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微除隐患 强治守平安丨他用22年书写高墙内的“百万”答卷

大众网记者 李溯 潍坊报道

崔宝莹——潍坊市看守所男子监区二大队巡控民警，47岁，从警24年间，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三等功2次、嘉奖3次，并荣获“2015年度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全省人民满意政法干警”。从2002 年 12 月参加公安工作，到2004 年 5 月调入看守所，22年间，他把高墙内的方寸之地变成了践行法治、重塑灵魂的阵地，以“精准化施策”守护特殊群体，以“源头式治理”拯救迷失灵魂，以“预判式管控”筑牢安全底线，以“延伸式帮扶”温暖所外余生，用一套完整的治理逻辑，回答了监管场所如何实现强治理的时代命题。

崔宝莹巡视监区

精准化施策——让防线织密于细微

推进监所强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是那几类“特殊群体”——身患严重疾病的、精神行为异常的、未成年的。这些人要么身体状况脆弱、要么行为难以预判、要么情绪起伏剧烈，是监所安全风险的高发群体。崔宝莹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针对性解法——分类建库、一人一策、动态盯控，通过精细化、差异化治理，做到特殊群体管控不漏一人、不存隐患。

这套解法的内核，是一张精密的风险定位网络。崔宝莹以群体特征为横轴，以入所、提审、开庭、判决等关键节点为纵轴，将每一名特殊人员的风险要素精准嵌入时空坐标之中，并结合长期实践提炼规律、固化经验，形成系统化的工作笔记。每次值班前，他都会先以笔记为“作战图”系统梳理在押人员信息，凡涉及特殊群体的，一律提前标注，让巡视有预判、有重点、有章法。

2026年7月8日，崔宝莹在翻阅工作笔记时发现，当天是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张某军开庭的日子。这一信息，顿时让他绷紧了神经——这个节点，对谁来说都是个坎儿，对于他们这些患有情感障碍的人来说，这个坎儿更高，必须提前盯着点！于是，崔宝莹在监控巡视时始终将张某军列为重点盯控对象，时刻关注张某动向。果然，集体学习期间，张某军突然站起来在监室内来回走动。在旁人看来，这可能只是坐久了起来活动活动，但崔宝莹心里清楚，这恐怕是情绪要崩的前兆。于是，他立即交代搭档盯住张某军，同时起身赶往监室。几十秒后，张某军突然用头撞墙，“拉住他！”几乎同时崔宝莹赶到了监室门口，安排同监室在押人员控制住了张某军。由于发现及时、制止果断，张某军仅额头轻微擦伤。

22年来，依托分类建档、动态研判、一人一策的精准管控机制，崔宝莹成功预防、处置特殊群体自伤自残、突发疾病、肇事肇祸等各类风险事件130余起，其建立的特殊群体管理台账和盯控方案，被全市监管系统推广学习。22年间，他积累的工作笔记达550余万字，每一页都记录着在押人员的风险轨迹，每一笔都凝结着精准研判的思考沉淀。而崔宝莹本人也因着这份数百万字的积累，被同事们戏称为“崔百万”。550万字，写的是工作中的思考，守的是高墙内的平安，更是一名监管民警对强治理的执着求索。

预判式管控——让风险化解在萌芽

强治理的核心，在于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看守所的巡视通道是监管安全的前沿阵地，按照勤务规范，崔宝莹每二十分钟就要巡视一轮。22年间，他在这条通道上，来来回回巡视了数十万遍，每一个监室、每一个时段，都有它“该有的样子”——集体学习的坐姿、队列训练的站姿、放风活动的站位、夜间就寝的铺位，这些画面在他脑海里构成了一张精密的“基准底图”。一旦哪个画面出现了偏离，他的“预警机制”就会瞬间触发。

