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五大动因

全媒体探索 |  2026-11-06 09:00:00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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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建华 陈瑞娜

来源:《全媒体探索》2026年9月号

在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国家战略部署下,我国国际传播的主体格局正从中央媒体作为主力军的单点突破,向中央与地方媒体协同的方向转型。

地方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是融合本土资源、传播策略与技术赋能的多元实践,是地方媒体立足本土、响应国家战略而形成的具有鲜明辨识度的传播体系。地方主流媒体开展国际传播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新媒体技术特别是数智技术的赋能,使得省报省台、地市级融媒体中心与县级融媒体中心三级地方主流媒体已经突破区域空间限制、时间限制、技术限制、人才限制、内容资源限制与消费市场限制,可以与国内中央媒体乃至国外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CNN等同台竞争,只要有足够优秀的内容产品与合适的传播渠道,就能拥有一定的国际传媒消费市场,也能够影响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国际受众。

基于当下的国际传播形势需要和地方媒体的自身发展条件,探讨地方媒体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的动因、提升其开展国际传播的行动自觉是必要的。

01

掌握国际舆论斗争主动权的政治需要

地方主流媒体作为我国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掌握国际舆论斗争主动权、摆脱国际舆论困境、传递中国声音的重要力量。

(一)破解美西方舆论垄断,填补微观传播空白

当前国际舆论环境复杂严峻,美西方国家通过垄断国际话语权遏制中国发展,依托其长期构建的传播优势,不断编造虚假信息、扭曲事实真相,刻意抹黑中国形象、误导国际认知。

地方主流媒体依托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摒弃宏大叙事的抽象表达,以小切口展现大格局,通过地方发展的真实案例和基层群众的心声,可以打破美西方的虚假叙事和认知垄断,有效填补中央媒体宏大叙事下的微观传播空白。

比如,浙江广电集团出品五集纪录片《26县纪事》,深入浙江26个山区县记录共同富裕的探路历程,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叙事方式,用山区群众真实的获得感呈现共富实践,让“共同富裕”从政治概念转化为具象化的生活图景。这种从地方实践出发的影像叙事,更直接地回应了美西方对中国共富政策的曲解与质疑。

(二)三级传播主体协同发力,形成舆论斗争合力

地方主流媒体涵盖省、市、县三级传播主体,各级媒体立足自身定位、发挥各自优势,为国家争取国际舆论主动权提供支撑。其中,省级媒体凭借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传播实力,在国际传播中发挥桥梁作用,可依托地方特色资源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产品;地市级媒体立足城市发展特色,聚焦本地与国际交往的重点领域,可打造具有针对性的本土化传播内容,传递城市声音、展现城市形象;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地方主流媒体的“神经末梢”,贴近基层群众,可挖掘鲜活的基层传播素材,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基层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以青岛、成都、义乌为例。青岛广播电视台依托上合示范区等本地开放平台,推出“山海相逢·一带一路全球行”融媒体报道,以青岛企业与共建国家的真实合作故事为切口,展现城市开放形象与对外交往的活力;成都广播电视台以“公园城市”建设为切入点,打造多语言产品,通过短视频、直播展示生态、文化与产业活力,打破美西方对中国城市的虚假叙事;义乌市融媒体中心依托“世界小商品之都”优势,聚焦于小商品出口、中外合作等,开设多语言账号,拍摄系列内容,展现中国民营经济的活力与市场的开放性。

(三)应对舆论抹黑新趋势,开展传播反击

当前,美西方媒体对中国文化的恶意解读与抹黑持续升级,从宏观的政治批判逐渐转向微观的文化渗透,通过断章取义甚至捏造事实,将中国基层个别案例泛化为系统性人权问题,或借文化冲突曲解传统节日民俗,制造认知陷阱,破坏中国形象。面对这一挑战,仅靠中央媒体回应远远不足,还须发挥地方主流媒体的基层优势。

