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丰收的田野回望｜韩村、瓦子丘、满家的平度奋斗史诗

编者按：站在丰收的田野，回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平度农业生产的生动场景。

“叫花不是花，开得白花花，用手摘下来，朵朵能纺纱。”棉花是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关系国计民生和国防安全。1965-1966年，韩村人民战天斗地，坚韧奋进，终将棉花丰产的大旗高高举起。

“瓦子丘，洼涝洲，年年种庄稼，十年九不收。”瓦子丘人民以如磐信念打破“靠天吃饭”魔咒，以磅礴合力斩断亘古“穷根”，为瓦子丘后来成为青岛市交售“爱国粮”第一村夯实根基。

“进了满家沟，步步踩石头，一步不小心，跌倒磕破头。”满家曾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山顶穷村”，满家人用铁锤和钢钎击碎贫困落后，为满家日后的产业兴旺、生活殷实、文明进步铺平道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韩村、瓦子丘、满家分别是全县平原区、洼涝区和山区治理的典型代表。三个村庄的农事，是彼时平度农业生产的缩影。

踏过艰辛，迎来蝶变。今日平度，跻身“全国超级产粮大县（市）”“全国百强县（市）”“全国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市）”行列。

“重温历史是为了汲取奋进的智慧和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平度农业孕育了“万众一心，力耕力作、攻坚克难，爱国奉献”的宝贵精神，这种精神流淌在一代代平度人的血液里，并成为当代平度农业屡创奇迹、惊艳四方的强大动力。

韩村：领跑全县的产棉冠军

平度县大驾埠棉油加工厂是韩村交售棉花的定点厂。

兰台藏日月，案卷记沧桑。打开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合山公社韩村（今属明村镇）档案，韩村人民艰苦奋斗、发展棉花生产的动人情景历历如在目前。

韩村东依三合山，西濒胶莱河，有4000多亩地，其中一半以上是山岗和洼涝地。1949年前，韩村棉花亩产未曾超过20斤。新中国成立后，韩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胜各种自然灾害，棉花产量逐年提升。

1965年3月16日至19日，平度县委召开棉区四级干部会议，贯彻全国棉花会议精神。副县长温玉德在报告中总结指出：1964年，平度县遭到严重的风、雹和特大雨涝灾害侵袭，全县棉花平均亩产16.5斤，在全国267个集中产棉县中，倒居第三位；在这样的大灾之年，韩村大队仍取得棉花亩产58.2斤的好收成。

韩村大队成为全县棉花生产7个标兵大队之一。（另外6个标兵大队是湾头、瓦子丘、门村、灰埠、马戈庄、林家庄大队）在成绩和荣耀跟前，韩村有人产生了“生产到顶”的思想，认为韩村已经人尽其能、地尽其力了，应该知足了，可以松松劲、歇一歇了。韩村党支部指出这种论调的错误所在，鼓励广大社员再接再厉，为国家建设和集体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全县棉区四级干部会议闭会后，韩村大队制订1965年生产指标：将棉田扩种到1000亩，亩产皮棉过百斤。

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只有迎难而上的前行。韩村人民的奋斗史彰显了个中真谛。

旱、霜、雹接踵而至

1965年春，干旱无雨。

“枣芽发，种棉花。”农时不可违，党支部发动社员们造墒种棉，全大队3台抽水机、20多部水车、100多只水斗、300多担水桶全部派上用场。青壮劳力担当重活，老人和少年用葫芦头、面盆等轻便工具盛水泼地。田野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全大队用十几天时间，用“水种包包”法种上棉花。

天有不测风云。韩村棉苗刚出土三成，就接连遭遇两场霜冻，不少幼苗受冻蔫萎。韩村大队干部群众合力奋战3天，完成移苗补栽任务。

胶莱河沿岸地区有“十年九雹”的说法。5月19日下午，黄云密布，天色昏暗，突然噼里啪啦地下起冰雹来了。冰雹一停，干部群众急切地往地里跑，只见冰雹大似杏子、小如纽扣，白花花地散布在田地里；雹灾的中心地带，冰雹平铺地面有二指厚。韩村的千亩棉田，有100多亩棉花被打成光杆，其他棉田也不同程度地枝断叶破，到处是凋败凄凉景象，有人蹲在地头，心疼得直流眼泪。

