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私家藏书楼，如何变成一张覆盖全城的阅读网

搬出书，一册册摊开，去潮气，防蠹虫。晒书，是一桩爱惜书卷、品鉴文脉的雅事。

今年重阳节，这件雅事在聊城海源阁变成了一场盛会。珍贵古籍被再次摊开，晒书位一排排展开，市民抱着自家好书赶来“晒一晒”。一场晒书盛会，再次把“晒书”这个古老习俗推到了公众面前。

海源阁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由聊城进士杨以增在守丧期间所建，是清末长江以北最大的藏书楼，历史藏书曾达4300余种、28万余卷。乱世之中，海源阁屡遭浩劫，珍籍散佚。随着归阁工程的启动，这些旧藏散而复聚。

晒书、藏书、找书、归阁，一条文脉在故纸间绵延百年。这不仅是海源阁的故事，也是中华典籍传承的一个缩影。

从私家旧规到公众活动

杨氏家族重视藏书，在建筑、存放、装潢、检视、修补等方面都颇为讲究，晒书更是有一套规矩。

海源阁第四代阁主杨敬夫曾记述：“我家遵守旧规，每二年或三年必晒书一次，全家共同从事，并预先邀亲友数人帮忙，由清明节起，至立夏止。”在他的记录中，连晒书时令的选择都自有讲究：夏日阳光太烈，纸易碎裂，且多暴风雨；秋季阴雨潮湿，易袭入书内；清明后气候干燥、阳光暖和，最为适宜。海源阁藏书尽属珍本，外有木匣，内有锦函。晒书时“将每册书按次序散列案上，在阳光下晒一至两个小时即移回室内”，再按原次序归架，放入用白丝棉纸包好的樟脑包防蠹。此外，清明后每日将全部门窗打开，“以使日暖风和之气徐徐进入”，并掸净架隔上的浮尘，但不轻易启函出书。“由上午十时起至下午四时止，大约五天至七天，过此时期，即将全部门窗重行关闭，严密钉锁，同时封条，以照慎重。”正是因为晒书如此用心，后人翻阅海源阁旧藏时，内页仍手泽如新。

阁前有专门的晒书亭，当年杨家晒书就在这里。如今，晒书台、古井、宋存书室等一系列承载记忆的历史场景被陆续复原。此次晒书大会的观展路线中，“晒书台”也被列为其中一站。

“过去说书怕潮、怕生虫，太阳底下晒一晒；但我想它另外的含义是‘晾一晾’，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就像现在说把照片‘晒’出来。”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古典文献学专家杜泽逊认为，第二层含义也许更重要，“看到了，喜欢了，就要学、就要读，传统文化就可以传承、弘扬、创新。”

杨家当年晒书，邀的是亲友数人。而如今晒书，邀的是全城市民。群众晒书展位上，市民摆出自家藏书，有名著、散文、绘本，也有地方文史、运河文化读物，参与者多为当地学生。东方双语小学教师闫婉鑫带着学生们摆出一本本经典书目，如《中华上下五千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希望更多的人能喜欢这些书，能从一本书的反复阅读中学到一些知识或生活哲理”。

公益换书市集上，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免费借阅，也可以抱着书来，换一本书走。山东大学退休教师韩爱先曾返乡创办乡村公益书房，江显静曾担任他的助手，并深受感染也办起了公益图书馆，她带着孩子们挑选的儿童读物来到了晒书现场，“喜欢看就可以拿走，只有这样，更多的书才能流动起来。”

杨以增与一个家族的百年守护

作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海源阁有“藏书之富，甲于天下”之誉。“在四大藏书家当中，海源阁收藏的核心典籍、它的宋元版，应该是第一位的。这一点从中华再造善本采用海源阁的底本数量中，可以得到证实。”杜泽逊说。

根据古籍文献学者丁延峰的研究，国家图书馆藏有超800部宋刻本，海源阁旧藏就有超80部，其中孤本超70部，“世界上没有第二本。”如今海源阁展厅的藏书中，“最晚的一部在清道光年间，”他感慨：“海源阁的这些明清版本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国宝，非常难得。”

“我们搞古籍整理，也要频繁地使用海源阁的典籍。”杜泽逊说。

从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算起，海源阁藏书历经五代人，超一百年。杨以增官至江南河道总督，谥号“端勤”。丁延峰拆解这两个字：“端是端正，勤是勤政。”杨以增做河道总督七年，养廉银每年数以千两计，钱到哪里去了？“都买书。”宋刻本《汉书》当时单本值三十两，对寻常人家是天价，对他而言却是买书的日常开销，最终“以朱提五百易得之”。他最后因病去世，死在任上，身后并无余财。三十余年前，丁延峰曾采访少年时在杨家帮忙晒书的朱成德先生，朱先生告诉他，杨家“非常勤政”“非常清廉”。

