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刘震云：文学的底色是哲学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句诗体现出的是哲学的力量。”

“妖怪吃了唐僧能长生不老，孙悟空、猪八戒、沙僧怎么不吃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哲学问题。”

  10月9日，在山东大学“从文·文学大讲堂”上，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妙语连珠，金句频出。近一个小时的讲座，他始终围绕一个命题展开——文学的底色是哲学。

这个命题，是开启刘震云小说的一把钥匙，渗透在他小说的书名、结构、人物乃至主题立意中。在刘震云看来，好的作家首先是哲学家，而他正是把日常酿成哲学的人。

来自泰安的长顺有小人物的异彩

刘震云今年1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咸的玩笑》销量已达120万册。小说开头部分讲泰安人长顺的一生；中间章节写河南延津杜太白的经历；书末又记杜太白定居泰山脚下的日常。一座泰山串起小说的一头一尾。

为了写这部作品，刘震云前年专程到泰安生活了一个月，走过了这里的大街小巷，了解人们吃什么、怎么交谈。他夸赞泰安的炒鸡、煎饼“特别好吃”，也认为山东人跟河南人在地域上有些相通，菏泽、聊城的方言跟河南话没有太大区别。刘震云说，泰山是一处自然景观，还是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符号。秦始皇、唐玄宗来过，杜甫、李白也来过，杜甫还留下著名诗句。

在《咸的玩笑》中，刘震云让泰山成了小说里一个重要的“结构”。“智明和尚（长顺）从泰安到了延津，另一个主人公杜太白从延津来到了泰安。泰山起到了极大的起承转合的作用。”而刘震云从泰安的大街小巷、风土人情中汲取灵感，塑造出的人物，是长顺。

母亲爱打牌，早产儿长顺生在麻将桌下，四岁才会走路，七岁丧父，母亲带他改嫁。他想跟继父学打铁，被数落“是个无用之人”；想跟舅舅在泰山当挑夫，走两步就踉跄，东西滚下山。直到看见庙里和尚念经，他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当了和尚，就一了百了。”但泰山普照寺出家的人多，长顺被住持推荐到了河南延津鸡鸣寺，成了智明和尚。

一般人出家就是混个吃喝，长顺不是。老和尚问他为什么用功，他说读经的时候能“见到特别有见识的人”。几十年后，舅舅来看望老年智明和尚，劝他原谅母亲和继父，智明说：“他们都是我的恩人，没有他们，我就没有今天；没有今天，我就无处悟道；不悟道，我就成了跟他们一样的人。”刘震云把这一层点破：“一个和尚最后说出‘人情冷暖，众生共业，正是慈悲’，这就是哲学。”

刘震云提到：“《咸的玩笑》试图找到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生活中存在一些异彩。这种异彩在生活中可能是被掩埋的、被忽略的，但有时候却是一个活法的支撑。”这一理念，体现在小说中那些普通人身上，就是他们都浑然不觉、更不为外人知的执念、趣味与信念。

一个裁缝最惦记秦始皇的兵马俑，非要到西安看看秦始皇“怎么个活法和死法”不可，实践的是哲学家看待世界的视角和方式；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最关心身边每个人的隐秘八卦，说“巴尔扎克一辈子做的事就是探索法兰西民族的历史，他可以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能”，他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一只会算账的小白鼠，叫“阿基米德”，本来要被老板丢掉，结果成了店里的“财神”。

至于小说主人公杜太白，给儿女和侄子起名巴黎、纽约和伦敦，他让这些一辈子没去过的地方，都来到了身边。杜太白的一生过成了“咸的玩笑”。他在家庭阴影里长到17岁，上大学才得以挣脱；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因与校长曹五车的一次殴斗被辞退；改做红白事司仪，又因一场“咸猪手”风波丢了饭碗；最后因“嫖娼乌龙”阴差阳错被拘留。三场风波都被拍下来传上网，成了流传于延津的笑话。小说中，刘震云写道：“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大家都辛苦了。”但在成了笑话的人生中，杜太白还硬撑着一口气。

