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上收与使用权下放：新闻数据参与要素市场配置的制度路径

作者：徐偲骕（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传媒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刘辉（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11期

导 读：

媒体的新闻数据是公共数据还是企业数据？清晰界定其产权性质，关乎后续市场化配置的路径选择。本文从媒体双重属性的体制环境出发，结合新闻生产的经济规律、大模型提供新闻服务的技术逻辑、产业分工效率与媒体在数据价值链中的角色展开论证。

全球范围内，知名新闻机构与人工智能产业之间频现激烈司法冲突，时而又达成局部和解乃至合作。无论何种情形，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高质量训练数据的需求，似为机构媒体创新商业模式、重构经济基础提供了“参与数据要素市场”这一新的契机。媒体希望在规避法律摩擦的前提下服务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并纾解自身结构性经济困境。又因内容数字化并寻求市场配置本身不同于以往以广告销售为代表的纯经营性行为，这似乎是一种融通新闻业务和商业运作的良性互哺。

作为公共品的新闻长期缺乏明确有效的权利屏障，有价值却无价格。[1]当新闻以数据形态存在后，学界开始从数据权益视角为新闻财产权益保护提供新思路[2]，并进一步于数据三权分置框架下探析媒体作为数据资源持有权主体的可行性，推动其向“新闻数据集提供商”转型。[3]不过，在中国制度的语境中，机构媒体要想借由新闻数据重新嵌入信息经济生态，似乎还面临前提与路径方面的差异，这一问题需要予以厘清。

一、文献简述与问题辨析

（一）重建传媒业的经济基础

在媒体融合与新闻业务研究领域，管理机制与组织架构完善、内容阵地与渠道优势重建、技术变革应对等议题长期备受关注；相较之下，传媒业经济基础重建与自主造血能力恢复问题十分紧迫却并不“热门”[4]。因其核心问题意识偏向产业经济学与企业管理；且中国特色新闻体制的特殊属性决定了传媒业从未被完全市场化[5]，因而也从未受“硬预算约束”之限，“制度肌肉”庇护下的体制性红利总能发挥托底作用。[6]

既往研究，无论行政取向的经营管理研究，还是持批判取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多聚焦传媒业上升期的辉煌；当萧条与下行开启后，维持媒体经济生存的出路似乎只剩回归体制输血，挽救其商业模式遂在实践与学理上皆成“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的任务。然而，传媒体制改革的“再起步”离不开经济指标的支撑。[7]刘鹏指出，当前主流媒体生存发展的最大问题即商业模式缺失[8]——改革开放后媒体能够自负盈亏、减轻财政负担乃至在安全红线内实现产业增长的格局已不复存在。传媒业的市场激励不足、经营能力低下，以致营收结构失衡，资金周转压力大。当下，各级财政普遍承压，在并无新盈利模式可以替代二次售卖的情况下，经济基础问题已成为紧迫的现实议题，同时必须将其置于中国新闻业特殊的体制环境中加以考量。

（二）从资源禀赋到新型生产要素

以往传媒业的商业创新常与新闻本业“两张皮”，甚至损害新闻业公信力，如软广告，或是跨界到游戏娱乐产业，乃至在购物、金融、地产、游乐园等领域的广泛投资。对此有学者认为，媒体跨界经营须基于自身资源禀赋进入具有相容性的行业，并对国家大政方针具备前瞻性解读能力。[9]传媒系统性变革的本质在于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尤其是优化组合新型生产要素以重构劳动关系与分配关系；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在今天即机构媒体沉淀和持有的海量数据资源，故有必要盘活媒体数据资产，推动其市场化高效流通、配置与创新应用。[10]本文认为其中最有代表性且须单独处理的品类是新闻数据，也即媒体在开展核心采编业务过程中自主生产、采集并经电子化形成的内容数据，比如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新闻报道、评论、特稿等文本、图片及音视频内容库，等等。选择该类别作为本文的核心研究对象，而排除了用户行为数据、流量数据等类型，是因为后几类数据权属不清晰，且往往是与平台共同生成的，媒体只拥有阶段性的有偿使用权，恰似网店与电商平台的关系。[11]电子内容是媒体最核心、权属边界相对清晰的数字资产。此外，新闻产品与其他媒体内容处在不同的生产体制和价值秩序中，特殊性强，本身就不是一般商品，后文再予以展开。

