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开山令》出版：37年磨一剑，重写边缘群体的历史

哥老会是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秘密社会组织之一，也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者。“哥老会从哪里来”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形成“郑成功开山说”“啯噜演化说”等各种解释。通过梳理乾隆朝啯噜案档案，著名历史学家王笛有力质疑了“啯噜起源说”，并认为“郑成功起源说”是基于传说和神话形成的。他从组织形态、精神信仰与文献谱系上，坚持了哥老会叙事中天地会、洪门、哥老会的同源关系。

《开山令》是王笛关于哥老会起源研究的力作，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0月25日，在北京红楼公共藏书楼举行了《开山令》的新书首发对谈，主题为“边缘的力量”。王笛、王奇生、罗新三位著名历史学教授进行对谈。

王笛：用三十七年叩问边缘群体，重新定义史料的价值

王笛深耕中国社会史、微观史等研究，2026年6月从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座教授任上荣休，目前是四川大学文科讲座教授。王笛坦言，这部作品几乎贯穿自己四十余年学术生涯，从1989年申请课题立项到2026年正式出版，前后历经三十七年打磨。此前问世的《袍哥》只是该课题的副产品，《开山令》才是哥老会研究真正的起点。哥老会作在正史中集体失语，他们的形象只留存于官府档案的污名化记述与江湖手抄本的口头传说中，这也成为驱动他数十年深耕这一课题的初心：要为这群人打捞、书写属于他们的历史。

本书书名直接取自哥老会内部仪式文献《开山令》，这份文本是帮会开山立堂时诵读的令集，讲述组织起源，承载整个群体的身份想象。王笛提出具有颠覆性的学术判断：核对大量原始档案，推翻学界长期流行的“哥老会源自啯噜”的结论。他指出，拜把结盟是清代底层男性群体普遍的社会行为，不能仅凭借“结盟”这一共通行为，推导二者存在组织传承关系。面对大量真伪难辨的帮会传说、神话故事、《海底》手抄本，他拒绝全盘否定，也不是全盘采信，区分“他说的历史”（即官方记载），与“我说的历史”（即帮会自我叙事）两套不同的史料体系。

他提出极具启发性的史学观念：即便部分起源故事并非史实，依旧具备极高的研究价值。哥老会塑造郑成功、陈近南开山立堂的叙事，是一套用来凝聚群体的身份叙事。“讲故事”本身就是边缘群体重要的生存工具。这套起源叙事完成身份建构，把底层流民凝聚为一股强大的社会组织力量。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只是剥离神话碎片还原客观史实，更要追问：底层群体为什么要主动编造这样的历史，这些传说背后投射了他们怎样的政治诉求、身份认知与生存处境。

王奇生：跳出“秘密社会” 标签，看见被低估的近代社会现实

王奇生从革命史研究视角，高度肯定《开山令》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他提出，过去史学界习惯性将哥老会归类为“秘密社会”，但结合一手统计数据就能发现历史真相：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大约七成农民卷入哥老会，早已不是小众隐秘组织，而是近代地方社会的常态组成部分。如果忽视哥老会这类会党力量，对于整个近代社会史的理解就缺失了极为关键的一半。

在他看来，《开山令》最核心的两大贡献，一是整理了大量外界很难接触的珍稀民间帮会内部文献，二是梳理民国直至当代关于哥老会的完整学术史脉络。民国时期学者卫大法师甚至亲身介入帮会，获得一手记录；而后世研究者已失去实地观察、访谈会众的现实条件。王笛辨析不同时代研究者的得失，梳理各家分歧，为后续所有同领域研究奠定研究基础。

罗新：边缘并非简单弱势，反抗者为何不断复刻旧时代等级秩序

罗新立足于史料批判与边缘书写的研究视角，对《开山令》做出深度解读。传统史学研究习惯采用二元对立思维，简单划分神话与历史，把一切无法证实的史料当作神话剔除。而王笛在书中设立“传说”这一中间分析层次，在史学方法论层面是重要突破。传说文本里混杂着神话虚构与真实历史碎片，史学家的任务不是粗暴判定材料的真假，而是解析传说生成的内在逻辑，理解底层群体出于何种现实需要，建构属于自己的过往记忆。

他进一步阐释“边缘”这一概念：边缘是相对于王朝权力、财富聚集中心而言。传统社会里，能够跻身权力中心的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普通百姓都身处社会边缘。当社会秩序崩坏，底层民众生存难以为继时，身处绝境的普通人会自发结成各类组织，用以求生。从汉末的太平道、五斗米道，一直到明清时期的哥老会，这一社会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一脉相承。

细读《开山令》，能读出充满思辨色彩的历史吊诡：哥老会本身是受压迫底层人形成的反抗组织，他们奋起反抗旧时代的等级社会，却又完整模仿旧王朝的等级制度，搭建起自身山堂体系，划分尊卑、晋升层级。这些反抗者没有全新平等的思想资源可借用，即便反抗取得成功，依旧会复刻旧制度，这也是古代王朝周期性循环的内在根源。他还谈到，书中大量收录帮会内部隐秘行话、仪式文本，使得阅读门槛较高。但恰是这些难得一见的一手民间材料，造就本书独一无二的学术分量，也让普通读者得以窥见正史不愿记录的底层江湖世界。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