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亭 | 在强制抬头和低头之间，“不能摇头”是最大问题

近期，南京一高校学生收到通知称，学校将依托暑期升级改造的智慧教室系统，对相应教师课程的到课率进行为期一周的全程记录。

有学生向媒体表示，学校并未事先征询学生同意，担忧人脸信息可能被校方与技术公司掌握。

即便没有精确的人脸识别，“统计抬头率”这种做法本身也令人感到不适。

11月4日，该大学就相关说法予以回应，校方明确否认“到课率与平时成绩挂钩”“上级部门检查”等传闻。

同时强调系统“不采集人脸等生物特征信息、不进行人脸识别”，且“当前已不再统计抬头率数据”。

说起来，抬头率本是一个模糊的课堂状态，智慧教室系统一旦把它变成数据纳入考核链条，被度量者就有可能被迫围绕指标进行表演。

这正是数字治理的典型后果，技术本是中性的，也没有明确禁止某种行为，但却在不知不觉中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合格”。

我们不妨再看一个例子。

近日，一名教培员工因休息日5小时未回复家长群消息，遭辞退后同样引发广泛争议。

涉事公司事后出台“休息日尽量每隔3小时查看手机”新规，并辩称“看手机，又不代表处理工作”。

遭辞退员工无奈之下，整理了900多张非工作时间处理工作的截图申请劳动仲裁。

很显然，这件事不仅是一位普通劳动者的依法维权，同样让人感受到了隐性加班过程中，技术强化考核后带来的不适和压迫感。

而且，两起争议事后都是在用形式合规来消解实质侵害。

高校把焦点放在“没有人脸识别”上，却回避了“统计抬头率”这一行为本身是否正当。

公司把焦点放在“看手机”与“处理工作”的语义区分，却回避了“5小时未回复即辞退”的不当惩罚。

他们的辩护策略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承认技术手段存在，但都否认其规范性和强制性带来的后果。

然而，学生的不适感恰恰来自“抬头率”被统计这一事实，而非是否识别人脸。

员工的困境恰恰来自休息日必须保持在线响应，而非看手机这个动作本身。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原本边界清晰的生活场景，被改造成可被持续观测、可被随时召唤的“半在场”状态后，当事人的尊严必然受挫。

所以说，在强制抬头看黑板和低头看手机之间，人不能摇头说“不”才是最大问题。

真正要改进的，其实不是要不要进行“不统计抬头率”“不要求秒回”的技术降级，而在于建立可质疑、可协商、可拒绝的程序。

课堂数据的使用范围应该经师生共议并公开，非工作时间的工作指令也要有明确的补偿机制。

当技术使不可度量之物变得可以进行数据采集和考核，人同样需要在边界被侵犯时，有说“不”的权利和解决通道。

（大众新闻记者 杨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