地方媒体扎根地方,可挖掘“悬崖村”变迁、塞罕坝巨变等摆脱贫困、生态保护等主题案例,用鲜活故事破解不实指控;还能依托友好城市、海外侨胞等资源,通过跨国合作增强传播说服力。

例如,2023年杭州亚运会期间,浙江广电集团以“外国运动员体验宋韵文化”主题短视频轻松展现传统文化魅力,覆盖海外超2亿人次,反驳了“中国文化封闭”的偏见;福建泉州市融媒体中心依托“海丝起点”优势,联动海外策划“海丝文化国际传播”行动,呈现中外历史渊源与合作成果,助力国家掌握舆论主动。这些地方探索以实践击碎谎言、以共鸣凝聚共识,充实了更立体全面的国际传播格局。

02

提升“四力”确保主流媒体自身发展的需要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是评价主流媒体的综合判断标准。对地方主流媒体而言,提升新闻舆论“四力”同样是在行业竞争中巩固地位的关键。国际传播是地方主流媒体检验“四力”的重要场域,能够有效推动地方主流媒体破解发展瓶颈、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助力其从传统区域媒体向新型主流媒体转型。

(一)拓展传播范围、创新传播方式,提升传播力

新技术的快速迭代深刻变革了媒体传播格局,受众信息需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态势,信息传播全球化特征愈发显著,这对地方主流媒体传播实践提出明确要求:必须突破地域局限,主动参与国际传播实践。

传统语境下,地方主流媒体的传播范围局限于行政区域,受众以本地民众为主,难以形成跨区域、跨国界的传播效应,而开展国际传播能助其打破物理与行政区域限制,将视野拓展至全球,有效触达海外侨胞、留学生、关注中国地方发展的国际友人及海外企业等多元国际受众。

与此同时,为契合国际受众认知习惯与信息接收偏好,地方主流媒体必须主动改变传统的单向传播范式,着力挖掘新型传播方式、优化传播载体,积极运用短视频、纪录片、直播、互动H5等海内外受众更易于接受的新媒体形态增强信息传播的吸引力与实效性。

例如,江苏广电打造多语种国际传播平台“inJiangsu我苏”,以“一网一端一矩阵”为架构,聚焦江苏产业发展、文化特色、民生改善等内容,以短视频、图文、纪录片等多元形态通过海外社交媒体向国际受众推送,发挥了国际传播在跨文化触达与精准传播上的优势。

外籍友人参加“inJiangsu我苏”的活动。

(二)参与国际舆论引导、打造特色品牌,提升引导力与影响力

在国际舆论场,地方主流媒体讲述中国地方发展故事、传播发展理念与价值追求,能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知中国,打破美西方舆论误导,这也是其彰显舆论引导力的重要方面。同时,国际传播倒逼地方主流媒体研究国际舆论规律,了解受众需求、优化话语体系、创新引导方式,提升引导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此外,地方主流媒体通过打造特色产品、创新传播模式,还可形成品牌特色,将影响力从本土拓展至全球。例如,上海广播电视台立足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优势,精心打造多语言新闻节目《Shanghai Live》,聚焦上海的国际合作、城市发展、文化交流等内容,通过海外媒体平台广泛播出,不仅提升了上海的国际知名度,也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湖南广电芒果TV推动一系列原创产品“出海”,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比如通过模式授权让原创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落地越南,创下当地综艺收视纪录,并通过成立合资公司、共建本地流媒体平台等形式深化国际合作。

(三)坚守真实传播原则、展现专业权威,提升公信力

地方主流媒体扎根本土,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基层,能够挖掘最鲜活的传播素材,通过客观、真实、全面的报道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地方发展的真实面貌。这种真实性能够有效提升媒体公信力,让国际受众认可中国媒体的报道,进而认可中国的发展成就和价值理念。

例如,深圳广电集团推出“深圳故事”城市文明全球交流计划,深入深圳的高科技企业、创新园区、社区基层等地,以真实的镜头记录深圳在科技创新、社会治理、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成就与经验,通过多语种纪录片、新闻专题等形式在海外媒体平台播出,让国际受众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创新进取且真实可信的深圳,为中国地方城市的国际传播树立了典范。

