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K型分化”分析中国经济，为何讲不通？丨理论周刊·众观智库

套用“K型分化”分析中国经济，为何讲不通？

需从“结构之变、动能之变、韧性之变”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趋势

□ 刘津宇 龙少波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一些观点简单照搬西方“K型分化”的分析范式，容易将产业发展中正常的冷暖变化，误读为增长轨道上的永久性分裂，进而模糊周期性扰动与结构性变革之间界限。

理解中国经济，应从结构之变、动能之变、韧性之变三个层面入手，解读我国新旧产业融合发展、新技术外溢以及产业链合作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的长期发展趋势。

当前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现实挑战，未来应以国家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新要求为指引，促进新旧动能有序衔接，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畅通要素红利传导渠道，在保障民生的同时，真正实现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1、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叙事框架

“K型分化”的说法出现于2020年疫情之后的美国，用以刻画经济体受到重创并触底后，不同产业无法实现整体复苏，而是一部分沿“K的上支”迅速修复、另一部分沿“K的下支”走向停滞和衰退的现象。

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区冲突和贸易摩擦还在不断发生，我国经济正在进行深刻的结构调整和产业更新改造，总体发展趋势是向新、向优、向好，但也面临着不少挑战。有些观点直接套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用“K型分化”来描述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认为两极分化的局面已经形成：新兴产业发展迅速，被认为是少数行业一枝独秀；而传统产业受到压力，则被断言为难以逆转的持续性衰退。

这种看法导致对经济长期前景的消极判断，其主要问题在于把产业发展中的短期波动当成长期的分裂趋势，用静止的眼光看动态的发展过程，将要素重构的阶段性调整简单等同于长期趋势性分化，从而混淆了周期性扰动和结构性改革的内在区别。

产业“一升一降”的分化情况，其实早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就多次发生。纵观其完整周期可以发现，即使是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冷暖差异也并非意味着永久固化的终局。短期差异的本质是由技术变革或者外部不利冲击造成要素错配、复苏时序错位，而随着新技术逐渐进入传统行业，叠加市场出清和制度调整，处于下降趋势的产业可以通过技术革新重新获得竞争力，各行业之间的增长差距逐步缩窄，进而促进整个经济发展转型。历史上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电力技术改造了传统轻工业和采掘行业；1929年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新政配合的技术产业化带动农业与制造业协同修复；20世纪7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不断进入传统产业，这些都印证了这一规律。

当然，西方的历史经验同样值得重视：如果资本一直自发流向优势部门但缺少有效政策引导，一部分产业调整阵痛可能会延长且形成长期难以弥合的短板。

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既要看到不同行业之间的冷暖程度，也要了解其背后经济结构的变化。我国产业发展所遵循的内在逻辑、制度基础以及发展目标与西方由危机所导致的“K型分化”有着根本不同，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话语体系。西方市场的“K型分化”是资本向少数优势行业聚集、弱势产业被动出清的结果，叠加政策整体规划的缺位，造成一些地区或行业陷入发展困局。而我国目前出现的行业景气度差异并不是在危机冲击下被动的衰退，而是在主动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产生的内生型转型，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作用机制。

202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坚持先立后破，兼顾新兴产业培育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产业体系整体跃迁。根据这一要求，我国重视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要素配置，打通新旧产业之间要素流动和转型升级的渠道，一方面利用新兴行业开辟新的增长空间，另一方面用新质生产力带动传统产业提质，随着技术扩散逐步弱化产业间的分化，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2、正确看待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趋势

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形态，需把握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产业体系迭代内在逻辑。只有将行业表现放回整个产业体系，将短期波动放回转型升级进程，从“结构之变、动能之变、韧性之变”来看中国经济，才能厘清“K型分化”叙事所忽略的深层逻辑。

一是看结构之变，要看到新旧产业在融合升级中重塑分工，不能把行业的新旧标签当作兴衰判词。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实际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能一哄而上、跟风冒进，更不能喜新厌旧、把传统产业优势丢掉。”这些要求明确了产业升级的方向，培育新兴产业与改造传统产业应当相互衔接，共同推动产业体系整体质效提升。我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新旧产业之间存在广泛的投入产出联系，产业结构变化并非简单地表现为新行业上升、老行业下降，也发生在传统行业内部的改造升级过程中。其中，部分老款产品因需求收缩而转向新款产品的改造升级，低效产能的退出为具有技术和质量优势的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判断传统行业这种变化，不能只看行业产量或增速，还要看其产品结构、技术水平、能耗和附加值变化。目前部分传统企业正在从提供通用产品转向提供新型专用材料、关键部件和成套新颖解决方案，在新的产业分工中提升自身位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2025年数据显示，我国累计建成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正在向生产现场深入推进。这些变化表明，产业升级的空间不仅存在于新兴领域，也存在于庞大的既有传统制造体系之中。以“新者恒强、旧者恒弱”概括行业前景，容易忽略传统产业内部的升级更新，也难以解释新旧产业协作中形成的新增长空间。

