习结束，杨军等外地学生先撤了，几个四川本地同学留下来接着干。杨军刚回到学校不到一个月，消息就传来：三星堆遗址发现了祭祀坑，就在他们发掘的二区边上，直线距离也就一两百米。

“当时第一反应不是遗憾，而是震撼。”杨军的声音里至今还带着当年的激动。

“我们脚边的土里，藏着这么大秘密。我们发掘过的探方，离震惊世界的发现才一百多米。”杨军说，每次同学聚会聊起这事，大家都会开玩笑：“我们也算三星堆遗址二区的人，很光荣。”

三个月的实习，让杨军安定了内心：“这行有意思，真的有意思。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铲子下去会发掘出什么，这种未知感太吸引人了。”

毕业时，恰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前身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招人，杨军报了名。“我们一届进了五个，都是江西生源。”

海昏侯墓发现之前，杨军的主业是陶瓷考古。江西是陶瓷大省，景德镇是瓷都，做陶瓷考古顺理成章。加上他是景德镇人，从小耳濡目染，上手比别人快。那些年他主要守着湖田窑考古工地，从A区到K区，十几个发掘区，他主持做了一半。

“陶瓷考古不是光鉴定瓷器年代，它是手工业考古的一种。”背后是一整条产业链，采石、制泥、拉坯、施釉、烧造、运输，整个体系都要研究。“景德镇为什么能成为瓷都？因为它的产业链太完整了，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这里体现得最清楚。”杨军说。

湖田窑A区的发掘成果，后来成了板栗园重点保护展示区，如今游客去湖田窑遗址公园，还能看到当年他带队发掘出来的制瓷遗迹。“考古不是发掘完就完了，能保护下来，能让后人看到，才有意义。”他说。

那些年，他发掘过窑址，发掘过墓葬，发掘过聚落，江西的山山水水跑了个遍。日子平淡、扎实，像探方里的土层，一层叠着一层，没有惊天动地的发现，却攒下了满手的田野经验。

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大概就只跟陶瓷打交道了。直到2011年那天，一个电话，让他的人生轨迹猛地拐向了另一个方向。

那团泥里，埋着险些消失的“图书馆”

电话是江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打来的，说当地发现一座被盗的墓葬，让他过去看看。

“我当时正在家里做饭。”杨军回忆，“一开始没当回事，江西汉墓多，盗掘也常有，大多是小墓。所长一说‘铁河’两个字，我手里的锅铲立马就停下了。”

《水经注》《豫章记》《太平寰宇记》等古文献都记载，南昌城北六十里，是当年昌邑王刘贺的封地。现实中，铁河乡一带有大片汉墓群，历来盗墓猖獗。江西考古人一直怀疑这片汉墓群与海昏侯国有关，但始终没法证实。

“国家文物工作方针是保护为主，大型墓葬不能主动发掘。”杨军说，“早就知道那里有东西，但不能发掘，只能盯着，防盗墓。每次有盗掘就去处理，一直是被动的。”

“铁河”两个字，像一道电流击中了他。他关火、出门，一路往现场赶。车子颠颠簸簸开了一两个小时，越往那边走越偏，路都不好走，最后一段路只能步行。

走到现场，一眼看见那座覆斗形的封土堆，杨军心里就有数了。

“体量巨大，那种形制，不是一般贵族能用的，绝对是西汉高等级墓葬。”他当即拍了照片，写了材料，往上汇报，国家文物局最终批准发掘。

当时有三个考量。第一，墓葬已被盗，位置偏远，保护难度大，发掘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第二，如果能确认墓主是刘贺，就能设立专门机构、划拨经费，把整片遗址系统保护起来，杜绝盗墓；第三，当地是贫困区域，希望通过遗址保护和文旅开发，带动周边百姓脱贫。

“现在回看，这三点全都实现了。”杨军感慨：“当时有预期，但真能做到这个程度，还是超出想象的。”

2011年，考古队正式进驻。

“我们按照聚落考古的理念，先调查、钻探，不着急发掘。”没想到，一探就探出了大格局。这是一整个墓园，有围墙、有门阙、有祭祀建筑，园内还有夫人墓、其他陪葬墓。再往外探，还有紫金城城址，以及其他几代海昏侯的墓园。

最终探明的范围，核心保护区5平方公里，其中城址3.6平方公里，墓葬区1.4平方公里，整个考古遗址公园规划面积十几平方公里。“相当于一座汉代的侯国，完整地埋在地下。”杨军说。

发掘的日子是枯燥的，也是惊心动魄的。

江西土壤偏酸性，海昏侯墓能保存下有机质文物，全靠东晋时期的一场地震。从那以后，鄱阳湖水南侵，地下水位上升，墓葬被水浸泡，隔绝了氧气，才让竹简、漆木器得以留存。但酸性土壤还是让文物降解严重，竹简刚出土的时候，根本看不出形状，就是一团烂泥。