若新闻数据构成某种资源禀赋，当下最具“相容性”的数据需求行业之一即为大语言模型（LLM）开发者，向该新兴产业提供“高质量数据集”正是现阶段的国家战略。亦有学者认为高质量的源头新闻数据可改善人工智能新闻问答服务的水平，重建新闻面对人工智能的文化权威。[12]实践中，行业已开始探讨媒体数据资产的确权、登记、入表乃至运营、交易与融资，产品化、产业化的数据服务呼之欲出。[13]一些代表性党报集团、广电集团及全媒体集团正开展试点并形成可推广经验。2025年9月，国家数据局发布“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行先试工作单位”名单，140家单位中就包含新华通讯社报送的“新闻语料库建设项目”。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和实践都回避了媒体的组织/经济性质问题，其共同的政策依据都是财会〔2023〕11号文所提供的《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14]，这构成了本文的核心关切。

（三）本文的核心问题

延续至今的中国媒体双重属性决定了在新闻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流通之前，应首先厘清其产权性质——作为新闻的产物，新闻数据属公共数据还是企业数据？如果是政府或事业单位的公共数据，对应的是授权运营制度；企业私有数据才可直接入市交易，这是两条不同的制度—经济路线。位于中间地带的媒体既非政府部门，也不是纯国有企业，在确认（新闻）数据产权时就面临新的两难。若长期悬置，未来很可能受到政治经济结构的约束，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交易信号与分配秩序紊乱，进而影响社会公共福利。

基于上述论述，本文提出以下递进式研究问题：其一，中国的新闻单位能否像海外同行那样，与包括人工智能产业在内的需求方直接达成普遍的数据供需合作？其间是否存在显著的体制差异与制度障碍——特别是中国的新闻生产本身处于特殊的产权秩序中。其二，在中国，将新闻数据简单纳入企业资产，由经营部门直接商品化并进入市场流通，在平衡公共利益与创新商业模式方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根据媒体在数据价值链中的角色定位，当前是否存在效率更高且更符合信息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其三，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框架下，新闻数据的授权运营与市场化配置如何具体展开？如何兼顾“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在高质量数据供给与优质内容生产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传导机制？余论将探讨中国媒体参与数据要素市场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边界。

二、新闻数据的性质及其产权边界：有待廓清的基本前提

国外新闻机构的数据权益意识多源于与人工智能产业的法律冲突，国内媒体对数据经济意义的认知则主要源于政策导向。数据要素化顶层设计已推进近六年，财会〔2023〕11号文首次将数据资源纳入企业财务报表，确立了数据作为新型资产的制度地位，不少主流媒体随之将数据资产化视为转型机遇，开展质量评估、资产入表、确权登记乃至挂牌交易、质押融资等实践，试图使数据从“沉睡资源”向资产负债表中的“可量化资产”转化。如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成立了数据资产运营研究中心，提供智库咨询、数据产品开发等综合服务。但中国媒体组织并非完全意义的市场主体，新闻单位能否默认将自身核心业务数据归为“企业数据”，简单套用企业会计准则处置其数据资源，仍有疑问；其基础可能是一种不完整的产权理论，也同“数据二十条”确立的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的基本精神存在龃龉。[15]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高价拍卖政务数据资产被国家有关部门叫停，表明数据要素化并非静态的资源盘活问题，其背后关联着国企改革、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政企分开等长期性制度议题。此后，侧重公共数据资产管理的财资〔2023〕141号文[16]和财资〔2024〕167号文[17]，侧重行政事业单位数据资产管理的财资〔2024〕1号文[18]相继出台，国家已认识到，各类数据能否成为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取决于其所处的权属状态及相应的市场化配置路径。