“我们不能一遇到困难，就泄了气、软了腰！”在当晚召开的全体社员大会上，党支部书记于勤松鼓励大家奋起抗灾，他回忆起1940年韩村罹遭的那一场雹灾，全村270多户外流逃荒，30多口人饿死，自己的父亲就是在那场雹灾后饿死的。他说：“如今是新社会，咱们跟着共产党走，依靠集体的力量，一定能够战胜雹灾。”

第二天，东方微亮，韩村大队已经行动起来，社员们用大锄、二齿、钉钩、铲子等工具为棉田松土晾墒，提升地温。

在生产最困难之际，县委书记、县长前来慰问，并亲自下田劳作，指导工作；

公社棉花生产领导小组协调附近大队，派出大车、小车、脚踏车，给韩村送来大批棉苗；

公社供销社千方百计寻求货源，向韩村供应用于制作小划钩的粗铁丝以及其他紧缺物资……

雹灾之后，很多棉苗被淤泥掩埋，如果用工具扒拉淤泥，可能会伤及棉芽，于是，妇女们就用双手一一扒开淤泥。6天后，缺苗补栽完毕，千亩棉花普锄一遍。

在这次雹灾中，韩村第九生产队的实验田损失惨重。实验田里栽种的都是棉花新品种——“徐州209”，附近各大队没有这种苗子，大队党支部紧急联系兄弟公社，得知中庄公社湾头大队有这种棉花的种子，于是急派两辆脚踏车赶赴60里外的湾头。

下午4点钟，两人飞车出发；夜里12点，在大家的焦急期盼中，两人终于返回大队，带回200多斤种子。

两辆脚踏车还没有停稳，办公室里等候已久的老农和技术员一齐上前，立马卸下种子，一刻也不耽误地进行浸种、催芽处理。

36小时后，一颗颗棉籽开始拧嘴（萌芽），社员们把这些棉籽运到地里播种。两天后，棉芽长离地面有1寸多高。由于育苗时间是人为缩短的，黑硬的种壳扣在子叶上脱不下来（俗称“戴钢盔”），势必束缚棉苗的生长。怎么办？俗语道，“燕子衔泥垒大窝”。九队的男女老少一齐出动，为数百万株棉苗一一摘去种壳。

雹灾接二连三

这场雹灾过去不到一个月，新的灾害又接二连三降临了。6月15日下午，接连下了两场冰雹，韩村数百亩棉田又遭灾害，干部群众非常痛心。

决不能向自然灾害屈服！党支部分析指出，时令已晚，此时再育苗补苗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只要加强棉田管理，促使折枝断头的棉株重新发芽、生枝是完全可能的。大队统筹安排，除拿出部分劳力突击夏播和打场外，其余劳力全部参与到棉花的修整管理中来。党支部委员王增法悉心指导社员修棉：壮棵多留蕾；稀处多留枝；断垄处的棉株，多培养三两枝主杆，并注意因棵追肥。

妇女是修棉的重要力量。从前，有的妇女心中只装着自己的家庭，满心想的是“丈夫、孩子、老母鸡，种好自留地，买架缝纫机”；在如火如荼的集体劳动实践中，她们的视野变得开阔，她们认识到：棉花是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种棉是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行动，种好和交售“爱国棉”是光荣的事情。

早晨刚走进棉田，露水打湿她们的衣裤，凉得让人起鸡皮疙瘩。一会儿，太阳升起来，气温逐渐升高，在闷不透气的棉田里修棉，如同坐在蒸笼里一般。天长日久，不少人的脚上生出了“痒痒疙瘩”。她们以坚韧的意志对抗皮肤病的侵扰，以绣花功夫一丝不苟地给棉花打顶、打杈、摸耳子。