03

成为全球数字传媒产业价值链重要环节的需要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全球化进程,推动包括传媒业在内的各个产业进入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地方主流媒体作为数字传媒产业的重要参与者,有机会融入世界数字传媒产业价值链,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实现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一)依托本土特色资源,打造优质数字传播产品

地方主流媒体深耕区域发展实践,在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民生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特色资源,此类资源既是其打造差异化传播产品的核心优势,也是吸引国际受众的关键抓手。

与中央媒体侧重全局叙事的视角不同,地方主流媒体能够聚焦区域发展特质,深入挖掘地方文化、民俗风情、产业优势、基层治理等领域的鲜活素材,打造兼具地域特色与国际传播力的数字传播产品,涵盖多语言纪录片、短视频、直播、专题专栏等多种形态,既能够满足国际受众对中国地方发展的个性化认知需求,也能实现自身内容价值的最大化。

例如,浙江广电集团依托“中国蓝国际”海外新媒体矩阵,以双语内容重点展示丝绸、越剧等浙江的文化符号;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飞越广东·湾区之道》,以外国主持人的沉浸式视角呈现大湾区的科创、海洋产业与乡村振兴图景,并形成了多语种的版本在海外电视台落播。两省媒体均以本土文化符号和产业优势为支点,用易被感知的地方叙事视角回应国际关切。

(二)加强技术赋能,顺应全球数字传媒产业发展趋势

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正深刻重塑着数字传媒产业的发展模式,推动着内容生产、受众互动等环节的智能化转型。技术实力已成为媒体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地方主流媒体若要在全球数字传媒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顺利融入世界数字传媒产业的价值链,也必须加大技术投入力度,主动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培育专业技术研发团队,推动技术与内容创作、传播渠道的深度融合,并提升数字传播产品的质量与传播效能。

例如,江苏广电总台自主研发“江苏广电人工智能融媒体综合业务平台”,基于荔枝传媒大模型开发直播视频智能处理系统,实现字幕智能生成与多语种互译,用于短视频二次创作和国际传播,有效破解了多语言内容生产耗时久、成本高的难题。

再如,四川广播电视台依托天府融媒技术平台搭建了一套覆盖内容策划、多端分发和数据运营的智能化生产体系,这套系统被直接用于其核心“出海”产品——数字熊猫主播“贝贝”等“熊猫观察”系列短视频的创作与分发。这种技术赋能模式增强了地方主流媒体的竞争力,助其更好地顺应全球数字传媒产业发展趋势,融入全球数字传媒产业价值链,实现产业价值稳步提升。

(三)深化国际合作,拓展全球发展空间

在全球化发展语境下,单一媒体的资源储备与运营能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应对全球数字传媒市场的激烈竞争。只有通过深化国际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才能达成共赢发展,拓展自身在全球数字传媒市场的发展空间。

地方主流媒体可以与海外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平台、内容制作公司等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借助对方的渠道资源、技术优势与受众基础,推送自身数字传播产品,扩大传播范围、提升国际影响力;同时,可引进海外优质数字内容,结合本土文化特色进行本土化改编与传播,丰富自身内容体系,提升市场竞争力,满足不同受众的多元化需求。

例如,上海广播电视台以“ShanghaiEye”为国际传播旗舰平台,与美联社、路透社等30余家全球主流媒体建立常态化合作,将多语言新闻节目和文化纪录片授权海外播出,有效地拓展了传播范围;杭州文广集团依托杭州市国际网络传播中心搭建海外社交矩阵,覆盖Facebook、TikTok等平台,持续地推送杭州的文化特色与城市风貌内容。

04

传播地方良好形象、获得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的需要

地方主流媒体作为地方形象传播的主阵地,其开展国际传播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通过塑造和传播地方良好形象,打破地域壁垒,吸引海外资金、人才、技术等优质经济社会发展资源,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提供新支撑。

