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申强：显微针尖之上的高塔

午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手足与显微重建外科的病房门被轻轻推开。仇申强刚刚走进病房，躺在床上的小男孩就眼睛一亮，下床以后围着他打招呼。“他一看到你来就很兴奋。”男孩的妈妈说，“现在他天天说，仇伯伯就是他最崇拜的人。”

病房里的这个孩子来自云南，三年前，两岁的他右手被搅拌机绞烂，四根手指毁损性离断，当时“打飞的”从昆明紧急赶到济南，济南交警一路开道从遥墙机场护送他来到山东省立医院紧急救治。现如今，是他第三次回来住院，手指已经戴上延长器，进入了重建的阶段。孩子恢复状况良好，神色中满溢着这个年纪的天真与好奇，时常指着走廊上的医学案例向仇申强询问，这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成为病房外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而这位患儿口中的“仇伯伯”仇申强，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手足与显微重建外科的科副主任，全国显微外科十大青年名医，齐鲁工匠。看着他耐心陪伴患儿的这一幕，很少有人能猜出他几个小时前还坐在显微镜前进行高强度手术，缝合比头发丝还细的血管。

挽救毁损性断指

时间拨回2023年9月3日。那一天，母亲只是一个转身的工夫，刚满两岁零两个月的男孩就不幸被搅拌机绞住了右手。四根手指，从大拇指到无名指，全部离断，手掌血肉模糊。

心急如焚的家人带着孩子在当地医院辗转了一个下午，得到的全是坏消息。就在一家人几乎绝望的时候，一位医生告诉他们，山东有一家医院或许有办法。

十指连心，不敢有片刻耽搁，一家人买好机票奔赴济南。飞机提前21分钟落地济南遥墙机场，济南交警用23分钟把这一家从机场送到医院。而在医院里，急诊科、手术室、手足外科、小儿重症监护室，甚至保卫处，在孩子落地之前就全部准备就绪，建档、预留手术房间。当孩子被运送到急诊科，医生们已经等在门口。

接下来的20多个小时堪称一场战斗。

“患儿年龄太小，气道狭窄，手术、麻醉耐受程度差。”当时仇申强这样回忆。抵达医院时，孩子受伤已经12小时，随时可能因出血、体液丢失、电解质紊乱而危及生命。手指的远端被绞得挫裂严重，血管条件也很差；近端的手掌，更是骨、关节、肌腱、皮肤、血管神经大面积缺损。

深夜，一场指尖上的作战开始了。凌晨两点，仇申强开始清创。他先把孩子手掌里挫烂的皮肤软组织、骨头一点点清掉，探查血管、神经、肌腱，再把离断的手指用钢针打到骨头上衔接。接下来是吻合动脉、静脉。可孩子的手指动脉有大段缺损，他只能从孩子的脚上取下四条足背浅静脉，移植到手上，重建动脉。

从深夜到天亮，从天亮到午后，血管终于成功吻合，然而仍旧有两根手指的通血程度不够理想。按照一般标准，手术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可以算是成功，但仇申强没有就此安心。他和张迪医生讨论为确保万无一失再多吻合几条血管，于是一场奋战又煎熬着继续，一直到18时55分，手术正式结束。

术后第八天，孩子平稳度过危险期。那一年的中秋，这一家人是在2000多公里外的济南过的。母亲说，孩子那被绞掉的手指，好好地跟手掌“团圆”了，就是他们一家最大的团圆。

“孩子奔赴千里而来，我们不能辜负这份信任。”仇申强这样说。

一座无形的高塔

走进仇申强的办公室，最显眼的就是他办公电脑旁边堆起的专业书籍。一本本厚厚的医疗文献资料汇总堆叠在一起，竟然垒起了半墙之高，看起来仿佛一座知识的高塔。

而这座知识的高塔，同样矗立在手足与显微重建外科，联通着国内国外相关领域的医生们。

从办公室走出，漫步在走廊上，一排排相框密密匝匝覆盖了整个墙面。相框里的人皮肤颜色不同，国籍不同。他们有人来自美国、欧洲等较为发达的国家，也有人来自至今仍旧处于战争中的地区。

对这面墙所包含的回忆，仇申强如数家珍。意大利的手外科主席、哈佛大学的副教授前来交流外科手术的相关经验，哥伦比亚的医生最近刚来，准备在这里待上半年；此外还有意大利、伊朗、波兰、新加坡、蒙古的同行……“光是外国专家，这里就来自三十个以上的国家。”仇申强说。

最让仇申强印象深刻的，是2016年5月，哈佛大学的副教授Reena Bhatt来访时，科室还没有搬迁至新楼。医生们在老楼里，显微镜是旧的，手术室和病房又旧又挤。而就是这样的环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面对这样的环境，那位教授也不禁感叹：“你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用的不是最好的设备，做的却是世界上最顶尖的手术。”

这墙上一排排并列的照片，有些已经因为时间而泛黄。而十多年前来进修的年轻医生们，如今大多也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的中流砥柱。“我们的专业很苦，在这里坚持下来的人，心中都有一份追求，”仇申强这么说，“而这份追求，会让他们不断成长和精进。”