（一）新闻数据的性质和产权边界

中国媒体改革在双轨制下走过四十余年，属性色彩更淡的“新闻业”一词有效回避了事业与产业之辨，搁置了争议，推动了发展。但如今这种模糊的状态又面临新的挑战，新闻数据资产应归入事业功能还是企业功能？

一方面，媒体需先厘清以何种制度身份开展数据业务，是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还是纯市场化经营主体，此为双轨制问题的延续。社会主义传播制度以公有制为基础，传播媒介归国家或政党所有。[19]“事业”二字决定中国新闻体制的性质从来不是产业。企业管理方式仅限于新闻事业中的经营性部分，其合法性的前提是把新闻业务剥离出来当作事业来办。媒体的商业模式是最早的双边市场[20]，围绕受众开展依赖广告的二次售卖，新闻本身并未被直接商品化，中国学术界和社会大众也很难接受将新闻生产活动归为纯营利性商业行为。既然新闻在中国仍是非商品化的准公共品，数字化的新闻数据理应是新闻事业逻辑的延续，具有公共性色彩，而非经营板块的产物。将新闻数据资源作为企业数据直接商品化，就存在制度漏洞与合规风险。即使能够完成资产入表和登记，仍需区分“可经营性资产”与“不可经营性资产”。而且公司性质的媒体集团可能也不是处置国有资产的适格主体。

另一方面，作为事业板块的产物，新闻数据是否就是公共数据？其理论依据也有待夯实。媒体并不从事行政和治理活动，新闻报道也不是一般的公共服务。即便类比为公用事业公司，新闻也不是向全民等价提供的中立物，如水、电和天然气，无法按照政府指导价格统一收费来补偿成本、适当盈利，其商品化能力受到载体形式的高度限制。况且，媒体的经济属性还体现为“信息与文化经营机构”的特征，其“新闻产品”还包括“社会信息服务”，应纳入产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范围。[21]这也给新闻数据的确权问题造成了麻烦，照此逻辑，向人工智能企业提供新闻数据集就是一种信息服务。与新闻相比，“信息”显然是一个更为中性的传播学概念，但把新闻电子化、数据化后命名为信息，其公有产权属性却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就需要引起注意并审慎对待。

此外，数据要素流动之后呈现无损耗和可复用的特点，使得国有资产流失相对不太容易发生，这是历史进步。但也正因这些全新特性，数据本身面临确权难题。即便产权边界能够按照传统方式划清，也不能保证新闻数据资源由媒体经营部门直接投放市场后，就能被产业链广泛高效地应用。需要探索何种权利划分方式能够在适应数据要素特点的基础上促进分工，释放最大的制度红利与市场活力，而非将媒体机械地放入三权分置结构，期待持有权自动转化为经济效益。

（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路线选择

数据的法律性质与经济属性能否清晰界定，直接关联现有制度框架下的两种市场化路径：企业数据的直接入市交易与公共数据的授权运营。随着数据要素化进程深入，国家已意识到不同权属数据的复杂性，出台了更具针对性的分类制度，政策层面渐成“两条腿走路”的格局。财资〔2023〕141号文指出，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持有、控制的公共数据资源，应作为公共数据资产授权运营主体运营；财资〔2024〕1号文进一步明确，行政事业单位可将数据加工使用权、产品经营权授权运营主体开展运营。2025年年初，财政部根据财资〔2024〕167号文在全国部署为期两年的数据资产管理试点，其中，公共数据资产与授权运营机制默认绑定，行政事业单位数据资产的有偿使用与处置收入须按本级国有资产和预算管理规定执行。