(一)宣传投资优势,吸引海外资金注入

全球化进程中跨境资本流动日趋频繁,海外投资者对投资目的地的评估不仅聚焦于经济实力与产业基础,更关注发展环境、城市口碑与舆论形象,而地方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的精准性与实效性也会对海外投资者的判断形成一定的影响。

地方主流媒体凭借长期扎根区域、深耕地方发展的优势,构建起覆盖海外社交平台、国际财经媒体、跨境传播渠道的多语种传播矩阵,能够系统地向境外投资者呈现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投资政策的扶持力度、营商环境的优化成效、市场空间的拓展潜力以及长期稳定的发展前景,从而能够推动更多优质的海外资本落地生根,为地方产业结构升级、重点项目落地建设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

例如,西安经开区融媒体中心联动西安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通过境外招商活动全程报道、多语种专题片、海外社交媒体矩阵运营等方式,宣传经开区先进制造、汽车零部件、新能源等产业优势及投资亮点,着力于吸引外资项目落地与增资扩产。

再如,成都高新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同城媒体,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制作多语种产业宣传视频与招商手册,在国际知名财经媒体、海外行业论坛等平台广泛传播,通过一系列精准有效的国际传播举措,成功吸引了英特尔、戴尔等跨国企业加大在成都高新区的投资力度,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二)展示人才环境,汇聚海外高素质人才

人才是区域创新发展与产业升级的核心战略资源,高层次人才的规模与结构决定着地方发展的潜力与核心竞争力,地方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已成为打破地域壁垒、吸引海外人才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地方主流媒体通过全球化传播渠道,立体化地呈现地方人才政策的扶持举措、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程度、职业发展平台的搭建成效以及尊才、爱才、用才的良好社会氛围,可以有效打破地域与信息的双重壁垒,吸引各类高层次人才前来创新创业。

例如,海南国际传播中心依托海南自贸港开放优势,打造“洞见·Insight”国际传播品牌,以“跨越山海:我的海南情缘”为主题,邀请英、美、比利时等国创业者、科研专家、文化从业者担任主讲人,通过多语种演讲、短视频纪实在海外社交平台分发,真实呈现了海南自贸港的人才政策、科研平台、生活配套与创业生态。

深圳广电集团推出“直说中国”融合生产传播项目,以多语种新媒体产品、海外高校宣讲和中外媒体联合采制等方式,向国际受众讲述中国企业与东盟的合作共赢故事,同时推出“Shenzhen Channel”海外社交媒体矩阵,为国际受众搭建认知深圳的通道,为人才流动与产业合作创造了可能。

(三)彰显地方特色,推动对外交流与文旅发展

地方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民生领域的显著改善成效,是地方治理能力与发展理念的直接体现,通过国际传播能够搭建起海外城市与本土交流互鉴的桥梁,吸引海外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前来交流学习,推动对外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地域特色文化、民俗风情与生态自然资源等则是城市独特文化魅力的载体,可以通过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文旅IP,吸引海外游客、文化机构前来交流体验,推动文旅产业国际化发展,同时增强地方文化的国际认同感与影响力。

例如,山西广播电视台打造“晋视听”国际传播品牌,制作《寻踪晋商》《我是传承人》等精品视听作品,以“万里茶道”为叙事主线,讲述晋商商贸传奇,通过CGTN、人民网等平台面向全球传播,还在莫斯科世界内容市场展会推介,推动晋商文化等走向世界。

再如,云南广播电视台依托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发布“澜湄传播中心”整体架构,与柬埔寨、老挝国家电视台联合制作4K纪录片《睦邻·柬埔寨》《睦邻·老挝》,以边境省份的在地优势,为周边国家受众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叙事的中国视角。

05

实现主流媒体根本转型的需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是新时代我国主流媒体发展的核心任务。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既能衡量变革的成效,也是地方主流媒体实现从传统区域媒体向新型主流媒体转型的重要路径。