二是看动能之变，要看到创新正改变增长的来源，不能把新动能壮大解释为少数产业的独自繁荣。

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带来了经济主要增长来源的变化，当前，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升和新产品开发正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不同行业的商业化进程、技术突破及企业吸收能力存在短期的步调差异，创新收益往往先在部分领域显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6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约13.3%；经初步测算，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7.9%，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新动能如何作用于整体经济，取决于创新如何在各行业中进行转化和应用。例如，在传统产业中使用人工智能可以提高检测效率、减少缺陷漏检；工业互联网用于设备维护，可以降低非计划停机损失；利用数字化管理连接订单、库存与生产，能够有效减少资源闲置和协作成本。技术进步过程中，创新将逐步从少数领域向更广泛行业铺开、不断迭代，带来更大范围的效率改善和产品更新。故而评价新动能既要看其自身增长，也要看其应用范围与采用成本，尤其是技术进步向实际收益的转化度，通过完善共性技术服务、转型融资和技能培训，能够有效加速创新扩散，扩大各个产业升级的受益面。倘若把转型期新旧产业暂时的收益不均衡，简单等同于“K型分化”所描述的两极固化，放大短期差异而忽视技术红利持续外溢的可能性，则是对新旧动能协同转型逻辑的误读。

三是看韧性之变，要看到整个产业体系在调整中增强的应变能力，不能因个别领域承压否定整体质量。

经济韧性体现在面对冲击时维持基本运行、调整资源配置并形成新的增长能力。现代化产业体系越完整，产业间供需衔接越充分，企业在受到冲击后寻找替代配套、调整生产方案和开拓新市场的空间就越大，经济维持运行和恢复增长的能力也就越强。长期积累的制造能力、产业集群和工程技术人才，是中国经济应对变化的重要基础。这些能力可以服务于不同产品和市场，并不会随着某一种产品需求下降而全部消失，不会对经济内部造成行业的长期撕裂。

从这个角度看，增长来源的多元化能够降低局部行业冲击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是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当经济逐步形成更多依托技术和产品竞争力的增长点，对单一行业、单一需求来源的依赖就有条件下降。例如，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成长相互配合，可以形成更丰富的就业、投资和供给机会，增强整体经济的韧性。我国新产业、新领域正在形成一定的规模，并与既有传统产业的联系逐步加深，增强了经济整体性和韧性。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也为技术升级与迭代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多样化需求。我国持续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降低跨区要素流动障碍，就是要让这种潜力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可见，整个产业体系的融合和韧性，关系到整体经济发展的后劲，显然难以用一条分化的“K型曲线”加以粗糙地概括。

3、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当然，我们不能以长期前景为由而淡化眼前的多重挑战。认识到当前结构性差异是新旧产业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就要立足高质量发展要求，把握转型节奏，多措并举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推动经济更加平稳有序发展。

第一，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做好新旧动能培育与更新工作。一方面要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的增长动力；另一方面要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放在重要位置，加快制造业数字化改造和绿色低碳转型，支持开展技术改造，引导传统产业由低端规模扩张向高质量供给转变，打通传统产业融入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防止新旧产业相互割裂。对于缺乏有效需求、长期低效运行的产能，要依法合规有序退出。同时还要加强共性技术和数字化服务建设，实现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良好对接。

第二，要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度，实现产业间红利顺畅传递。产业发展中的困难，主要是由资本、人才、技术等因素重新分配所致。因此，要破除要素跨行业流动的体制机制堵点，让创新资源既能聚集到新兴赛道，也能用于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之后，还要加强多层次科技金融建设，为传统企业技术改造提供低成本的中长期融资支持；促进新技术、新经验在新产业形成后推广到其他行业，放大新质生产力的普惠效应；同时建立健全产业风险缓释机制，缓解结构调整带来的压力，推动转型有序进行。

第三，要统筹产业发展转型、民生保障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转型成效最终还要体现在劳动者生活改善上。新旧产业交替过程中产生的压力不可避免，因此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分清短期周期性困难和长期结构性问题。对于处于调整期的传统行业，要坚持分类施策，切实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益等合法权益，稳定市场预期，提高企业开展长期投资意愿；同时要健全人才跨产业流动激励政策，利用产业升级带来的新岗位来缓解因结构调整造成的就业波动，守住民生基本盘，实现企业发展和个人进步相辅相成。

第四，要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用需求拉动整个产业体系协同升级。新供给能力要有更稳定的需求作为支撑，这样才能让经济转型进入可持续的良性循环。所以，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把扩大内需与产业升级有机结合，给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切实可行应用环境，让市场需求反哺技术进步。消费升级也有利于提高传统产品质量，推动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促进新旧产业在统一大市场协同进步。

总之，我国产业转型的终点不会是两极分化，而是在新质生产力带动下做到存量升级与增量拓展相融合。一方面要激发新兴产业活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潜力；还要以制度引导促进要素流动、加强市场协同，实现新旧动能平稳衔接，不断巩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

（作者分别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投资系主任，教授、博导；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