在社员们的精心管理下，曾经三次遭受雹灾的千亩棉花，开始呈现“庚桃铺底，伏桃满腰”的景象。许多大的棉株，每株成桃有七八十个，棉花的长势令社员们满心欢喜。

暴雨如注河满槽

8月11日下午4点许，雷电交加，风雨大作，雨水夹带着冰雹横空袭来。地上雨水肆意流淌，霎时间沟满壕平。晚上9点，胶莱河暴涨满槽，千亩棉花和其他农作物面临着被淹没的危险。千钧一发之际，警号骤然划破夜空，紧张的气氛弥漫开来。不到10分钟，9名党支部委员便手提灯笼，带领社员们拥上河堤。

此时，有的堤段，河水在向外“伸舌头”；有的堤段，河水已经撕开小缺口，不断涌向堤外。危急关头，青壮年一个接一个跳进水里捞泥筑堤，但刚撂上的泥土瞬时被水冲走，情急之下，于子龙、窦洪月等青年人一个个躺倒在坝上，用身子挡住洪水；妇女们扔掉蓑衣、苇笠，和男社员一道紧急修堤……社员们奋战4个多小时，终于挡住洪水，保住了庄稼，护住了家园。

天亮了，地里的积水明汪汪地流淌着，如果不抓紧排水，时间一长，就会渍死庄稼。于是，部分人留下护堤，其他人抄起铁锨、大镢、锄头等工具，到地里去排水晾墒。韩村社员还将2000多米的河坝加高了半米多。

而今河水上山头

韩村山岭上有300亩棉田，需要建设配套工程，引胶莱河水上山灌溉。从胶莱河到三合山脚下，足有3里远，需要分三步倒水，将水抬升23米，才能达到灌溉棉田的目的。

1966年元宵节过后，天气仍然很冷，村北的湾塘里还结着厚厚的冰。要引水上山，必须先把湾塘扩容，筑成蓄水库，再从这里倒水上山。在凄厉的寒风中，社员们把冰块凿出来，运到干旱的麦田里；接着用斗子戽干塘水，挖掘湾泥。队长窦新歧手冻僵了，他把手贴在肚皮上，暖和一会儿接着干；技术员窦洪明脚冻得麻木了，他上岸来使劲儿揉搓，等双脚恢复了一些知觉，又跳下塘去……社员们共挖出40多万斤淤泥，还捕捞了300多斤鱼。有人主张把鱼分了吃，犒劳一下辛苦的挖塘人。经过讨论，大家达成一致意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口腹之欲！鱼不能由部分人分享，大队急需生产工具，把这些鱼卖了，可以添置几辆胶轮小车。（后来，卖鱼收入120元，为集体添置了3辆胶轮小车）

建好蓄水库，下一步就是修筑山坡扬水站。当渠道抬高到3米，小车上不去了，社员们就用肩膀一筐筐往上扛土。青年社员窦乃海棉袄破了，肩膀磨出血来，队干部劝他换个轻松一点的活儿，他咧嘴一笑，摆摆手继续干。年过花甲的贫农窦云瑞老大爷赶着大车运土，他胃病犯了，就用马鞭杆儿顶住腹部痛处，一声不吭地坚持着，队干部劝他不用上工了，他说：“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得了肝癌还在工作；跟他比，我这点儿病算什么？”社员们大干50天，修筑了一座230米长、16米宽、5米高的大扬水站，计土石方8000多个。距离韩村六七里远的景村大队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闻讯后特地跑来观看这座庞大的水利建筑，他捋着胡子高兴地说：“自古水往低处流，而今河水上山头。奇迹！奇迹！”

20世纪80年代拾棉花社员合影。

韩村迎来高光时刻

1965年，韩村棉花亩产（皮棉）达121斤，刷新全县棉花单产纪录，韩村成为领跑全县的产棉冠军大队。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