(一)倒逼内容生产转型,建立受众导向机制

长期以来,受地域的局限与体制机制的约束,地方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多聚焦于本土场景,采用传统的自我表达范式,内容形态相对单一,既难以适配全媒体时代的传播变革,也无法满足国际受众的认知习惯与信息需求。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内容生产运营主要依托传统的广电、报业单位,内容生产带有浓厚的传统媒体色彩,分发方式也往往沿袭单向发布模式。

正因如此,国际传播实践对地方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传播提出了更高标准,倒逼其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与生产模式,主动转变内容生产理念,构建以受众为导向的内容生产机制。

地方主流媒体需要深入挖掘本土特色资源,创新内容呈现形态,加大短视频、直播、互动H5等新媒体形态的应用力度,增强内容的趣味性、感染力与传播效能;同时,形成针对国际受众的内容生产体系,确保传播内容精准对接国际受众需求,切实提升国际传播实效。

例如,江苏广电总台突破传统的内容生产模式,组建国际化创作团队,依托大运河文化等本土特色资源,制作多语种纪录片《沿着运河看中国》等国际传播产品。

而浙江广电集团也积极响应国际传播号召,组建跨文化创作团队,围绕丝绸文化、茶文化、数字经济等特色,打造多语种短视频、互动H5、沉浸式纪录片等创新产品。二者致力于将创作内容贴合国际受众的习惯,采用纪实、故事化表达增强内容感染力,再通过境外媒体平台、海外社交平台账号等渠道推送,实现从本土宣传向国际叙事的转型。

(二)推动话语体系优化,实现跨文化有效传播

跨文化传播的难点在于话语表达的适配性。长期以来,地方主流媒体话语生硬刻板,多沿用传统宣传范式,亲和力与感染力不足,传播效果不佳。国际传播要求地方主流媒体打破传统束缚,构建契合国际受众认知的沟通型话语体系,推动跨文化传播落地。地方主流媒体应深入研究国际舆论传播规律与跨文化传播特点,创新传播模式,打破单向灌输模式,强化互动交流,及时回应关切,拉近与受众的心理距离,提升传播实效。

例如,四川广播电视台以三星堆、大熊猫等本土IP为依托,联合Discovery推出纪录片《我们的福宝》,以中外联合视角展现大熊猫保护与中外交流,并于2026年2月17日成功登陆Discovery动物星球频道,成为首部在中国春节当天于该频道播出的中国原创纪录片。

再如,湖南广播电视台推出4K美食纪录片《主厨湘遇记》,跟随法国主厨戴广坦深入长沙、张家界、怀化等多地,以中外饮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为叙事主线,以国际化视角推动湘菜文化走向全球。

(三)完善人才与体制机制,夯实转型基础

国际传播的高质量发展,对地方主流媒体的人才素养与体制效能提出更高要求,倒逼其加快人才建设、深化机制改革。在人才建设上,地方主流媒体要打造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系统培训现有人才,提升专业能力;出台优惠政策,引进高水平人才,优化队伍结构,破解人才短缺难题。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要建立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破除部门壁垒,整合内容生产、技术研发等资源,实现全流程协同;建立科学评价体系,调动人员积极性。

例如,河南广播电视台成立大象国际传播中心,通过人才引进与机制创新促进自身变革转型。依托改革,河南广电成功打造出多语种海外账号矩阵,推出《唐宫夜宴》等优质作品,推动中原文化“出海”,提升了区域文化国际影响力。

山东广播电视台将外宣人才建设列为山东国际传播中心的六大职能之一,牵头组建山东省“区域国别研究”国际传播协作体,联合山东大学、聊城大学等省内高校构建常态化协作机制,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人才培养、项目共建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并面向高校持续招募多语种外语实习生参与国际传播内容制作,以平台育才与高校协同的方式构建国际传播人才储备机制。

(刘建华: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传媒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瑞娜:河北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刊于《全媒体探索》2026年9月号,原标题为《地方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五大动因》,参考文献略,略有删减。

责任编辑:张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