地方实践进一步印证了“属性决定路径”的逻辑。湖北省推进国有“三资”管理改革，构建“统一授权+特许开发”的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机制；对一般国企数据则鼓励入表，通过质押、作价入股等方式盘活。上海市在落实财政部试点时将对象区分为“企业”与“单位”：前者可探索公开交易等市场化流通方式，后者则须建立对外授权的使用机制，收益按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该制度的设计初衷有二：一是行政事业单位并非法人主体，无法直接参与市场活动；二是尽可能扩大公共数据的涵括范围，向社会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基础数据资源，扭转数据初始产权多属平台私有的现状，撬动要素市场流动性。于媒体组织而言，新闻数据采用何种方式参与要素市场化配置，差异重大，是一个需要制度创新与精细平衡的复杂课题。

三、中国媒体数据要素化的路径抉择

事业单位存在可经营性资产，需要交由市场配置以提高效率，而国企手中也不乏发挥战略支撑作用、保障国计民生的公共资产，因此仅从媒体所处制度结构出发，不足以划定新闻数据产权。本节从信息生产的经济规律、新闻业与大模型之间供求关系的实质，以及机构媒体在数据产业中的定位这三组范畴入手，试图说明媒体直接经营自身数据资产，在横向上窄化了内容数据可能的市场需求类型，纵向上则简化了复杂的产业链分工协作。尽管当前的局部试点能够获得短期收益，但长期运行可能降低市场效率，限制数据要素所能释放的生产力，造成资源浪费。

（一）新闻与信息生产的经济规律

本科勒指出，新闻本是开放获取的社会知识，大众传媒无需依赖排他性权利与直接交换，即可将社会编织进非独占的创新网络。[22]新闻的价值与知晓它的人数成正比，在低边际成本分发的特性下追求“不胫而走”的最大传播，而后利用广告市场实现交叉补贴；将其封存于产权容器之内，等于取消其自由释放的扩散效应。新闻本质上是鼓励搭便车的公地喜剧，不太需要借助版权来提供保护。且一般的新闻不具有欣赏的意义，无需像经典影视作品那样被频繁复现，其再利用多是非表达性的转述，比如很难被阻止的点对点人际传播。单条消息的可版权性很弱，一旦对外释出，就不具备二次商品化的可能，盗印、盗刻等问题对于纸媒时代新闻业而言并无意义，新闻不太容易、也不需要建立起便于独占的产权秩序。因而网页时代的付费墙模式也不太成功。

尽管如此，经过与搜索引擎、聚合平台直至大模型的多轮冲突，媒体将新闻锁进封闭式数据库的动力日益增强，以保护自身集合性内容的权益，不惜牺牲公开访问所带来的自然流量。拉姆丹认为，新闻一旦私有化，媒体就不再是开放获取的无障碍中立信息源，而是转型成了封锁和垄断高质量信息的数据分析公司，类似今天的学术和法律文书数据商收取额外费用。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信息获取方式，它侵蚀和破坏了人们关于公共信息获取的观念[23]，减损新闻的公共性，提升普通人获取信息的成本，连带着威胁到信息生态下游，如维基百科等需要靠新闻媒体及其开放网页而存在的非营利组织，累及普通人的学习和创作自由。这一封建化趋势也正在蔓延至其他性质的在线内容生态，“人读”让位于“机读”。

有两点需要指出。其一，数据要素本身非排他、可复用，模型开发者抓取新闻数据加工成自己的产品，并不妨碍媒体同步利用自己的数据，也并不必然构成不正当竞争；相反，封闭新闻并阻止抓取，反倒可能阻碍社会竞争、降低整体创新效率；其二，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和人才，媒体本身并不是专业化的数据处理者，其数据加工能力和利用效率很可能低于术业有专攻的人工智能企业。在无法证明自身利用效率更高的情况下，阻止其他利用者发挥市场优势，会限制先进生产力获得低成本生产资料的机会。媒体尚需进一步厘定自己在数据经济价值链条中的有机角色。

