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跨越九十年的赓续接力

黄海之滨，两城河畔，龙山古地迎来一场跨越山海的文脉之约。

　　10月24日上午，两城镇遗址考古发掘90周年回顾活动现场，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匡悌、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栾丰实各捧一套《中国考古报告集》，一同上前，相视一笑，将报告捐赠给市博物馆和两城镇遗址保护中心。

　　这套丛书里，最新的一本是《两城镇：山东日照县两城镇之龙山文化遗址》，列为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五。它的扉页上印着三行署名：刘燿（尹达）遗稿，李匡悌、栾丰实暨安阳工作室整理。

　　从1936年两城镇发掘，到2026年这部报告正式出版，历经九十年。

　　1936年5月，史语所考古组梁思永、祁延霈、刘燿，在日照两城镇的田野里挖下第一条探沟。这次发掘分瓦屋村和大堌堆两个地点，共开挖82条探沟，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清理墓葬49座，蛋壳黑陶、高等级玉器相继出土。此后数十年，两城镇成为中国龙山文化考古研究的重要遗址，也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遗址。

　　发掘结束后，由刘燿负责撰写瓦屋村地点的考古发掘报告。当年30岁的他，曾亲身参与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

　　可报告尚未写完，战争来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史语所西迁，南京沦陷。刘燿在未完文稿的末尾写下这样一段话：“别了，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业！……我爱好考古，醉心考古，如果有半点可能，也不愿意抛弃这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爱国家，更爱世世代代所居住的故乡，我不能够坐视不救！我明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明知道这是一件冒险历危的工作，但是却不能使我有丝毫的恐怖和畏缩！”

　　同年12月，刘燿奔赴延安。手稿留在史语所，原始记录尚有欠缺，报告撰写就此中断。

　　抗战胜利后，史语所复员重返南京。然而内战烽烟再起，1948年底，史语所启动迁台工作，这份手稿随之运往台湾。此后数十年，手稿静静封存于台北南港史语所库房。

　　刘燿后来改名尹达，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是新中国考古学科建设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海峡相隔，他再也无缘见到这份手稿。

　　战乱割裂的，不止一份手稿。两城镇出土器物一部分随史语所迁台，一部分入藏南京博物院。器物与档案两岸分藏，标本核对、报告整理工作一停就是数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史语所曾多次启动整理工作，却屡因资料分存两岸、人员变动而中断。1982年，时任史语所考古学组主任的石璋如将两城镇比较材料交余泽宇暂管研究，然而余泽宇1983年离职，材料交还库房，整理随之中断。1994至1996年，时任中研院副院长的张光直主持整理，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教授高广仁到台湾协助，可材料分置、原稿文字欠缺，工作还是没能走下去。手稿整理几经辗转、屡屡搁置，成为萦绕几代考古人心中的遗憾。

　　转机出现在1997年。时任史语所所长杜正胜到访南京博物院，双方达成协作共识。次年，史语所派员赴南京拍摄院藏两城镇出土器物。时隔六十年，分隔海峡两岸的考古资料，第一次重新“对上话”。

　　但资料“对上话”只是第一步。史语所缺少专攻山东新石器龙山时期的研究人员，刘燿遗稿的文字与器物实体之间线索也不完整，检索费时，整理工作只能停留在文字、图像、器物资料的汇整与核对层面。

　　对两城镇遗址的熟悉，栾丰实是从田野里积累起来的。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栾丰实便投身日照地区龙山文化遗址大规模区域系统调查。1995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大学联合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组建中美联合考古队，开启以两城镇遗址为中心的鲁东南沿海聚落考古调查。他的搭档、美国学者文德安担任美方负责人。

　　中美联合考古队融合多项科技考古手段解码尘封的史前文明，引入浮选设备，在两城镇遗址开展植物考古取样。团队依托区域系统调查法，踏遍鲁东南山海间的坡地与麦田，同步开展野外踏查与遗址发掘，发现两城镇三道环壕遗迹，确认这里是龙山文化大型中心城址。多年的调查、勘探和发掘成果表明，两城镇、尧王城是一北一南两大古国中心，构建起龙山文化“都、邑、聚”三级聚落结构，印证海岱地区早期国家社会形态。

　　对两城镇这批遗存材料，栾丰实的熟悉程度鲜有人能比。2002年，栾丰实到史语所参加会议，第一次查阅两城镇发掘相关资料。“当时刘燿留下的这批原始文稿已经完成数字化归档，资料保存完好。”栾丰实说。

　　2015年，李匡悌担任史语所考古学门召集人，随即接手刘燿遗稿整理工作。

　　栾丰实一直关注着两城镇考古报告的事。2016年，他主动询问，语气直接：“史语所两城镇的报告，打算什么时候出版？”

　　李匡悌没有绕弯子，当场发出邀请：“你考虑来吧。”

　　李匡悌后来解释：“只有栾先生来了，我才能顺利把报告整理完。”在他心里，栾丰实的加入，是整部报告得以推进的关键因素之一。

　　2017年11月5日，栾丰实受李匡悌邀请到史语所访问。李匡悌清楚记得当年一起工作的场景：研究室的长条桌上，摊开着刘燿遗稿、线图与器物资料的电子化打印件，栾丰实一张一张翻，一页一页对，时而用手指点着线图上的器物轮廓，与一旁的文字描述反复比对。

　　“栾先生把全部书稿查阅了一遍，写下了整整6页A4纸的问题清单与整理建议。”李匡悌说。正是这份清单与建议，厘清了多年悬而未决的文稿漏洞、体例偏差和整理难点。

　　在此基础上，栾丰实提出：以刘燿的未完原稿为基础，将新近研究得出的新认识直接融入报告之中。

　　安阳工作室依此定下四条编辑原则：线图尺寸必须与文字描述相符；器物数量必须与表格加总相符；尺寸逐一核实、缩放比例逐一确认；章节标题和度量用法前后不一的，一律重新调整。一个数、一条线、一个称谓，都不许含糊。

　　此后，团队不断对照旧稿、补入新资料，诸多悬而未决的考古细节一一厘清，文字、图像、器物资料一点点归位。整理后的报告，包括遗址发掘经过、文化堆积构成，以及龙山文化建筑遗迹、陶器、石器、骨器、墓葬遗存和上层晚期遗存。

　　第四章陶器部分，以刘燿原稿的《陶器图号表》和器物描述为基础，整理时逐件核对实物、补入典藏号；第八章对两城镇龙山文化特性的补遗，则是在原稿之外增补的新研究。几代考古人接续耕耘的成果，就这样汇入同一册报告。

　　2026年2月，《两城镇：山东日照县两城镇之龙山文化遗址》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出版。

　　手稿整理出版，李匡悌用12个字概括：一波三折、好事多磨、绝处逢生。10月24日，赠书仪式后，他又以四个字道出心情：“如释重负。”

　　当年，手稿伴着战火离乡时，只是一部尚有欠缺的初稿；如今归来，变为一部482页的厚重典籍。这场历时九十年的赓续接力，不仅是一部考古报告的完成，更是一种对家国情怀的坚守与传承。（日照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美莹　姚力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