捞舆 | “不再统计抬头率”之后，更该追问的是什么？

提要：负面清单从一开始就嵌入需求设计，比在舆情回应里补齐更有意义。

近日，“智慧教室系统统计课堂抬头率、出勤率”一事引发广泛关注。11月4日，南京大学本科生院与信息化建设管理服务中心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智慧教室系统有关情况的说明》，对网络流传的多种说法作出回应。

从说明看，校方否认“到课率与平时成绩挂钩”“上级部门检查”等传闻，并强调系统“不采集人脸等生物特征信息、不进行人脸识别”，且“当前已不再统计抬头率数据”。回应来得不算慢，该澄清的也澄清了，但这件事引发的讨论，远不止于这次舆情。

近年来，高校课堂管理的手段不断细化。此前就有高校推行“无手机课堂”，要求学生课前把手机“入袋”；在南京大学之前，也有一些高校已经将“抬头率”指标引入课堂。从“人到没到”到“人听没听”，大学课堂的管理越来越细，相关讨论也随之而起。这些讨论指向同一个根本性问题，大学对学生的管理，边界到底在哪里？

这次争议的起点，是“抬头率”这个指标本身。“抬头”是一个动作，“率”是一个统计学术语，拼在一起就成了一项管理指标。设计逻辑不难理解，假定学生抬头等于在听，低头等于没听。但这个假定经不起推敲，抬头可能是在走神，低头也可能是在记笔记。为什么是“抬头率”，而不是“记笔记率”或者“提问率”？因为“抬头率”好测算，摄像头一拍，人脸朝向一分析，一个数据出来了，不需要理解课堂的真实情况。说到底，这个指标的功能是低成本地生成一组可量化的数据，未必真能准确描述学习状态。

从教学管理的角度看，课堂需要基本的秩序，但管理手段的正当性，取决于它是否与目标相称。用“抬头率”推断学习投入，本身就是一个粗糙的替代。教育中，有些东西可以量化，有些东西则不能。就像“到课率”可以统计，“抬头率”恐怕不行。前者是一个事实，后者是一个判断，把判断伪装成事实，再用数据包装起来，这就是形式主义。

更深层次的议题，则是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里“自由”和“规则”的关系。大学的自由，必然处于规则之内；规则的意义，则是为了保障自由。大学课堂的魅力，来自师生之间的思想碰撞，老师讲得好、学生愿意听，本应是一种良性互动。比起追问大学有没有权力让学生抬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大学有没有能力让学生抬头。

跳出校园看，类似的矛盾不只出现在课堂。今天，智慧教室、智慧社区、智慧城市建设等如火如荼，但建起来不等于用起来，投入与实效能否成正比，常常要打一个问号。我们乐见各行各业在技术赋能下更“聪明”、更有效率，但制度的设计一定要跟上技术的扩张速度，不能让花哨的技术设计跑在前面，沦为形式主义；更不能让本应赋能于人的技术，反过来成为束缚人的工具。

回到“抬头率”这个指标本身，需要追问的是，智慧课堂设计之初，为何会有这类奇葩的指标？哪些数据可以采集、哪些不可以，哪些功能可以开发、哪些从一开始就没必要进入需求清单？这些问题，难道不应该在设计之初就有明确答案？

技术能做的事越来越多，这恰恰是制度需要更审慎的时候。负面清单从一开始就嵌入需求设计，比在舆情回应里补齐更有意义。这并不是苛求某一所学校，而是所有智慧化建设要面对的共同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