当年，化肥奇缺，需要广积其他肥料以提升地力。每天，韩村党支部9名委员肩头撅着粪筐子上坡、下坡，沿路收集马粪、牛粪、驴粪、骡粪……在干部的示范带动下，女社员吴素美、于秀香、房秀珍等人也背起粪筐子，沿路为集体拾粪。千亩棉田，平均亩施绿肥、湾泥、河淤土、旧屋土、炕洞土等杂肥1.7万多斤，亩施圈肥1万斤。摊开后，覆盖地表足足1寸厚。

当年，还没有抗虫棉，多种虫害威胁棉花的生长。当“地老虎”虫害爆发，全大队掀起“打虎行动”，几天的时间就捕捉了8万多只；棉蚜、红蜘蛛、棉铃虫等虫害轮番发生，大队组织专业队，天天靠上喷药灭虫。

当年，畜力和机械力不足，水利工程大多靠人力来完成。为了修一条大渡槽，青年社员窦乃荣、窦洪月等小伙子主动请缨，到20里外的明村岭去开采合标的石头；生产队里的大车正忙着往麦田里拉雪抗旱，腾不出牲口，窦乃荣、窦洪月等就以人驾辕，硬是靠人力运回150方石头。大渡槽建成后，村南200亩棉田实现水利化。

从早春到深秋，韩村干部群众栉风沐雨，勠力奋斗，战胜旱、涝、霜、雹、虫等各种自然灾害，改善当地“土质薄、活土层薄”——“两薄”地况，兴修水利，多措并举，终于获得棉花大丰收。

1966年春，昌潍专区区委发出“全区学韩村”的号召。傍晚，收工归来的韩村党员干部围坐在大队办公室油灯下，热烈讨论“全区学韩村，韩村怎么办”这一议题，开始擘画新的生产蓝图。

子丘：治洼改土的标杆

“瓦子丘，洼涝洲，年年种庄稼，十年九不收。”“春种庄稼伏摸虾，秋后一片茅草花。”这两句歌谣，正是旧社会瓦子丘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

据档案记载，‌瓦子丘（今属南村镇）涝灾频发原因有二：

一、客水泛滥。

‌瓦子丘东濒落药河，西临小清河。旧社会，落药河堤坝失修，为害严重。落药河一旦决口，瓦子丘一片汪洋，呈现“高粱没到腰，谷子不露梢”的令人惊怖的景象。而小清河上游宽阔，下游狭窄，形似侧卧的漏斗。每当汛期来临，小清河排水不畅，河水就会漫出堤岸，瓦子丘西南洼瞬息变成沼泽地。

二、地势低洼。

瓦子丘有“三洼”（北大洼、北小洼、西南洼），“三荒”（东大荒、南大荒、三角荒），“七湾”（鸭儿湾、鸡头湾、大窑湾、小窑湾、东苇湾、西苇湾、蒲湾）等地片。从“洼”“荒”“湾”这些字眼，约略可以想见其地形地貌。全村7700多亩土地，有6100多亩洼涝地，其中茅草地1500多亩。

1949年前，瓦子丘550多户，有200多户常年逃荒要饭，有50多户因贫困而绝嗣。新中国成立后，瓦子丘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力量，向恶劣的自然环境展开顽强的斗争。

开掘沟渠治水涝

治理洼涝，需要挖沟修筑台田、条田。1957年，瓦子丘处于高级合作社时期，党支部召开社员大会，讨论治洼问题。

有人讲究风水，说：“挖沟会挖断风水！惹恼了龙王爷，排水沟就成了引水沟。”

有人畏难发愁，说：“万古千年的洼涝地，要想改造，简直比登天还难。老辈都没办到的事，咱能办到？”