清廉之外，还有厚道。杨以增广结文士，许多藏书来自朋友相赠。清代散文家梅曾亮与杨以增是好友，太平天国时期辗转流落，杨以增将梅氏全家接到河道总督大院“供养”，“屋宇衣食皆资焉”。正因此，朋友遍天下，藏书来源自然广开。据第二代阁主杨绍和所著的《楹书隅录》记载，曾赠书于杨以增的有汪喜孙、叶志诜、梅曾亮等，所赠书籍有宋本《说文解字》《通鉴纪事本末》、元本《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等。同时，朋友也会帮忙购书，如宋本《山谷老人刀笔》为许瀚代购，元本《新刊韵略》由包世臣代购。这些书籍均十分珍贵，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情谊之深。

杨家的书，不止于“藏”。“综合来看，海源阁是清代藏书、刻书、抄书与校书融为一体的典型。”丁延峰说。杨家刻书“数量不算多，但部部精品”。参与校勘的都是著名学者丁晏、梅曾亮、高均儒等人，“每刻一书，非常精慎，讹误最少”。

古代私人藏书旋得旋失，递藏三代者寥寥，海源阁却延续百余年。杜泽逊说，“海源阁始终有巨大的危机感，”杨以增所在的道光、咸丰年间，时局动荡，私家藏书时有散出。许多书从江南来到聊城，“不是强买，而是人家守不住、要出手，那就需要有力量、有眼光的人把它们收集起来，这是一种抢救；运到聊城，好好保存起来，这是一种保护。”

让散佚的古籍归阁

海源阁的藏书曾屡遭浩劫。咸丰年间遇捻军突袭，杨氏在肥城陶南山馆的近半书籍被焚。1930年，王冠军匪部入城占据杨宅，后又有改编军队入城，此来彼去，历时八个月，这是藏书遭劫时间最长、被破坏程度最严重的时期。“幸亏杨敬夫先生具有先见，及时将最珍贵的宋元善本转藏天津，才能辗转归于我馆与山东省图书馆，至今仍为研究海源阁藏书和中国近代藏书史提供着重要文献支撑，成为连缀国图与齐鲁文脉的吉光片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魏崇说。

后来，剩余藏书被分别运往聊城西南田庄“弘农丙舍”和济南杨宅保存。1938年日军攻陷聊城，“弘农丙舍”及所藏珍本尽付一炬。至此，海源阁书尽楼空。

2024年，海源阁启动“归阁工程”，通过影印出版、数字化回归、社会捐赠等方式，让流散各地的旧藏重新“回家”。此次晒书大会上，扬州大学钱宗武教授捐赠《〈尚书〉学文献集成·朝鲜卷》，民间藏书家梁源先生捐赠海源阁旧藏《穆天子传》影印本和1930年版《安阳发掘报告》。

梁源捐赠《穆天子传》影印本让杜泽逊格外感慨：当年，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用最后一个月工资买下此书，时局动荡中仍将其影印出来，“把独一份变成了若干份”。梁源此次把影印本捐出来，“体现的是一种风格、境界、情怀”。影印归阁，归的不是原件，却让旧藏以另一种形态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杜泽逊将归阁工程放在技术演进的长河中去看：过去有人点着灯用纸背面抄书，雕版时代仍有人抄书，影刻像照相一样复制宋版，如今数字化高清传播，“条件就越来越成熟了”。从影印到数字化，手段在升级，核心逻辑没变：让分散各处的海源阁旧藏，以可及、可读、可用的方式回到聊城，回到公众身边。目前，已摸清2664种旧藏分布，完成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国立图书馆所藏13种宋版古籍的影印复制，实现山东省图书馆所藏14种旧藏数字资源共享。“这样的归阁工程，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会越来越多，让我们真正亲近海源阁，走近这些古书，这对我们从情感上来传承的作用非常大。”杜泽逊说。

与归阁工程同步，书香聊城建设也在推进。全市82家海源书房面向群众开放，纪录片、山东梆子戏剧、情景阅读、青少年经典阅读大赛等多种形式，让海源阁故事走出藏书楼，走进大众。

“得让它‘火’起来，”杜泽逊认为，归阁不是终点，还需要更多人读懂古书、读透古书，把它转换成大家容易接受的文本，才能深入人心，化为新时代的精神力量。“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也算是此次晒书大会和海源阁归阁工程更长久的任务。”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 实习生 夏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