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的“地下音乐厅”有多壮观？

说起音乐厅，人们常想起西方管弦乐队的表演。其实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的音乐厅就已经毫不逊色，乐器之多、气势之大，让人叹为观止。

在章丘区博物馆，藏有一套洛庄汉墓出土的编钟。这是我国考古史上发现的第一套西汉时期的实用编钟，被考古界称为“西汉第一编钟”。这套编钟共19件，包括14件钮钟、5件甬钟，钟体均呈合瓦形。钮钟大小相依，形制相若，钟钮为方形，枚似乳丁，上有涡纹；5件甬钟的甬为圆柱形，旋圆凸，呈蒜头状，上面有一兽首形挂钩。这套编钟保存极好，几乎没有锈蚀，只有1件钮钟、2件甬钟破裂音哑。

作为打击乐器的编钟，在演奏时要悬挂于钟架上，再用小木槌击奏。洛庄汉墓编钟的钟架分两层：上层是14件钮钟，用来演奏乐曲旋律或旋律框架音；下层是5件大甬钟，发音比钮钟低一个八度，用来加强乐曲节拍和律动。值得一提的是，洛庄汉墓编钟每个钟敲击正面和侧面发出的声音不一样，且音阶准确、齐全。

洛庄汉墓编钟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是汉初的双音钟。根据学界此前的推测，能发出双音的编钟多产自先秦时期，秦汉之际这种技术已经失传；但洛庄汉墓编钟的出土打破了这一认知，把双音技术的失传时间推到了汉代初年以后。

这时有人可能要问，有没有可能这套编钟其实是铸造于先秦时期，然后流传到汉代的呢？

专家们根据编钟的造型、纹饰、音梁结构及调音手法等推断，这套编钟确实是汉初铸造的。首先看钟体造型：与春秋战国时比，洛庄汉墓编钟弧度更大，显得浑圆饱满，也让编钟余音更绵长，这种大弧度正是汉初编钟的特色。再看编钟纹饰，洛庄汉墓编钟上规范的方格几何纹，以及方格里的米字纹，也是典型的汉代风格。

最明显的证据还在音梁。洛庄汉墓编钟音梁呈楔形，先秦时期编钟常见的音梁是圆首长条形和平缓隆起的板块形。最内行专业的证据藏在调音手法上。洛庄汉墓编钟的调音痕迹在钟口内音梁首端两侧，那里有许多看起来用窄首平头凿刻凿的痕迹；而在先秦时期，给编钟调音多是用锉磨法，锉磨的位置多在钟口内侧两正鼓、两铣角、四侧鼓等8个位置，与洛庄汉墓编钟有着明显区别。这么看来，洛庄汉墓编钟无疑铸造于汉初。

这套编钟发现于洛庄汉墓14号乐器坑。这个陪葬坑按管弦乐器、打击乐器等分门别类地摆放着140余件乐器。不仅乐器数量多，品种也多，包括编钟、编磬、錞于、钲、串铃、瑟、建鼓、小扁鼓、悬鼓等十余种，规模之大、乐器之多，在国内乐器类考古发掘中堪称罕见，填补了汉代音乐考古发现的空白，为研究先秦至汉代乐器的发展演变及汉初的礼乐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除了上面提到的编钟，乐器坑中有名的还有6套共计107件编磬。在先秦礼乐制度中，编磬常与编钟“组团”出现，是“乐悬”制度的核心礼器。同为打击乐器，两者演奏方法类似，都是悬挂起来敲击发声。编磬多见于先秦时期，到汉代走向衰落；而在洛庄汉墓发现数量如此之多的编磬，十分不易。

乐器坑中的谜团还有很多，比如一组用红带子串起来的铜铃。这串铜铃没有出现在车马坑，说明它不是马铃，而是被当作乐器，铜铃的这种用法未见于文献记载，也是一项新发现。再比如，常被用作军乐器的錞于、钲、铎，也出现在了乐器坑中，且悬挂在同一个木架上，这在考古发掘中也是首次出现。

单从乐器坑的规模来看，就可知墓主人不是一般人。专家综合考量各陪葬坑出土器物，推测墓主可能是初代吕王吕台。陪葬这么多乐器，看来这位墓主人生前多半是个音乐“发烧友”。热爱音乐的基因其实早就深植于齐鲁大地。洛庄古时属于齐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音乐就已十分发达，当时孔子曾到齐国学习音乐，听到美妙的乐曲，让他“三月而不知肉味”。齐地与音乐相关的故事有很多，比如滥竽充数、绕梁三日等。

先秦时的音乐承载着礼乐教化的职责，不同身份阶级的人使用的乐器数量、种类都有不同。伴随着春秋战国时“礼崩乐坏”，音乐在秦汉时礼仪功能逐渐转弱。秦朝实行郡县制，没有分封诸侯，无需“乐悬”制度划分身份。到了汉初，诸侯再次出现，承袭西周制定的“乐悬”制度，看起来合情合理。这也能解释洛庄汉墓中数量颇丰的乐器了，但这种说法仍有待更多新证据的出现。

（大众新闻记者 梁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