……

面对社员的种种思想，党支部提出三个议题，由社员们展开辩论——“为什么要洼改？”“为谁洼改？”“能不能洼改？”经过激烈的辩论，社员们最终达成共识：

洼涝是瓦子丘亘古至今的穷根，非挖掉不可！

治洼是为了乡亲们以及子孙后代不再受穷！

愚公移山，挖山不止，终究挖掉了两座大山；瓦子丘社员持之以恒干下去，终有一天会治好洼涝，过上好日子！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腊月的一天，党支部书记王香亭带领500余名劳力荷锨扛镐，顶风冒雪，进入北大洼工地，打响了治洼改土第一仗。封冻后的黏土坚硬如石，高举的镐头刨下去，只留下一个浅浅的小坑。青年们意气昂扬，喊出响亮的口号：“北风吹，雪花飘，寒冷挡不住我们治洼涝！”大伙嘴里呵着白气，像是人人心中都燃烧着小火炉。冰天雪地的北大洼，镐镢飞舞，人声鼎沸，一派繁忙火热的景象。

有时，夜雪覆盖道路，填平沟渠。翌日清晨，放眼原野，白茫茫一片，哪里是沟，哪里是路，浑然难辨。当上工的铃声响起，社员们像往常一样集合，随后，在党员干部带领下，踏着积雪奔赴工地，投入挖沟开渠的劳作。

当排水沟挖到1米深时，冰冷的地下水涌出来。“排水沟深度不够，还差半米。”王香亭一边说，一边挽起裤腿跳下水去，青年突击队紧紧跟上，大伙在泥里水里继续施工。经过20多天的艰苦奋战，这条长2000米、宽4米、深1.5米的排水工程终于完工，计土方1.2万个。

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排水工程也次第开建，一直干到腊月廿九日的下午才收工过年。正月初四，节日的鞭炮声还时时在空中回响，这支治洼大军又开赴荒野。

冬季农闲时节，是农村水利建设最为集中的时期。当年，平度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平度大地无冬天，地冻三尺照样干，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这真实反映出广大社员大干社会主义、奋力改变贫困面貌的豪情与干劲。从腊月到正月，瓦子丘社员们共挖成8条大排水沟，总长1.3万米，计土方5.8万个。

以百姓心为心，以百姓利为利。档案记载，1957年，中共南村区区委主持疏浚落药河支流。工程竣工后，瓦子丘的东大荒、西南洼3000多亩洼地的灾情大为减轻。

1964年至1966年，昌潍专区将瓦子丘确定为全区的治洼试点单位，地委书记陈洪波、魏坚毅，专员刘勇，平度县委书记唐明起等领导干部经常来此参加劳动，调查研究，指导工作。

为改变洼涝区“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治水状况，平度县委组织协调瓦子丘与邻村协同治理水患：在村北挖一条大沟，把李付庄的水直接送入小清河；在南面与郭庄接壤处挖一条大沟，把瓦子丘的水送入落药河支流。两条骨干排水沟的建成，构建起“北入小清河、南入落药河”的双通道排水体系，实现了涝水的快速导排。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全大队将6100多亩洼涝地规划为20个大方，每个大方再划分为若干小方，集中优势力量，逐片逐块治理。从1957年到1964年的8年间，瓦子丘人民共挖掘大排水沟17条，防内涝排水沟184条，台田、条田沟220条，共计土方14万个，广袤田野形成“土地成方、树木成行、沟沟相通，沟河相连”的新格局。

改造过的洼涝地，经得起特大雨量的考验。1964年6月至9月，阴雨天气持续80多天，累计降雨1500多毫米，暴雨后的两三个钟头内，瓦子丘田野的积水就沿着沟渠顺畅排完。1965年7月27日，降雨130毫米，田野基本没有积水。

结合开沟挖渠，瓦子丘社员们又将1500亩茅草地深耕细翻，将丛丛茅草连根拔起，将亘古荒芜之地逐步改造成良田。

深挖井泉驱旱魃

平度属温带季风性大陆性气候。旱魃，是瓦子丘农业生产的严重威胁之一。瓦子丘的低洼地，多是黑黏土，既怕涝，又怕旱。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早晨黏，中午干，下午就成砖。”春秋干旱播不上种子、盛夏不雨烤焦禾苗，这样的年头，在瓦子丘历史上数不胜数。