（二）大模型并不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服务

新闻业将为人工智能产业提供高质量数据集视为一种契机，其基础假设可能是采写编所蕴含的结构化力量可以通过数据在新的信息秩序中复生，从而通过大模型这一中介重建新闻业的可靠信源和叙事权威。[24]该判断是否成立还需要商榷。媒体在大模型出现之前，通过有偿转载、标题+链接的搜索引擎引流模式可参与部分利益再分配，或是在“默示许可”下允许全文转载，标明出处，通过署名权为自己赢得一定声誉资本。[25]保持内容精准不变是对转载者和被转载者均有正面效益的做法，分发不会破坏原报道的内容结构。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上述脆弱平衡遭遇新的尴尬情况——大模型提供的所谓新闻服务其实是一种新型的“二次创作”，于是在确保新闻准确性与规避侵权之间出现了一个悖论。用户使用人工智能的目的本就是避免亲自查看多个链接，节省时间，因此将数篇文章总结和归纳后形成摘要是语言模型提供新闻的主要方式。加之生成相似或是雷同内容会引发司法诉讼，因此，大模型倾向于规避输出与原报道相同的内容。《纽约时报》诉OpenAI与微软侵权案发生后，模型在提供新闻问答服务中势必进一步加大改写力度。机器学习和内容输出的底层逻辑是对某种风格的统计性再现，其本质是对词句组合的数据映射，然后根据提示词给出概率最高的回复。该过程是不具有可解释性的神经网络学习，不由知识驱动，鲁棒性很强，虽然具有超越常规的创造力和跳出既定思维框架的能力，但这对依赖事实的任务而言是致命的，导致不一致和幻觉出现。[26]能够帮助其他类型内容有效规避版权风险的转换性使用规则，在新闻领域反而会破坏真实性和准确性。

这是因为，新闻真实不可能被“翻译”为机器内部的数学逻辑，“新闻价值”从技术上讲就不可能转化成数据质量，语言模型不太可能“再现”可靠新闻。认为提供电子化的优质新闻内容就能改善幻觉，可能本身就是一种“幻觉”。要求大模型提供真实可靠的新闻服务，必须要回归授权转载和默示许可，这等于取消了发展人工智能的意义。而如果把新闻数据要素的价值限定在提供AI化的新闻服务，既难以实现，又可能低估了其他领域的智能化进程对新闻语料的潜在需求。

（三）产业效率与媒体在数据价值链中的定位

代表性观点认为，公共数据应作为基础设施服务于中间产品市场，而非终端产品市场。恰如小麦可以被加工成面条、面包、蛋糕等各类最终产品，后者取决于非计划性的市场需求。缺乏技术能力、运营能力和资金的公共部门只需要向市场投放价格稳定的初级产品（小麦），其高“再利用性”才是关键。因此，公共部门目标和工作重点应是引入市场力量，允许不同主体访问沉睡的公共数据，开展创新使用，形成多种类型数商参与竞争的活跃市场。[27]按照“科斯天花板”的规律——当组织内部交易的成本超过市场，就应外包给专业化市场参与者，才能创造新的增量。

当前媒体倾向于将新闻数据的利用限定在自己可控的用途范围之内，比如向政务、城市治理等有限领域寻求有偿使用，而不是通过开放的方式鼓励不特定多数市场主体参与开发，这属于典型的最终产品思路，会极大窄化新闻数据的市场需求类型。这种模式下，只有财联社等极少数垂类新闻机构能够通过数据获取稳定收入，多数媒体难以复制。综合性大众媒体并非专业数商，很难在数据尚未被用起来时就预测出其应用场景。事实上，因为具备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制度禀赋，新闻数据具备权威性和丰富的历史价值。[28]除用于AI新闻问答之外，还可服务于语料训练、舆情分析、知识图谱构建、社会科学训练等多元目的，也可以被加工为文旅产品、金融决策工具乃至游戏娱乐或知识付费产品。这需要大量不特定的市场主体根据需求做出开发决策，无法穷尽且难以事先定价。

