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里的霜降：诗行稀疏，恰似此时风味

今日霜降。

临近几日，照例翻读历代节气诗词。颇为意外的是，相比刚刚过去的“重阳”一节，传世诗词里的“霜降”，简直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作为秋、冬两季的分界点，霜降时节，何以霜色渐浓诗行浅？

当然，此处的“少”，并不是说古人不写霜、不写暮秋。千百年来，霜天、归雁、红叶、寒菊等意象，比比皆是。然而单独或专门以霜降为题的作品，寥寥可数。与重阳、白露、秋分等时令相比，完全不可比拟。

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要原因就在于时间节点。

让我们来看唐人元稹的《咏廿四气诗·霜降九月中》：

“风卷清云尽，空天万里霜。

野豺先祭月，仙菊遇重阳。

秋色悲疏木，鸿鸣忆故乡。

谁知一樽酒，能使百秋亡。”

如其所言，霜降时为“九月中”，而重阳则为“九月初”，二者往往仅隔数日。所谓“仙菊遇重阳”正是此意。两节相连、风物如一，吟咏之际，便或两相暗合，或取而代之。而因节日之情，更高于一般节气，作为节气的霜降被重阳节的诗情所遮蔽，也就不难理解。

恰如“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千古慨叹，节日一向是抒情酬唱的核心载体之一。从这一点上讲，“节日”的优先级别，远远高于节气。尤其是重阳节，作为传承千年的风雅佳节，在传统文学中更是具有极高的地位，也使得霜降很难摆脱重阳诗意的笼罩与遮蔽。

其次，“霜”的泛化与通用，消解了霜降节气的专属辨识度。

在检索霜降诗词时，就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熟知的写霜名句，几乎无一专属霜降。虽然有很多人把它们归入了霜降诗词之类。比如杜牧《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一句，写尽秋林之绚烂，可是与节气并不相关。又如李商隐《霜月》“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一句，时令相合，却也不是写霜降。即便是白居易《岁晚》所写“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因直接出现了“霜降”二字，而被各种关键词搜索推荐为霜降诗词。稍微读一读，对比“风落”二字就会发现，这是描述气象，而非节气本身。

对比之间，我们也会发现，“霜”作为传统诗词中贯穿暮秋至初冬的高频核心意象，早已跳出节气的字面局限，而成为整个寒凉秋日的审美符号。简单说就是，诗人笔下所写的“霜天”“霜叶”“霜草”“寒霜”“风霜”等，往往是一种笼统的描摹，并不特指霜降这一时令。

诗坛从不缺写霜的佳句，唯独缺少咏霜降的篇章，大概就是因为这些核心意象过于宽泛，被整个暮秋诗境分流稀释，终致“有霜无节、有景无题”。

再者，霜降虽为节气却无风俗，天然淡化了诗情。

“有节而无俗”实属“霜降”的无奈。节俗往往是文人题咏的情绪起点。粗略而论，但凡传世佳作集中的时节，皆有源远流长的民俗仪式与人文情怀支撑，诸如清明踏青祭扫、中秋望月思亲、重阳登高怀远、冬至围炉守岁等。相对固定的仪式传统、大致相似的情感维系、同好雅集的情投意合，往往能够直接触动历代文人的吟咏灵感。

霜降之节似乎恰恰相反。如《千字文》所写“秋收冬藏”，作为一个纯粹扎根农耕的节气，霜降的全部意义，在于秋收收官、冬藏开启、防霜护田、安顿农事，是古人顺应天时、勤恳度日的时序坐标。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霜降第十八》即明确写到，霜降到来，意味着三件事：“豺祭兽”“草木黄落”“蛰虫咸俯”。

除此之外，历代岁时记载，均无霜降庆典、雅集、宴游等仪式，也无文人雅集之场景。霜降是烟火人间的务实节令，而非文人笔下的风雅之日。失去了可供笔墨描摹的专属风俗，便失去了代代沿袭的抒情传统。在元稹二十四气组诗这类系统性时序创作外，霜降诗词难成规模，无疑已成必然。

留白，却也并非空洞。

恰如霜降临近之日的泉城济南，碧空万里、白云浩渺，颇有海阔天空的旷达与舒朗。霜降大抵就是这样一个节日——秋华落尽、万物归寂，天地不再有跌宕的情绪起伏，只剩山河澄澈、万象归藏。

此时的意境，注定是内敛的、沉静的、留白的。正如白居易所写“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不管是不是专属于霜降，注定是属于暮秋这个万物归根、洗尽铅华的时节。

淡墨秋山尽远天。秋光冉冉，浓烈早已属于过去。留给霜降的，只剩清寂无言的山河留白。如此，这稀疏诗行，便恰是霜降的独特风味吧。

（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