为发展生产，必须挖井抗旱。1958年冬，党支部书记侯茂旭带领10多个青壮劳力，冒着严寒，用40多天的时间，在旷野里挖出一眼井泉。正准备砌石时，井壁低处的泥土突然一块块地塌落，眼看功败垂成，大伙的心情陡然紧张起来，团支部书记侯玉秋不顾危险，把绳子往腰里一扎，迅速下到井底。“拿石头来！”侯玉秋一声吼叫，守在井口的社员立马把一筐筐石头送到井底。由于抢救及时，井筒保住了。

他们打出了瓦子丘历史上第一眼水量丰沛的井！

好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80多岁的老人于宋发、李京汉拄着拐杖前来观看，啧啧称赞：“谁是‘龙王爷’？人才是‘龙王爷’！依靠大集体，没有办不成的事！”

20世纪80年代人工打井场面。

根据抗旱规划，瓦子丘要打更多的水井，可是料物严重缺乏。没有砖怎么办？社员刘锡尧说：“我本打算盖房子，可以先不盖，把砖借给队里。”社员李京汉说：“我把预备垒坟的砖献给大队。”党支部委员、第一生产队队长王洪节连垫囤底的砖都献出来了。就这样，大伙一气凑了20万块砖。后来，大队建起窑厂，彻底解决了缺砖问题。

缺少工具怎么办？大队购进3000多斤高碳钢，成立红炉，打制了300张铁叉、250张铁锨和镢头，解决了工具不足的问题。

1964年，瓦子丘成立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伍，党支部委员苏正业带领32名青壮劳力常年打机井，修渠道。从挖沟排涝到打井抗旱，瓦子丘人民栉风沐雨，艰苦奋战，不知使弯了多少铁叉，折断了多少锨柄，磨秃了多少镢头……

这一年，瓦子丘粮棉获得空前的好收成：2800亩粮田，平均亩产260斤，比1949年增长3倍多；瓦子丘首次试种棉花，单产皮棉40斤。贫农李景训感慨地说：“民国六年（‌1917年‌）那会儿，雨水还没有今年大，坡里的庄稼全泡了汤，咱村房倒屋塌，80多户外出逃荒。今年下大涝雨，咱日子过得稳稳当当，跟没遭灾似的，这都是因为共产党领导得好啊！”

瓦子丘干群合力、艰苦攻坚，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终结了“靠天吃饭”的历史；土地‌“遇涝能排、遇旱能浇”，逐步成为‌稳产丰产‌的良田。

瓦子丘人民成功的洼改经验传遍整个昌潍专区，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上世纪八十年代平度县划归青岛地区以后，瓦子丘曾经连续18年每年向国家交售粮食100万公斤，成为青岛地区售粮第一村。凭着组织领导、经济发展、道德风尚等方面的显著优势，瓦子丘荣膺“青岛市精神文明村庄”称号。

1989年瓦子丘小麦丰收。

今日瓦子丘，街道宽阔悠长，房舍鳞次栉比，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一株560余岁的老槐树参天而立，虬枝峥嵘，翠叶如盖，它以繁复的年轮记录着瓦子丘曾经的贫困，也镌刻着村庄一步步走向富裕美好的历程。

满家：穷山秃岭的重塑

满家（今属旧店镇）位于大泽山东侧半山腰。1949年前，满家有土地308亩，分为大大小小4900多块，除了村东头有一块4亩2分的土地——人们称它为“大地”——其他都零散地分布在山岭沟壑间，碗一块、瓢一块的。村东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山外，进村出村须越过一条南北向、4米深的山沟，要过四道关口——“石疙瘩，东茔边，‘大地’东头，土地庙前”，道路崎岖难行，每年不知跌倒和摔伤多少人。全村25户，有19户常年扛活，有4户离乡背井乞讨为生。

1950年11月至1951年，平度“四县”（当时，分平度、平南、平西、平东四个县级行政区）进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满家人民通过互助合作发展生产，但因受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粮食产量较低，全村每年吃统销粮8000至1.5万斤。

