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我用一生读懂父亲的长征：一块灰布藏初心，一片赤诚照后人

父亲王树森去世的时候，王来国才16岁。在她的印象里，父亲很少提起自己南征北战尤其是参加了长征的革命故事，只是偶然提起，只说一句 “太难了”，这句话在她年幼的心里刻下深深的印记。

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王来国在心里不断拼出父亲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逐渐看清了一名老兵的长征之路。她懂了，父亲为何一再推脱组织的照顾，只对那些军功章视若珍宝；也懂了，父亲为何给自己一个女孩取名“来国”，那是他把家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一块“灰布”传家

中秋国庆期间，王来国从北京回到青岛西海岸新区，回到父亲的故乡，那也是她的故乡。

刚参加工作走出这里的时候，单位还需要她填报父母的职业。“那时候我很懵懂，父亲也不让我们在外面说他参加过革命的事情，要我们低调。我就跟组织上说我父母是在老家务农的。”她觉得自己说得没错，但组织就说她填得不对，这一度让她觉得很委屈。

王来国说，她的父亲就是这样低调的人，很少说自己之前的事，再加上自己年纪小，没意识去主动问，错过了很多父亲参加革命的故事，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后来，她也是不断从妈妈那里听到了一些父亲的故事，再加上各种老物件，不断拼出了一个老兵的光辉岁月。

在王来国的记忆里，家里箱子底下一直压着一块布。这块布灰不溜秋，时间久了看上去又脏又破。她也曾经纳闷，问母亲这布为什么总不扔？她母亲说，不能扔，因为这块布是父亲王树森留下的。

她这才清楚，这块布见证了父亲的革命。

那是解放战争时期，王树森担任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后勤部第一兵站站长，负责部队粮草供给、物资转运和战地保障。东北天冷，部队急需棉衣，可手里只有白布。白布不能直接穿，买染料又花不起那么多钱。王树森就走访当地老百姓，问有没有办法。有人说草木灰可以染。他就就地取材，用草木灰把白布染成灰色力求最大程度接近八路军军装的颜色。这些布就拿来给战士们做成军装。

这样的故事，王树森很少讲。王来国说，父亲没有什么长篇大论，只有偶尔遇到什么事了，他才会联想起一些，跟家里人说一说。

但有一次，父亲在家里讲起参加红军的故事，尤其讲到长征，讲到战友鲜活的生命在眼前倒下，那么一个硬汉老头，真哭了。王来国跟着流眼泪。父亲没有华丽的字眼，翻来覆去只说一个词：太难了！

还有一回，部队放露天电影，王树森看了一半就回来了。母亲问他怎么不看了，他说真实的战争场景比电影惨烈得多，一个炮弹下去一船战士就没了。他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坐不住，就走了……

南征北战，为革命4次负伤

1900年，王树森在原胶南的一个村庄出生。后来他到东北谋生，33岁参加了东北军。34岁他转投红军队伍。

王来国说，父亲曾跟母亲讲述了自己易帜的原因。他说自己在东北军的时候，老百姓都怕他们，他们到了老百姓就逃跑了；但红军队伍到了后，老百姓非但不跑，还主动迎接他们。他说，这是因为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是真正给老百姓办事的，他也喜欢这样的队伍。

父亲还说，他这一生是“自豪”的。他说，万里长征举世闻名，自己参加了；平型关大捷举世闻名，他参加了；他更有幸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来，非常自豪。

尤其是长征的那段经历。当时已经35岁的“老兵”王树森走上了长征的漫漫长路。

王树森跟女儿讲起长征，说得最多的是苦：天上国民党飞机轰炸，没处躲没处藏；草地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吃的，战士们把煮过的牛皮皮带吃掉；大多数战士赤着脚穿草鞋就这么走。他自己就是在草地上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落下一辈子的病根。

但王树森在长征中思想进步快。他觉悟比别人高，对部队组织工作比较在行，从士兵一步步晋升为连长。他说起红军最突出的感受是：战友之间特别关心，“恨不得绑成一个人”“绝不丢下一个战士”。

1935年，部队整编，王树森编入红一军团特务连，跟随中央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先后担任党小组长、支部委员、总支委员等基层党务职务。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树森编入八路军第115师，随部队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了平型关大捷。此后长期战斗在晋冀鲁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进入晋冀鲁豫军区第八分区教导队，1941年被选派进入鲁中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军先后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随后南下参与中南战场解放作战。

革命战争年代，他四次负伤，落下终身残疾。他的关节炎天稍冷两条腿就疼得受不了，必须睡热炕。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0月，王树森获颁《革命军人证明书》，后以正团级干部身份转业江西赣州，先后担任中共赣州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赣州市食品公司经理等职，踏实完成组织交办的各项任务。

他坚决退了王台当时唯一的两层楼

1957年，王树森复员。他没有留在江西。组织照顾他，表示他回山东后可随便选地方安置，青岛、济南都行。他不干。“他说自己不是来享福的。”他拖家带口，坚持回到家乡原胶南县，在王台当了一名村党支部书记。

到了王台以后，政府照顾他，要把镇上唯一一栋二层小楼腾出来让他住。他坚决推辞，他说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刚到当地时，没地儿住，他们一家先在附近找了一处闲置的民房安顿下来。很快王树森就攒够了钱盖了四间平房，一家人立即搬进去，这才有了安稳的住处。

在王来国的心里，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永远把自己排在最后的人。他在村里担任党支部书记，村里有家人主要劳动力突然得了急症，家里拿不出钱，已经放弃了。王树森知道后，毫不犹豫自己掏钱把人送医院抢救过来了。还有一回，有个孩子到家里来，说太冷了，他看对方冬天只穿了一条裤子，什么也没说，转头就拿钱让妻子买了好多条线毯送去。年节的时候，他还让妻子买了好多散装的酱油、盐、油，分给家里困难的老百姓。“我父亲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一百多块钱，要养活一大家孩子，日子捉襟见肘，可他说有口饭吃就行，钱都拿去帮别人了，每个月都花光。”

说到这里，王来国说，父亲就是这样朴素勤勉地过了一生。每当别人说他不考虑自己的时候，他就会说，自己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不知幸福多少。

“父亲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让我在工作中也成为一个踏实本分的人。”王来国后来到北京工作，在一家研究院做财务工作。领导信任她，把全院的资金管理交给她，一管十多年没有轮岗。她说，那是父亲教给她的：兢兢业业干活，不占便宜，不计较，把工作干好就是本分。

王来国说，她这一代人越来越了解父辈的艰辛和光荣，也对父辈的感情越来越深。

“我的父亲就是红军队伍里的‘一滴水’。”她这样总结父辈那一代人：“他们没说的，不代表没做过。为了解放新中国，他们可以前赴后继甘洒热血；为了建设新中国，他们可以选择默默无闻。不光是我父亲，我觉着他们那一代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晓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