无论是泰山还是延津，小说中所有的人和物，搅动出一种近乎量子纠缠般的生活，也折射出不一样的光芒。刘震云解释，没有异彩，裁缝就只是个裁缝，但有了异彩，生活的意义马上就显出来了。

听来的，走出来的

《咸的玩笑》创作前后历时四年，有三年时间花在了构思上。长顺、杜太白等人物来自刘震云对生活的不断潜入和反复体悟。刘震云说，这是在用最笨的方法写小说。

刘震云出生在河南延津的普通农民家庭，自小被外祖母拉扯大。天天吃高粱面的少年，15岁时为了逃离土地，选择当兵。在甘肃的大戈壁滩上当了五年兵退役后，他回乡当了中学教师。1978年，20岁的刘震云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他开始写小说，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刘震云创作前期，写出了描写村庄内部几十年权力变迁的《故乡天下黄花》，以及揭示权力机制的《官人》《官场》等作品。他创作的四卷本大部头小说《故乡面和花朵》，打破了传统叙事结构，把叙事、议论、抒情熔于一炉，将延津的老庄与整个世界的大舞台融合，以荒诞手法解构历史与当下。这部写人的精神异化的小说，意外地没有在文坛引起多少关注和反响。

此后，刘震云逐渐摆脱借助历史、社会、政治背景写小说的做法。他发现，“生活背景”要大于社会背景，生活有自己的规律，不因社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改变，而一个人活下来，一辈子就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个体世界比整体世界重要，比整体世界大，世界的天地总归有边，一个人的内心是漫无边际的。这样便有了读者非常喜爱的《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一日三秋》等作品。

在一些照片中，刘震云悠闲地与环卫工等坐在路边摊，充满生活烟火气。有文章写道，他常在菜市场和钉鞋的、卖杂碎汤的人一坐一聊就是很长时间。女儿刘雨霖这样描绘刘震云写小说：他真正创作的过程，是在马路上、公园里、菜市场、黄河边，是他一个人背手散步，或坐在马路边默默观察的时候；他坐在电脑屏幕前打字，只是把眼里攒到心里的细节落到文字。

《一句顶一万句》写两个人为了寻找“说得上话”的人，历经半生出走与一世孤独。这是一部在路上的小说，刘震云的习惯是写到哪个地方，就去这个地方看一看，住一段时间。写这部小说时，他去了河南、山东、山西，一个人住在长治县城里观察生活。山西当地一个老大哥对他说的一句“兄弟，出门在外不容易”，成为小说的叙述基调。

与刘震云来往比较多的，是剃头的、杀猪的、卖豆腐的，在戏班子里敲梆子的，出门打工在建筑工地爬架子的，在洗澡堂子当服务生的……他和各行各业的人相处，聊进去、听进去。“有时我听舅舅、表哥一席话，胜在北京读十年书。”所以，刘震云小说里的人物经常是小摊贩、红白喜事主持人以及厨师、农村妇女等。这些脱掉太多历史与社会“外衣”的人物，让小说只从“人”本身看人。

刘震云认为，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倾听生活的过程。他的小说中很多生花妙笔不是编造的，而是来自作家的生活。有一年回老家，表哥递给刘震云一道高等数学题。刘震云说解不了，表哥说他已经解出来了。表哥因热爱数学，盖出了独特的房子，还得了个“牛顿”的外号。一个种地的农民，蹲在田间地头做微积分题，把学问活成了日子，这个场景就是刘震云想要捕捉的生活异彩。《咸的玩笑》中杜太白的外号“牛顿”，让人联想到刘震云那位有数学天分的表哥。如果杜太白不是因为高考发烧发挥失利，或许早就离开延津，也许现在是牛津大学的博士生导师……

凭借这种敏锐的观察，刘震云塑造了许多令人过目不忘的人物。《一日三秋》中的六叔原是被时代淘汰的剧团拉弦子的，后来做过翻砂工、机修工，却是个绘画天才，其变形、夸张的后现代画作充满哲思，但他心肌梗死去世后，这些画作都被六婶一把火烧了。六叔与表哥、杜太白等很多人物都是神来之笔。“大千世界形形色色、芸芸众生，像海水下边的涡流和潜流一样，你深入海底，你没了，但海啸是有的。”刘震云打比方。可见，写作的姿态越来越低，听见的声音越来越真。