2024年7月的一个下午，在押人员都在各自监室参加队列训练，但崔宝莹的目光却死死盯住了下方监控的一个角落——在押人员褚某洋，蜷缩角落、身体蠕动、神态萎靡。一个人的细微神态混杂在几十个监控画面中毫不起眼，但崔宝莹却瞬间判定：这个状态不正常！“褚某洋不对劲！”抓起对讲机的同时，他人已经冲出了监控室，边跑边用对讲机呼叫医生、报告值班领导。赶到监室时，发现褚某洋已经面色惨白、呼吸急促，即将陷入昏迷。崔宝莹立即介入干预，解开褚某洋衣领、确保呼吸通畅。后经医生诊治，褚某洋为血管迷走性晕厥，发病隐匿、进展极快，短时即可引发休克、窒息，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有人问起：“监控里那么多人，你怎么就能看出他不对劲？坐在他身边的人都没发现。”崔宝莹说：“他在我脑子里‘跑’了三个多月，该是什么样，我闭着眼都知道。”

这就是崔宝莹原创的“四看”工作法：一看重点人员，紧盯高风险对象行为；二看重点时段，聚焦夜间就寝、饭后休整、队列训练等关键节点；三看重点部位，看好监室角落、放风场等容易发生隐患的区域；四看异常行为，捕捉肢体、神态、语言上的细微反常信号。四位一体，通过“风险预判—即时预警—快速处置”闭环治理机制，把被动应对变成主动防控。22年来，崔宝莹通过视频监控和实地巡视累计发现并先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380余起，并全部将其化解在萌芽状态。同事们说，崔宝莹就是看守所的“动态传感器”，有他在，放心得很！

巡视过程中询问在押人员情况

源头式治理——让法治从心里扎根

监所治理，守住安全只是基础，教育挽救才是更深层次的治理命题。在日复一日的巡视谈话当中，崔宝莹发现一个治理痛点：不少在押人员法律意识淡薄、价值认知偏差，信奉 “拳头即是道理”，导致部分人员多次违法、反复 “进宫”。推进监所强治理，不能止于 “看住人、管好人”，更要注重 “疗愈心、重塑人”，通过教化浸润实现思想纠偏、根除病灶，从源头上降低重新违法犯罪风险。

然而，选择什么样的改造路径，考验的不仅是方法，更是治理的定力与远见。在追求“短平快”的当下，文化教育这条路径显得格外“不合时宜”——见效最慢、周期最长、投入最大，是所有改造手段中最不讨巧的一种。但恰恰是这条看似最“笨”的路，指向的却是源头治理的深层逻辑：改造一个人的行为容易，重塑一个人的内心最难；唯有内心真正改变，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才能被彻底重构，出所后重新犯罪的概率才会从根本上降低。循着这一逻辑，崔宝莹逐步探索出了一条清晰的治理思路：以文化教育为切入点，把治理成效评价体系从“在押期间不出事”延伸到“出所之后不再犯”，监所治理不能只算眼前的“安全账”，更要算长远的“社会账”！

基于这样的思考，崔宝莹积极推动监区统一购买配发了《论语》《弟子规》《平凡的世界》等书籍，并搜集整理了红色教育影视素材，开设了高墙内的 “文化课”。一开始，根本没人买账，有人翻两页就扔，有人冷嘲热讽，面对质疑，崔宝莹的回答朴素而笃定：“不看眼前，注重长远。转化一个，就要确保成功一个！”于是，每次值班，都能看到崔宝莹组织学习的身影，不讲大道理，就结合真实案例去聊——聊人这一辈子什么最重要、聊出去以后怎么面对家人、聊什么叫“人活一张脸”。慢慢地，监室里的味儿变了，打架吹牛的少了，捧着书看的多了；对抗管理的少了，主动写心得的多了。在押人员开始盼着崔宝莹值班，因为“崔警官值班，能听他说说书里的理儿”。

2026年9月，崔宝莹如期收到了来自王飞（化名）的中秋祝福，从2019年离所至今，这份惦念他已经揣了7年。2018年中秋节前，年仅17岁的王飞因盗窃入所，刚来时，活脱脱一个“小刺头”——乖张暴戾、嚣张跋扈，今天跟这个在押人员动手，明天跟那个管教民警叫板，还肆意打砸监室设施和物品。又一次殴打同监室在押人员后，王飞被依规加戴戒具。面对少年桀骜不驯的目光，崔宝莹坚持教育挽救为先，一次次把他约至谈话室，给他讲历史故事，聊“人这一辈子到底该怎么活”。起初王飞爱搭不理，“半躺”在椅子上，歪着头看天花板。崔宝莹不管，照讲不误。日子一天天过去，王飞的态度也在悄然转变，直到后来，他在心得体会中歪歪扭扭地写下一句话：“我要早日解开铁链子，早点回家。”从那以后，王飞变了——不仅把打架斗殴的恶习改了，还主动向民警反映监室内的苗头隐患。离开看守所那天，王飞在监区门口骤然驻足，回身深深鞠下一躬：“崔警官，谢谢您，如果不是您，我这辈子都未必能活明白。”