走在这面墙前，观者会生出一种很奇异的感受。这些来自天南海北、说着不同语言、甚至来自战火中的国家的人，聚到这一间屋子里是为了同一个目标：怎样接回一双断指的手，如何让一双受伤的脚再度奔跑，如何让一根0.2毫米的血管重新搏动。或许他们的语言并不相通，但救死扶伤的技术，敬畏生命的心却是相通的。

在巴别塔的神话故事中，人因为说不同的语言而四散。而在这里，恰恰颠倒了过来。人类因为一件关乎生命的事重新走到了一起。一面静止的墙，记录了一批国内、国外医生的成长。

要么学医，要么做军人

采访中的仇申强，与刻板印象中严肃沉默的医生形象相距甚远。他幽默健谈而思维敏捷，总是能提出许多发散性的新观点。当坐在他面前时，很难把他和一位高强度工作，很少休息的医生联系在一起。

可在评价自己时，他却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回答：“其实现在想想，我这个性格，要么是学医，要么可能就去当军人了。”

童年时代的仇申强成绩优异，高考成绩位居全县前列。在机缘巧合之下，他在填报志愿时选择了医学院。说到自己的学习和工作风格，他用了一句幽默的话来形容：“我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垫。”

这句有些幽默的话语，贯穿了仇申强后来二十多年的从医轨迹。在刚刚毕业时，仇申强转科后被分派到当时的西院去建设新的手足骨科。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科室，当时那里的工作环境堪称艰苦。仇申强照料病人、换药、看诊，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当时也没想过计较什么发展、待遇，”他说，“我就好像在边疆工作一样坚定而持续。”后来东院成立，仇申强又第一批调往东院，在两个病区来回地奔忙。

“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这话他说得理所应当。

在鸡翅上练一双稳手

手术台上，仇申强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这门接续肢体的手艺，是他从年轻时一步步锻炼出来的。

在刚刚毕业时，仇申强和同科室的年轻人用最“笨”的方法练习技术。休息室里放着显微镜，他一有空就坐过去练手。当时没有实验动物，他就用鸡翅练习缝合。仇申强把新鲜鸡翅膀冻起来保存，一有时间就拿出来。他揣摩翅中的血管，在显微镜下观察，练显微器械操作。实在没有鸡翅的时候，就缝纱布。纱布的纤维一条条交织着，让显微缝针从那两根纤维之间穿过去，练的是手底下的毫厘感。

说到自己的青春岁月，仇申强提起了一件至今都挺自豪的事。他把显微持针器套上一个钥匙环，套到拇指上，每天捏着找手感。上下班骑着自行车甚至经过铁路桥，他一边看路，一边认真感受如何握持器械。

“稳、准、轻、巧。”仇申强这样总结自己的经验，“你没有那种感觉，手拿器械都是陌生的，距离感也没有，真到临床上去，那就难了。”

这双手，在显微镜下已经做了21年。显微外科苦，不光是练习过程苦。一台手术十几个小时是常态，仇申强说自己最长的一台手术做了36个小时。最难熬的是后半夜，不吃不喝不睡，人会突然难受起来。“年轻的时候熬夜做手术，坚持不住，恶心想吐，感觉人都要失常了。”那时候没经验，后来他才明白，那是低血糖。再后来，每有这种感觉，他就喝点糖水补充体力。然而，就算是这样疲惫，他也从来没有动过停下的念头。

“坚持走这条路就像艰难的爬山，既然这条路是我自己选中的，越抱怨就越觉得累，越是恶性循环；反过来，调动起自己的意志力，人反而会激发出潜能，从而实现良性循环。”他这么比喻。

“坚持，再坚持一下！努力，再努力一下，可能就会有改善。”这是他自己给自己打气的话，也是他这些年最常说的一句话。

把轻松留给病人

这样高强度的工作，难免有压力如影随形。而仇申强选择把压力留给了自己。

每次查房的时候，他很少一上来就讲病情。仇申强和病人聊天，问他们的恢复情况和日常生活，问得比专业上的事还多。他说病人的心情很重要，尤其是刚做完断指再植、手指再造、皮瓣之类的显微手术的病人。人一焦躁、害怕、不舒服，血管就可能痉挛；血管一痉挛，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可能白费。所以，要让病人放松下来，乐观平稳，要给他们精神鼓励、疏导，做好心理按摩。他查房的时候，病人和家属都带着希冀、信任的目光，病房里也充满了轻松、向上的气氛。“到我们这里的病人病情都很严重，压力很大，甚至以后的人生会面临残疾的困扰，我希望他们在我这里不光治好伤病，心理上也不能残疾，我要通过我的努力让他们以后的人生依然充满阳光，乐观向上。”仇申强说。

可这份沉着乐观，远不像看上去那么轻松。在这个科室待久了，看着忙忙碌碌的一个个身影，旁观者总会有一种恍惚感：这些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制造这样一个又一个奇迹时，他肩膀上的责任又有多重？

2025年4月，一位女士在工作时被机器撕脱了整片头皮，左耳连同头皮完全离断，颅骨都露了出来。损伤很重，但是耳朵还算完整，可是耳朵残余的血管只有0.2到0.3毫米，比头发丝还细。加上，头面部损伤得太重，原位回植几乎没有可能。