终端数据产品并非数据本身，而是一套直接面向应用场景的信息系统，离不开中间环节。[29]数据的产品化高度依赖上游业务标准化、专业团队长期治理与清晰的利益驱动机制。由数据来源者，尤其是公共部门自行完成，会压缩纵向的产业链分工，抬高交易成本，损失协作效率。媒体的数据治理能力达不到，也无需达到数据产品阶段，其角色应该是为数据的产品化和要素化准备好数据资源。国家数据局也多次表示要培育中间数据商，赋予其加工使用权，将治理成本社会化，繁荣市场生态。在不考虑产权的情况下，媒体根据有限的市场信号完成新闻数据的一次性交易或使用权转让，当然也是一种市场化配置的方式，但相比由无数潜在的创新者按需开发无限品种的数据产品，其经济效率却不是最优的。

四、新闻数据授权运营的产权基础与制度展开

本学科已有文献提出将媒体数据视为公共数据开展运营，具有开创性。[30]但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制度的核心要义来看，现有观点与之仍有偏差，比如默认媒体就是授权主体，其开发数据资源的目的在于提升传播效能和辅助内容精准触达。

但制度的设计意图在于，鼓励公共数据持有部门按照法律法规之规定，授权符合条件的运营机构进行加工处理，并面向市场公平提供可供再开发的数据衍生品和技术服务。“主流媒体”身份并不自动赋予其数据授权主体资格，尤其是大部分媒体都同时拥有公司法人身份，天然具有排他动机。当授权主体与数据需求者身份高度重合，会造成封闭式循环，不符合竞争性遴选原则，本质上属于行政委托或政府购买服务，首先就应被排除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范畴之外。[31]这种思路也会将数据用途固化在媒体行业单一的使用价值上，窄化公共数据辅助智能决策的使用价值和经济功能，阻碍其充分要素化。有必要先从产权基础出发确定新闻数据的授权主体，在此基础上研究其制度展开，包括运营规则、定价机制、收益分配等细节。

（一）中国媒体新闻数据的权利主体是国家

平台经济理论认为，基础设施公有和应用企业的私有是效率最高的产权组合，尤其是核心生产要素的初始产权界定，关乎后续经济制度设计的方向。[32]如中国城市开发和大规模基建离不开土地资本集体化，于数据而言则关乎社会互联互通成本。新闻生产不易、成本高昂，又是社会生活和市场活动共同需要的“重资产”，应属必要设施（essential facility）。加之媒体的事业属性，决定新闻数据财产权益的母权基础应该是公共数据国家所有的制度设定，即兼具公法与私法属性的国家所有权。本质上是国家受托、全民所有、普惠共享的公共信托。[33]所有权社会化原则可以有效限制消极排他性权利，防止其阻碍社会竞争与创新效率。而在数据要素时代，国家也已超越传统市场规制者的角色，开始进入要素流通环节，向社会直接供应公共数据资源以牵引市场发育、带动私人部门。[34]现行制度规则下，公共数据的授权主体严格限定在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和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媒体等具备双重属性的机构并不在其列。财资〔2024〕167号文已要求行政事业单位及国企数据资产纳入本级政府国有资产报告并接受人大监督。据此，新闻数据的授权须由媒体主管部门所在地区人民政府或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担任主体，本级数据主管部门负责归集管理，执行严格的资产使用和处置审批程序。

（二）新闻数据授权运营的制度展开

1.运营主体确定。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本质，是产权上收国家与使用权下放市场的并行过程，旨在以公有经济带动和激活民间市场经济。其核心价值不在于单笔交易的直接收益，而在于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产业升级。在数据实际价值尚不确定的情况下，以无知之幕的初始平等叠加契约主义的按绩效分配，是较为公平理性的选择。[35]也即“管住一级市场、放活二级市场”， 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机制引入市场化力量，代理公共部门实现数据的安全高效供给，能在复用增效中加速新业态产生，各方以最低交易费用在科斯天花板之上实现任务最优分配，同时保障安全底线。运营企业须具备数据产品开发运维的技术能力，能有效挖掘、甄别和收集市场需求信号，完成上下游协同、需求发掘、质量反馈、推广可持续服务等目标。此外，这种授权应摒弃现实中存在的所有制歧视，公平对待国有和民营企业，吸纳更多机构作为公共数据的运营主体，鼓励竞争性开发。[36]已有不少地方开始探索以“征集”而不是招标或直接委托的方式确定公共数据的运营主体。