穷则思变。1957年深冬，党支部书记满玉琪带领全村整劳力、半劳力64人走进山野，开石凿岩，修沟垒堰，拉开了集体治山的大幕。

闸山沟，修水库

山洪，是满家农业生产的严重威胁。每当汛期来临，山洪就像横冲直撞的猛兽，短时间内就将社员的劳动成果吞噬得一干二净。满家党支部决定在山沟里修建水坝，以拦截洪水，防控水土流失。

开山需要炸药，可是，当时集体家业底子非常薄弱，没有资金购买炸药，怎么办？

有人说：“用錾子凿，用铁锤打。”

可是，大队里连錾子、锤子这类打石头的工具也没有。老石匠满洪升说：“我家里有，就用我家的。”

按照规划，先在西南峪闸山沟。时值严冬，皑皑白雪覆盖大泽山脉，满洪升带领一帮青年学徒来到工地，他们先扫除石上的积雪，然后抡锤开凿。山风尖利的呼啸声与石匠们凿石的铿锵声相应和，整日在山谷里回响。

开采下来的石条横陈在山腰。社员们喊着号子把石条抬到指定位置。大队长满洪法曾在抗日战争中负过伤，他不顾遗留的伤痛，抢着去抬500多斤重的大石条。社员们合力闸起两道山坝，用长石条1000多根。

从1957年冬天开始，满家社员用了8年时间，在乌羊沟、獾窝沟、北涧沟、凉台沟、古迹王沟闸起200多道山坝；在山坡上垒起近500道“山腰带”。

如何把山水蓄积起来，用于灌溉呢？党支部决定在村子东北修建一座水库。1964年，农历甲辰年正月初六，家家户户还沉浸在欢庆新年的氛围中，团支部书记满振玉带领5名共青团员和4名青年积极分子已经行动起来。他们用100多斤炸药，炸开一道长28米、宽5米、高4米的山岭，并在爆破处建起水库的闸门。

根据生产需要，大队抽走了其中4人，剩下的6个人豪迈地担起后期的工程任务，他们‌

1964年雨幕中

1964年夏秋两季，平度阴雨连绵，累计降雨1346毫米，远超常年两个年头降雨量的总和，满家不少梯田地堰倒塌。地堰对于梯田来说，犹如人的咽喉；地堰塌了，将导致梯田土壤尽失。抢修地堰刻不容缓。社员们脚踩泥水，冒雨出工。

村南的“锁头地”，地堰有2米高、15米长，历经若干年风雨而岿然不动，却在当年的一场大雨中轰然倒塌。青年社员白天突击修好地堰；可是，夜雨又将它冲垮。小伙子们并不气馁，他们一个个甩掉外衣，光着膀子，抬来一根根巨大的石条，把地堰重新修好。

又一个坏消息传来，“台子地”的地堰也倒塌了！这道高4米、长65米的地堰，几十年来稳如泰山，竟然也抵抗不住连日的暴雨。年过花甲的老贫农满洪德、54岁的老贫农满洪贵自告奋勇，主动担起为地堰奠基的重任；第一生产队保管员满振华专挑大石头扛，肩头压起了紫疙瘩，他不叫苦，不叫累；小伙子们来来往往运送石条、石块，个个弄得像泥人似的。大家齐心协力，重新筑起“台子地”地堰。

这场与自然灾害的较量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有的地堰先后修整过3次。

有土斯有粮

满家的土地，大部分斜挂在山坡上，社员们因地制宜，对砂石多的地块，去石换土；对斜度大的地块，等高种植；对“带状”的地块，组拼整合；对凹凸不平的地块，削高填低。原先七零八落的小块山地，逐渐变成宜耕宜种宜收的大块梯田。

1970年冬，党支部书记满玉琪带领40名男女社员开赴鹁鸽沟。鹁鸽沟深6米，宽50多米；沟两旁有呈不规则形状的2亩7分地，因为常年的山水冲刷，剩下的几乎全是砾石和砂子。满家人曾在这里试种萝卜，萝卜长得稀稀落落，差不多有鸡蛋大小。