多年来，崔宝莹累计组织文化教育课1200余课时，覆盖在押人员5000余人次，收到心得体会3000余份，所在监区在押人员违规率大幅度下降。从“管住人”到“育好人”，从“保安全”到“促回归”，崔宝莹用文化赋能打通了监管治理 “管得住、改得好、走得稳” 的闭环，让法治精神在高墙内生根发芽。

崔宝莹与在押人员进行谈话

延伸式帮扶——让温暖延续到墙外

在很多人看来，在押人员出所就是监管工作的终点，但于崔宝莹而言，却是他牵挂的起点。22年的监管生涯让他深刻认识到：高墙内的教育挽救固然重要，但真正检验治理成效的考场，在高墙之外，生计压力、家庭矛盾、社会偏见，任何一道坎儿都可能成为重新违法犯罪的导火索。基于这样的认识，崔宝莹主动将工作触角从监区内延伸到高墙外，建立起一套出所人员跟踪帮扶机制：跟每一名出所人员谈话，叮嘱一句“出去以后遇到难处，随时找我”；对重点帮扶对象，定期电话回访，了解生活状况、思想动态，协助解决实际困难。多年来，他累计建立出所人员联系档案200余份，接受各类咨询求助300余次，帮助解决就业、家庭等方面的实际困难50余件。“有事找崔警官！”成了出所在押人员遇到烦心事时下意识的选择。

2025年3月的一天，崔宝莹接到一个陌生来电，沉默几秒后，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崔警官，我是蒋亮（化名），我遇到点儿事儿，实在不知道该找谁了……”蒋亮曾因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在看守所服刑期间情绪一度十分消沉，是崔宝莹一次次谈话帮他解开了心结。出所后，蒋亮因为留有案底，找工作四处碰壁，久而久之，妻子也抱怨不断，一连串的打击让他几近崩溃。“崔警官，活着太难了，我这辈子算是完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哽咽。崔宝莹一边安抚，一边迅速在心里梳理帮扶思路。第二天，他利用休息时间赶到蒋亮家中，帮他分析自身优势、规划求职方向。随后，更是多方联系，帮蒋亮在一个化工厂找了一份保洁员的工作。半年后，蒋亮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满满的笑意：“崔警官，我转正了，工资涨了不少，媳妇也不跟我吵了，现在这生活是越来越有奔头了！”如今，蒋亮不仅工作稳定，还成了社区普法志愿者，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类似的故事，在崔宝莹的出所帮扶记录中还有很多。出所人员刘强（化名）开小吃店遇到合同纠纷，立即打电话向崔宝莹咨询；李刚（化名）与邻居发生矛盾，也是崔宝莹帮忙协调化解；有人结婚成家、孩子满月，更是不忘给“崔警官”报个喜。妻子打趣说：“你这电话比热线还忙，家里的事儿一点都顾不上！”崔宝莹却认真地说：“他们愿意找我是信任我，说明我这个工作没白干！”从高墙内到高墙外，从“管住人、控住险”到“扶上马、送一程”，崔宝莹用延伸关怀打通了监管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让法治温度在出所人员的人生道路上持续传递，也为“降低再犯罪率”这一社会高效能治理命题，写下了一名基层监管民警最朴素、最有力的回答。

从2002年穿上警服，到如今不惑之年，崔宝莹已在看守所度过了22个年头，每天的工作，就是日复一日地查看监控、巡视监区、谈话教育、分类盯控，于方寸高墙之间恪尽职守，于细微之处审慎研判。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正是这种“把平凡做到极致”的坚守，守住了高墙之内的安全，也铺平了迷失人员的归途。22年，550万字，他用一笔一画写就的，不仅是个人的坚守，更是一名基层民警对强治理时代命题的朴素的回答——高墙之内，亦有灯火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