2.激励与收益分配。生产和维护高质量数据本身依赖持续投入，包括采集、清洗、核验、更新，传输、汇聚、存储、治理，还需要建设平台和进行运维，以确保数据的标准化、机器可读和长期可获得性。机器学习语境下的规模化实时调用也产生了过去免费开放模式下无法忽视的真实边际成本，由政府、授权主体和数据来源者共同承担。媒体要形成新闻数据资产，在采编、事实核查、内容审核之外，还需要投入资源用于图文分离、格式统一、基础标注、质量维护和数据库搭建等预处理工作，相当于“小麦脱粒装袋”。这些工序提升了数据附加值与可用性，降低了后续加工企业的处理成本，构成稀缺性和媒体获得补偿的正当依据。且媒体的公共责任已经通过新闻公开发布来履行，新闻数据应当落入“国有私物”的范畴，进行市场化运作以获取财产收益。[37]

激励层面，国家正致力于构建兼顾供给积极性与可持续性的公共数据资产价格形成机制。主要按照“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用于公共治理、公益事业的，免费提供；用于产业发展、行业发展的，可收取公共数据运营服务费”等原则确立授权阶段的收益分配。[38]目前，运营收入多以非税收入上缴地方财政，由国库集中收缴。这部分收益可遵循“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的原则，通过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部门预算安排，以项目补助、转移支付等方式反哺媒体的内容生产与数据治理。本文认为，为充分调动媒体积极性，同时防止公共数据使用成本被过多转嫁至终端用数企业，具体分配比例不宜与数据衍生品的市场利润直接挂钩，而应综合参考用途性质、治理成本和词元的实际调用情况加以确定。媒体从数据市场中获得收益的实质不是对新闻内容本身收取租金，也并非从产业红利中直接分润，而是以普惠性公共产品助力市场规模做大，间接收回前期投入，并适当盈利。目的是盘活现有资产，恢复自主造血能力，实现收入多元化，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而非获取超额利润。最佳的制度状态是：当合法数据产品的价格低于非法爬取公开网页的技术、处理与法律风险成本之和，侵权将失去经济学意义，媒体也不必再担忧公开内容遭人工智能企业围猎，社会信息生态得以恢复开放性。

五、余论

2026年是中国“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国家着力畅通数据流动与资源配置渠道，激活数据市场供给和需求，这对媒体而言是一次经济机遇，能否成功转型，仍有赖制度、理论与技术能否进行持续创新。

当要素低成本流动的价值大于将其固定于某种权益结构之中，就无需专门在私法上确权和提供特别保护。[39]本文认为将新闻数据作为企业资产由媒体经营部门直接商品化，其制度正当性存在瑕疵，在绩效表现上也未必是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妨碍分工与规模化数据市场形成，最终可能会导致市场失灵。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当前比较合理的制度—经济选择，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各自的优势得以发挥。

对转企改制后的国有媒体，其数据权属性质确有不同，不宜一概适用同一制度路径。可保留制度上的充分选择权，不强制其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之路，也不禁止其将数据作为企业资产进行市场化交易，由其根据市场反馈，自行摸索和检验两种路径的效率与收益，自主决策。若授权运营确实能够激发更广泛的数据利用并带来更高长期回报，企业自然有动力主动选择并轨。如此，既尊重其经营自主权，也有助于在竞争中确证何种路径真正具有制度与数据经济学上的合理性。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课题“机构媒体应对AIGC侵权与新闻语料推进数据要素化转型研究”（批准号：2024BXW002）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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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徐偲骕，刘辉.产权上收与使用权下放 ：新闻数据参与要素市场配置的制度路径[J].青年记者，2026(11):2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