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和他的“撕书弟子”们

参与分书重编工作的山东大学学生潘文博将内容条目从《永乐大典》彩色复制件上裁剪下 来，这是《永乐大典》分书重编的前期工作之一。后续她还会把一条条内容粘贴到白纸 上，同时标注书名拼音、所在卷页、相关说明等，以便后期分类归纳。

2025年底，《永乐大典》存卷现代标点本正式交付中华书局进入出版流程。这意味着，存世仅400余册、800余卷的嘉靖副本，第一次完整地以当代读者能够顺畅阅读的面貌问世。但对于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项目负责人杜泽逊来说，标点本的完成只是第一步。10月8日，记者采访杜泽逊时，他和团队正在做的第二件事，是在古籍整理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的工作——把《永乐大典》“拆”开。

《永乐大典》的“拆”与“归”

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杜泽逊是《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项目负责人。自2021年起，杜泽逊带领团队对目前海内外所存800余卷《永乐大典》进行了系统性、规范化的现代标点处理，并尝试开展“分书重编”工作。在堆满古籍校样的案头，他几乎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

“《永乐大典》的编法，就是把当时能找来的书，按照知识点拆了。”杜泽逊在采访中反复用一个比喻来描述这部书的结构，“比如‘放生’是一个知识点，凡是讲到放生的书，相关片段都被截取下来，组成一个资料群。”这种编纂方式让《永乐大典》成为一部前所未有的知识总集，但也让它所引用的古书“碎”成了散落各处的条目。

山东大学《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团队正在做的，是把这些条目“拆回去”，各归原书，再按照经、史、子、集重新编排。杜泽逊称之为“逆向拆解”——“编《永乐大典》的人是拆书，我们是反向拆分，让它回到原书。”

潘文博将《永乐大典》的彩色复制件沿着文本边界裁剪拆分。

分书重编，不是为拆而拆。拆开，是为了让被《永乐大典》拆散的古书重新聚合，形成《永乐大典分书重编本》，进而做汇校、索引、提要，最终数字化。

过去学者从《大典》中辑佚，往往是“各取所需”，只盯着自己关心的门类；这次是“竭泽而渔”式彻查，要把《大典》引书的整体面貌摸清楚——哪些书传世，哪些书失传，哪些书靠《大典》保存了宋元旧本的面目，哪些书在不同版本系统之间需要甄别。分书重编之后，这些问题才能系统回答。

分书重编，依据的是内容条目前红色的书名，潘文博粘贴条目的同时要将书名写在纸上，以便日后分类。分类和归纳是分书重编的学术含量所在，不是简单的剪刀加浆糊，而是版本考辨、来源追踪、分类归位——每一步都要有依据。

杜泽逊介绍，这也是一个跨学科的工程。项目邀请了全国200余位专家、70多所高校联合攻关，中医药、科技史、宗教、经学等各领域专家各负责一部分。杜泽逊说，分书重编的学术难度在于“分书”本身：是不是一部书，会不会是两部书重名，顺序是什么，来源是什么？这些都需要甄别。等分书重编和汇校完成，“在类书的整理方面应该可以起一个借鉴的作用，不敢说是模范，差不多是个模板”。

“堂主”与“撕书弟子”

杜泽逊（左三）是尼山学堂的班主任，被师生们亲切地称为“堂主”。图中“堂主”与“撕书弟子”们一同研究《永乐大典》。

走进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文史楼的项目工作室，几间屋子里沿墙摆满书架，架上整齐码放着一摞摞A4纸，每一页上都粘贴着从《永乐大典》彩色复制件上剪下来的一条条文字。杜泽逊正带着一群年轻人进行分类整理工作，这群年轻人戏称自己为“撕书弟子”。

分书重编前期工作的主力，多数是来自山东大学尼山学堂的年轻人。这些学生大多受过系统的古典学训练，阅读古籍文本的能力远超同辈。

“撕书弟子”平均年龄仅23岁，之所以叫“撕书”，是因为他们参与《永乐大典》的剪贴、拆分、校勘工作，学生们需要小心翼翼地将《永乐大典》的彩色复制件沿着文本边界裁剪拆分，将零散的引文条目平整粘贴在空白A4底纸上，逐一标注书名、出处、页码、检索拼音，为每一片古老的文本碎片建档归类。久而久之，他们给自己取了个昵称——古人讲“私淑弟子”，他们则自称“撕书弟子”。

山东大学学生汪慧对粘贴好的引文条目进行分类归纳。

山东大学学生王一冰（左）和常婧萱在分类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

山东大学学生王一冰和常婧萱在分类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

分书重编前期工作的主力便是这些“撕书弟子”们，他们多数来自山东大学尼山学堂。“这些年轻人受过系统的古

典学训练，阅读古籍文本的能力远超同辈。”杜泽逊说，他们知道的书特别多，面对古书不慌，查询能力、判断能力超强，又会用数据库，所以工作效率高，准确度也高。在拆解《永乐大典》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完成一项古籍整理任务，也在亲身感受六百年前编纂者的思维方式。

潘文博将引文条目按经史子集归类并放到书架上的相应位置。

让“迷路小鸟”回家

在书架的最底层存放着一摞“迷路小鸟”。“迷路小鸟”是参与分书重编工作的学生们给找不到出处的内容残片起的一个生动的名称。随着分书重编工作的进行，“迷路小鸟”陆续找到了“家”，如今剩下的不过寥寥几页。

在工作室的一个角落，有一叠特殊的纸片。它们是从《永乐大典》残卷中剪下来的条目，但没有书名标注——因为那一页恰好是残缺的，红色的书名部分丢失了。学生们给这些无名残片起了个名字：“迷路小鸟”。

“我们要分书重编，依据的是那个红色的书名。但是有的就剩下残片了，没有书名。到数据库去搜，也没搜到这一段。可不就迷路了嘛。”杜泽逊说，这种情况在《永乐大典》中并不少见。嘉靖副本在流传过程中损失了超过96%的篇幅，剩下的残卷中，残页、缺角、字迹漫漶的情况比比皆是。

山东大学学生林炫举查看剩余的“迷路小鸟”。

“我们也不能丢。”杜泽逊的态度很明确，“找不到书名的残片，我们先放在一边，最终可能有少量确实找不到归宿，那就放在最后，作为‘不知书名之片段’一并出版。”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将来数字化以后，进入公共知识系统，通过AI手段再查，没准儿就找着了。”

杜泽逊表示，《永乐大典分书重编本》还将进行数字化处理，让读者能够便捷地查阅、利用这份珍贵文化遗产。

杜泽逊告诉记者，部分整理好的内容已经交到了相关的专家手中，要完成分书重编的全部工作，还需要两三年时间。

在文史楼的走廊里，那些装着剪贴条目的纸盒静静地靠墙排列。每一条被剪下来的文字，都在等待回到它原来的位置。而找到那个位置，需要的远不只是耐心——它是对一个时代知识体系的重新理解，是与六百年前编纂者的隔空对话，也是让今天的读者能够沿着古人的知识地图，重新走进那座六百年前的“知识数据库”。杜泽逊和他的“撕书弟子”们，正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件把碎片送回原处、让古书各归其书的事。

（大众新闻记者 毕胜 马海燕 凌志 石少汛 苑文飒 策划 马玉峰 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