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评｜在“不像”处看见文明的生命力

山东博物馆“西夏历史文化展”刚结束，其中有一批瓷器，黑、白、褐釉，带着几分粗粝与朴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感觉：像磁州窑。

西夏制瓷深受宋代中原地区影响，与磁州窑、耀州窑、定窑多有相近，把来路认清楚，是研究的第一步。可这只回答了“从哪里来”，没有回答“到了哪里、变成了什么”。一件器物的要紧处，往往恰恰在“不像”的那一点上。

先看工艺和技法。北宋磁州窑的装饰极丰富：白地黑花，是在胎上施一层白色化妆土，绘出纹样，罩透明釉入窑烧成；白釉剔花，是在化妆土上刻花，剔去花纹之外的部分，让花纹留着白，底子露出胎色；剔黑，则让黑釉与白化妆土的反差更狠，花纹愈发醒目。说到底，磁州窑是“以画胜”，一支笔在化妆土上走。

这套手艺到了西北，西夏工匠没有照搬。灵武窑（宁夏银川灵武市的古瓷窑址）最见性情的黑釉剔花，是在通体黑釉上剔刻折枝花卉——剔掉花纹处的釉层，让胎色从黑釉里浮出来，花纹便带上了浅浮雕般的起伏。黑釉深沉，胎色朴素，两相映衬，纹样顿时跳了出来。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灵武窑黑釉剔花瓶，著录里的评语是：“纹饰质朴豪放，与硬朗的造型、粗糙的胎质相得益彰。”

与中原的细腻相比，这种处理更简洁、疏朗，少几分纤巧，多几分直接和爽利。这不是手艺退步，而是另一种自觉：把繁复减到不能再减，让黑白自己说话。中原“以画胜”，西夏“以刀胜”，后者近于版画的思维：刀走过的地方，是留白，也是态度。

不精致，是缺陷吗？胎质粗，釉色沉，装饰也谈不上工细，若以“精巧”为唯一的尺子，很容易读成“水平不够”。可西北的泥土含铁高，烧成不易，粗粝既是条件，也是选择。西夏工匠把力气用在对比上：黑与白，釉与胎，疏与密。这种“厚”与“拙”，是另一套审美标准的产物。

技艺能沿路传播，生活却无法照搬。器型最能说明这一点。扁壶由皮囊壶发展而来，腹侧置耳，为的是能穿带子，挂在马背、驼背上；大者圈足置于腹心，塞住口便能平放，重心低，稳当。高足碗要那截高足，为的是持握稳当，端起来不烫手；经瓶小口丰肩，为的是盛酒、封存、搬运。器物的形状，其实是一地人过日子的形状。

所以，中国瓷器史并不只是一部窑口的传播史。同一套技艺，落在不同的泥土、窑炉和日子里，会给出不同的回答。回答得好不好，不看它像不像老师，更看它合不合自己的生活。这些回答合在一起，才是一部中国瓷器史。

纹饰也是这个道理。牡丹、菊花、莲花本是中原瓷器上常见的题材，到了西夏仍被广泛使用，但线条的处理、布局的疏密、黑釉与胎色的配比都变了。花还是那些花，花的气韵却不同了。题材可以借，气韵借不来——气韵是一地的生活感受，得自己长。

我们为什么那么爱说“像”？因为“影响论”讲起来省力：中原是源，西北是流，流得越像，越显得源远流长。这套讲法不算错，但它暗含一个等级划分，也漏掉了交流中最要紧的一环：交流真正发生的时候，不是复制，而是转译。我们常把转译叫“走样”，可文明的新枝，多半就从这些“走样”里长出来。

华夏文明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集大成不是把各家的东西摆进一个柜子，而是彼此动手，把对方的手艺过成自己的日子。西夏窑工学来了中原的技法，用的是贺兰山下的土，烧的是自己过日子的器皿。这场展览的一大意义，也许不是让人看见西夏多像中原，而是让人看见它多“不像”，进而窥见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一个侧面：同一套技艺、同一套审美语汇，能在不同的生活里生根，各自长出枝叶；共同性在根上，不在叶上。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站在展柜前看一件西夏瓷器，眼前不过方寸；把目光放远些，能看见窑火背后的工匠、道路和生活，看见一种技艺如何越过山河，在另一片土地上扎根，又怎样长出自己的模样。山东与宁夏相隔千里，在历史的长河里却不是互不相干的两端。技艺沿着道路走，审美在交往中彼此影响，生活经验被不同地方的人借鉴。展柜里的瓷器静止不动，它们连起的脉络却从未断过。

（战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