数九寒天，干部群众顶风冒雪，削岭填沟，运土造田。为节省时间，中午和晚上送饭吃，常常是月上山头，他们还在鹁鸽沟里劳作。社员满洪清手被石头砸破，鲜血淋漓，他简单包扎一下，继续抬石头，打钎子。队长劝他回家休息，他坚定地说：“解放军在战场上‘重伤不叫苦，轻伤不下火线’，咱也学学解放军，流点儿血怕什么呢！”

满家社员用一个冬春，填平鹁鸽沟，把2亩7分的山岗薄地扩建成5亩2分的梯田。在垒好地堰、平整地面后，社员们又从山沟旮旯里、石头缝里一锨一镢地抠挖好土，用背篓背、抬筐抬、扁担挑，集中运到梯田里来；并运来杂肥，改良土壤，提升地力。

光阴流转，年复一年，满家干部群众整山治岭，奋斗不辍，起初镢头被磨得锃亮，后来竟然磨短了一截；镐头也磨秃了尖儿；甚至锨柄上都磨出了手的清晰印痕。从1957年至1972年初，满家人民把4900多块山地合并成1197块，建成梯田180亩。

“有土斯有粮。”平度县四干会议的一份档案亮出满家农业生产成绩单：

1963年，粮食单产408斤，花生单产207斤。

1967年，粮食亩产700斤，花生单产540斤。

1971年，粮食跨“长江”，亩产达到805斤；花生单产617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59万多斤，交售花生米2.3万斤。

1977年大田公社满家大队花生丰收。

干群同心同行

满家大队的干部，从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到生产队长，大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1942年前后入党的老党员。在这个村庄，干部带头劳动已成定例，生产队长都是干活的“好把式”。

党支部书记满玉琪身患肺结核、肠结核，体虚力弱，仍然坚持参加集体劳动，每年完成劳动日130多个，有社员说：“满书记，您这个体格就不要干了，大伙多干一点就有了。”满玉琪说：“我只要没病倒，就跟大伙一块儿干；闲着不干事，我这个当支部书记的就不合格。”

满家村八路军胶东抗日军政大学支校旧址。

秋收，秋耕，秋种，农时紧迫。第一生产队队长满洪善就利用晚上时间往地里送粪，常常干到10点多钟，第二天清晨三四点钟又下坡了。在满洪善的带动和感召下，社员出勤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满家大队的干部廉洁奉公，从不多吃多占和铺张浪费。1961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物资匮乏，食物不足，满家大队的一头小猪坠山而死，大队干部烹煮和分配猪肉，连肉汤都分给了社员。有几年，上级派来技术人员帮助满家规划治山工程，大队党支部委员一律对口接待，领他们到家里吃便饭。

满家既有“好当家人”，又有一个热爱集体的社员群体。共青团员满振合，队里分配他管理回笼火炕，他尽职尽责，使火炕始终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每次烧火终了，他就从灶膛里扒出尚未烧尽的松柴炭棒，他说：“这是集体的东西，不能浪费。”他把炭棒积攒起来，卖给收购站，收入1元钱，全部交给了生产队会计。

旧社会扛过30年长活的老贫农满玉喜，从1959年开始担任饲养员，他放养的猪个个像气吹的一样，浑身饱鼓鼓的。每当母猪生仔时，他就整日整夜地蹲在猪圈里，不管炎夏酷暑，不怕脏臭泥泞。在他的精心管理下，仅1964年大队就繁殖猪仔80头。

贫农社员满玉升，因为大队没地方养牲口，他将自家的3间茅屋倒出两间来，摘下门槛，安上石槽，自己就和牲口住在一起……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今天的满家，生态优美，物阜民丰，村风和谐，“全国造林绿化千佳村”“青岛市文明单位”实至名归，村党支部荣获“山东省先进党支部”称号。满家人民赓续红色基因，传承奋斗精神，正奋力谱写乡村振兴的壮丽新篇章。

（半岛全媒体记者 赵一飞 通讯员 王守梅 陶希华 高岩 高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