“保住生命不难，但要保住耳朵、恢复容貌，简直是在刀尖上跳舞。”仇申强说。

他做了一个听起来近乎异想天开的决定：把这只离断的耳朵，先“寄养”到患者的脚背上，等头皮的条件成熟了，再把它搬回头上。脚背的皮肤薄，血管粗细正好匹配得上耳朵。术后第五天，耳朵一度变紫，是静脉危象。他们用“放血疗法”坚持治疗了五天，每15分钟一次，24小时不停，才把它救回来。头面部创面组织坏死他们又用整整一个月培养肉芽，让头颅面部平整，再从腹部取全厚皮移植，一次性全部成活。

这只耳朵“寄养”在脚背上178天。178天后，耳朵重新手术移植回到了它本该在的位置。从而，创造了一个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中国医生也在世界人民面前展露了绚丽的风采。

时间回到2023年，仇申强又作为主力参与完成了另一台世界首例——新生儿同卵双胎异体上肢移植，成功为患儿“再生”了一条健康的胳膊。在手术成功后，他抱着孩子合影留念。照片里，他的大手托着孩子的小手，孩子仰着头看他。仇申强说，“那一刻孩子昂头看我的眼神，心中觉得特别满足。”

而这个科室的墙上，还挂着更多这样的故事。十指离断再植，全世界完成例数最多的是这个团队；深低温保存的断指，在液氮里保存了81天，实现重新接活的是这个团队……除了血淋淋的伤口，宣传栏中蕴含了更多的是患者和家属的笑脸。那些曾经入院治疗的患者重新回到了生活，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而让这些笑脸重新亮起来的，是一份旁人未必看得见的担当。仇申强记得，决定为福建婴儿做上肢移植时，团队里也曾有过犹豫：“我们已经有很多世界首例了，来了以后如果不成怎么办？”

这些顾虑，都真实存在。可他的回答只有一个。“我觉得能行，为什么不来？”仇申强说，“我们这个团队，有这个技术，有这个责任心和意志力，也有我们坚强有力的兄弟科室，更有医院提供这么好的平台，就该当我们做。”

奇迹的来路

一把显微器械的传递，同样也是技术和仁心的传承。

从2020年起，仇申强每年都带一个硕士研究生，到今年已经是第六个，他们每个也都很优秀。有两个去参加全国超级显微外科血管吻合技能大赛。别的参赛者专门脱产练了几个月，他的学生边干活边参赛，居然拿到了学生组的全国第二名。

坐在科办公室的长桌前，仿佛依稀还能看到这个科室当年的光景。2002年，王增涛教授创建了这个科，建科的时候只有七八个人。仇申强回忆，当年科室定了三个五年计划：第一步，省内领先；第二步，国内著名；第三步，走向国际。那时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现在回头看来，居然不仅做到了，而且远远超过了这个目标。而在这之中是两代人的成长。当年的王增涛主任让仇申强留在了手足外科，而留在这里的人又为这个领域培养了更多人才，让技术与精神落地生根。

对于科学家精神，仇申强谈了三点：责任、细节和淡泊名利。

“在从事医生这个职业的时候，”他说，“我冥冥之中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在他的心目中，个人的成长与时代的召唤息息相关。在国内手足外科发展的年代，仇申强从医学院毕业，来到刚刚起步的科室；在国内外医学交流愈发热烈的如今，他成为经验交换的桥梁，将救死扶伤的技术散播到世界各地。“现在正是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的时代，”仇申强说，“我希望年轻人们无论是从事科研，还是在其他领域，都应该有这样一份责任感。不仅要注重个人发展，更要想一想‘为国为民为家’这六个字。”

显微重建外科是一门“细”的功夫，仇申强提到的第二点也和“细节”有关。“细节决定成败。”他说。这个细节，既是不放过每一个可能存在的疏漏，又是不忽略每一次微小的积累。科研攻关是困难的，而克服困难往往需要长久的积累和愚公移山式的求索。“每一道关都不打折扣，一点一点叠加起来，才拼得出一个最终的成功。”

最后说到名誉相关，仇申强微笑起来。在采访中他谈了许多关于科室建设和患者康复的事情，这些年获得的荣誉却极少提起。“酒香不怕巷子深。”他说，“事情做在了那里，自然会被看见；要是一开始就奔着名声去，反而做不长久。”他更常想的是另一件事：将来退休了，能给这个科室和后来的年轻人留下些什么。“得和失，都要看淡些。”在他看来，一个医生真正的名声不在榜单上，而在病人的心里。把每一台手术做好，对得起把身家性命托付给自己的人，比什么都重要。

他背后，是他老师王增涛教授的座右铭：“看一个病人，交一个朋友；做一个手术，出一个精品。”而他自己，把八个字印在了名片上：“仁心仁术，精益求精”。

办公室那座书塔，是这条路的起点；走廊那面照片墙，是这条路的远方。在显微镜放大的视野里，他用针和线，缝起一双手，也缝起一座让人与人相通的塔。

（大众新闻记者 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