当时队员按惯例问：“杨队，这堆泥要不要清运掉？”杨军蹲下去，用竹签小心翼翼地拨开表层的泥，仔细看了半天。泥里有一丝丝极细的木质纤维纹理，和普通的淤泥不一样。

“别动、别清，等专家来。”杨军坦言团队没有类似经验，拿不准。“但直觉告诉我不对劲。这种东西，清掉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现在想起来都后怕。”杨军说这话的时候，身子向前一倾，像是还能感受到当时探方里的心跳。

除了大量儒家经典，竹简里还有六博棋谱、辞赋、医书，“手铲下去，就是一座地下图书馆啊。”

“刘贺未必有多爱读书，但至少说明，他受过完整的精英教育。”杨军说：“这些是当时的官方教科书，是皇室子弟的标准读物。通过这些竹简，我们能看到大一统王朝下，高等级贵族的教育体系和精神世界。”

随着文物一件件出土，刘贺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跟《汉书》里那个“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的昏君形象，渐渐拉开了距离。

杨军见到的刘贺，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懂音乐、懂礼仪、身体不好的贵族。刘贺有编钟，有琴瑟，有满墓的儒家典籍；他有风湿病，墓里出土了大量医书和药材；他始终对长安抱有念想，派家臣去长安献酎金，却被宣帝退了回来。

“他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但他也是文明的意外守护者。”跟刘贺打了十多年交道，杨军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他把所有的财富、典籍、生活用品都带进了坟墓，又幸运地躲过了一批又一批的盗墓贼，给我们留下了完整的西汉切片。”

在他眼里，刘贺就像一个地下博物馆的馆长，守着一屋子宝贝，等了两千多年，等着后人来打开。“活着的时候没多风光，死了两千多年，成了最有名的汉代诸侯。也算另一种青史留名。”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铜镇

交出两份答卷：给学界，也给大众

海昏侯墓田野发掘工作，于2022年正式结束。

在外人看来，发掘完就大功告成了，只有杨军他们自己知道，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海昏侯墓出土了一万多件（套）文物，目前经过保护修复、能够展出的，只有一千多件（套），不过十分之一。

“博物馆里展出的，都是修好的。剩下九千多件，还在库房和修复室里躺着。”修复一件青铜器要几个月，一件漆木器要几年，竹简的保护修复更是慢功夫。“我这代人肯定做不完，得下一代、下下一代接着干。没有两三辈人，理不清这笔账。”杨军直言。

考古报告的进度同样缓慢。体量太大了，墓葬、墓园、城址，出土文物每一件都要测绘、拍照、描述、研究，整理成规范的报告。“争取今年能出一部分”，杨军期待地说。

除了修复和写报告，杨军花了很多精力在公共考古上。

这些年，他接受了数不清的采访，基本来者不拒。“我们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考古成果就该让公众知道。”杨军认真地说：“苏秉琦先生讲过，考古是人民的考古。不能缩在小圈子里自己玩，写几篇学术报告就完事。公众听不懂专业术语，得用大家听得懂的话，把故事讲出来。”

杨军总跟同事念叨，一个合格的考古队，要有两个队长：一个管田野发掘，一个管文物保护和科技考古。一个合格的考古人，要写两篇文章：一篇是给学界看的学术报告，一篇是给大众看的科普文章。

这份接地气，同样体现在跟当地百姓的相处上。

刚进场发掘的时候，要租地、迁坟，群众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杨军不摆架子，就蹲在田埂上跟老乡聊天，递烟，喝酒，拉家常。

“我跟他们说，你们信我，五年之内，这个地方肯定出名；十年之内，你们肯定能富起来。”他笑着回忆，“当时没人信，觉得我是哄他们签字的。”

2016年前后，经过电视和网络直播，全世界都知道了南昌有个海昏侯墓。那个小村庄，一夜成名。

再后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起来了，博物馆开馆了，游客一批接一批地来。村里的年轻人不用出去打工了，在家门口开民宿、卖土特产、当讲解员、做保洁，收入比在外头打工还高。

“后来再去村里，老乡热情地拉着我往家里坐，说杨老师你当年说得真准。”杨军直言：“考古不是给老百姓添麻烦的，是能给当地带来实实在在好处的。百姓支持，工作才能做好。”

跟考古打了大半辈子交道，杨军已经快到了退休的年纪。谈及有没有什么遗憾，他想了想说：“要是再碰到一个海昏侯墓这样的大项目，肯定能做得比现在好，更成熟，更周全。”

随着考古前置成了“硬杠杠”，如今院里的年轻人一年到头忙个不停，工作琐碎是常态。杨军经常跟年轻同事鼓劲，不要看不起小遗址。“每一个项目都要兢兢业业去做，小遗址练本事，大遗址才能扛得住。”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