刘震云把写作比喻为登山：一步一步走到山顶，不抄近路。这是他对笨办法写作的自觉坚持。最难的，是几十年不取巧。采访中，刘震云多次提及，在写作中他感到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就会马上停下来不写了，因为得心应手一定是在重复过去。而他认为最不好的作者是在写作上不断重复自己。“好的作家是越写越年轻的，这里的‘年轻’不是幼稚，而是思想的新，哲学的新。”

从异彩到哲思，写小说“功夫在诗外”

《咸的玩笑》中的杜太白、裁缝、会算账的小白鼠，《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牛爱国等，一众角色都藏有“刘氏幽默”。

《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与丈夫“假离婚”弄假成真，还被前夫当众污蔑是“潘金莲”。她想说一句“我不是潘金莲”，但没人肯听她说话。为求一个真相，她走南闯北告了二十年状，把家里的一件小事闹成了全国大事。最后前夫死了，没法告状了，李雪莲想在一个果园里上吊自杀，果园主人求她帮个忙，说耽误不了多少工夫，你去对面果园上吊吧，因为两家是死对头。轰轰烈烈的几十年告状之路，落脚到如此轻盈的幽默上。

有位读者说，当世界上只有一头牛在听李雪莲说话时，其实还有另一头“牛”也在听，那就是作者刘震云。普通人身上和生活中的异彩、活法的支撑，是刘震云式幽默的素材来源。幽默只是表象，指向的不是逗笑，而是严肃的底层东西，是生活中蕴藏的酸甜苦辣以及背后的哲思。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但不仅仅是生活的反映；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文学的底色是哲学，但文学又不是哲学；哲学停止的地方，文学的哲学出现了。哲学想把这个世界说明白，文学是要写那些说不明白的事、无法诉说的情感。”在刘震云看来，写小说的人“功夫在诗外”。“真正把文学写好的人，文学知识占大约20%，另外80%是文学之外的东西。好的作家一定要有学问。”

刘震云举唐诗为例：“白居易的《琵琶行》《卖炭翁》等都写得很好。‘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句诗体现出的是哲学的力量，不是诗的力量。”他说，李白写得最好的两句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也是哲学。

评论家李杨认为，如果说在此前的长篇小说写作中，刘震云致力构建的是有关“说话”的艺术世界，到了《咸的玩笑》，他试图回到的是日常生活哲学，寻找俗世中闪光的异彩所在，探索人如何面对自身的命题，这自然也是对“文学的底色是哲学”的实践。

从普通人生活的异彩，揭示出生活的哲学，其实是刘震云一以贯之的创作思路。《咸的玩笑》《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都在印证“一个好的作者必须是一个哲学家”。

在《一地鸡毛》中，公务员小林的生活一团糟，别人眼里天大的事情，他却不在意。“八国首脑会议”在即，他却惦记着家里的豆腐馊了。刘震云将此作为小说的哲学支撑，这样它才有了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在《温故一九四二》中，郭有运反思自己不该逃荒，逃荒是为了活着，但家人却一个一个在路上死去，死得七零八落。他由此问出“逃荒是为了啥”，这是小说中非常哲学的思考。

刘震云常说，一个作家要是越写越差，不是他不懂文学，而是他的哲学功底和认识能力支撑不了其后面的新作品。

这些回到个体与生活的一系列作品，构建了刘震云的“延津宇宙”，但正是因为发掘出生活表象下的哲学，他的作品又实践着“延津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延津”的美学追求。

这种把日常酿成哲学的创作追求，也让其最终被世界读懂了。刘震云小说的蒙古文翻译者、蒙古国汉学家其米德策耶，作为特邀嘉宾也来到“从文·文学大讲堂”。他谈起《一句顶一万句》里让蒙古读者记住的一句话：“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他还引用了一位蒙古文学家的评价：“马尔克斯给我们带来了《百年孤独》，刘震云给我们带来了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2026年初，刘震云凭作品获得第十五届意大利国际南北文学奖。评委的评语就是“刘震云作品中独到的哲思与幽默，深刻影响了多个语种的读者”。

（大众新闻记者 师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