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AI时代何以破解“恩格斯停顿”丨名家论鉴
学有道 | 2026-11-12 06:00:00 原创
恩格斯停顿：这一概念源于恩格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悖论：尽管英国的生产力在工业革命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非但没有同步改善，反而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恶化。这一观察后来被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概括为“恩格斯停顿”。罗伯特·艾伦的研究进一步证实，这一时期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缓慢，而GDP却实现了显著增长。也就是说，技术进步的果实大量流向了资本所有者，劳动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排除在发展红利之外。
核心观点：
◆如果将视野放宽至整个工业革命史，可以发现“恩格斯停顿”并非孤例，而是技术革命初期反复出现的阶段性现象。资本主义制度使其加剧和延长，社会主义制度则提供了主动化解的制度可能，但将可能变为现实，仍需科学的治理体系和有力的政策执行。
◆当技术变革的速度远超社会制度调整的节奏时，就会出现“恩格斯停顿”——生产力突飞猛进与劳动者境遇改善滞后之间的结构性断裂。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这一命题再度凸显。
◆“技术替代快于岗位创造”等迹象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必然导致“恩格斯停顿”，而是表明：如果社会治理不能及时跟上技术革新的步伐，技术进步的福利效应就可能被分配失衡所抵消。这正是提出“让社会治理跟上技术革新”这一命题的现实针对性
◆真正决定一个社会能否驾驭技术变革的，不是技术本身的速度，而是治理体系的回应能力。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这一挑战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目标优势。二是制度优势。三是治理优势。四是分配优势。
历史反复证明：技术进步不会自动带来社会公正，生产力的飞跃也不会自动填平分配鸿沟
AI时代何以破解“恩格斯停顿”
□ 周 文
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智能工厂昼夜运转，算法调度着从物流到客服的万千岗位，生成式模型持续改写知识生产的边界。然而，与技术加速并行的，并非劳动者境遇的同步改善：劳动报酬份额面临下行压力，部分岗位在“无就业繁荣”中悄然收缩，技术红利向算力、数据和平台集中的趋势日益明显。当技术变革的速度远超社会制度调整的节奏时，就会出现“恩格斯停顿”——生产力突飞猛进与劳动者境遇改善滞后之间的结构性断裂。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这一命题再度凸显。它提醒我们：技术进步本身并不自动通向共同富裕，当制度适配滞后于技术迭代的速度，生产率跃升与民生改善之间便可能出现结构性断裂。而破解“恩格斯停顿”，关键在于把握好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让社会治理体系跟上技术革新的步伐。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两个同步”确定为“十五五”时期主要目标，正是对这一断裂的主动回应。
概念溯源：技术进步与社会福利的背离现象
问：“恩格斯停顿”是什么意思？它提出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现象提出了哪些经典论述？
“恩格斯停顿”（Engels’ Pause）这一概念，源于恩格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部被誉为“工人阶级状况的经典调查报告”中，恩格斯以曼彻斯特等工业城市为样本，详尽考察了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居住环境、健康状况和道德状况。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悖论：尽管英国的生产力在工业革命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非但没有同步改善，反而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恶化。这一观察后来被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概括为“恩格斯停顿”：在工业革命爆发后的数十年间（约1780年—1840年），英国的实际工资增长几乎停滞，而劳动强度、工作时长和生存环境却持续恶化。罗伯特·艾伦的研究进一步证实，这一时期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极为缓慢，而GDP却实现了显著增长。也就是说，技术进步的果实大量流向了资本所有者，劳动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排除在发展红利之外。恩格斯并非简单描述贫困现象，而是深刻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结构性机制。他指出，机器大工业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庸。“机器本身是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手段，但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延长了劳动时间；机器本身是减轻劳动的最有力手段，但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提高了劳动强度；机器本身是人类对自然力的胜利，但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人类服从于自然力；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但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生产者变成贫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这段经典论述，精准地概括了技术进步与社会福利之间可能出现的背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发展了恩格斯的思想，提出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理论。随着技术进步，资本中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比重上升，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比重相对下降，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造成相对过剩人口，形成产业后备军。技术进步因此不是中性的，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具有排斥劳动的内在倾向。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怎样的破解方案？其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第一，所有制变革是根本前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当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时，机器将不再与工人对立，而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与劳动者贫困并存的根源，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破解“恩格斯停顿”，首先必须改变“谁拥有技术、谁享有成果”的制度安排。第二，有计划的社会调节是必要手段。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公有制基础上，社会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使技术进步的节奏与社会福利的增进相协调，避免市场盲目性造成的结构性失衡。第三，人的全面发展是最终目标。马克思强调，技术进步的终极意义在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如果技术进步反而延长了劳动时间、加剧了劳动异化，那便是对技术文明本质的背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简单地将“恩格斯停顿”视为永恒规律，而是将其置于特定历史生产方式中加以分析。他们既肯定了资本主义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历史进步性，又尖锐批判了其将技术红利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制度缺陷。这种辩证态度，为我们今天分析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历史镜鉴：“恩格斯停顿”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吗
问：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曾出现过三次工业革命，这几次工业革命是否都出现了“恩格斯停顿”现象？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产物？
如果将视野放宽至整个工业革命史，可以发现“恩格斯停顿”并非孤例，而是技术革命初期反复出现的阶段性现象。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蒸汽机、纺织机械的广泛应用使英国棉纺织业生产率提高了数十倍，但工人实际工资在较长时期内增长缓慢，童工现象普遍，工作时长常达14—16小时。这正是恩格斯所直面的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电力、内燃机、化学工业的兴起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这一时期也是劳资冲突最为激烈的阶段。美国卡内基钢铁厂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7天，1900年前后美国工业事故率居高不下。不过，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后期出现了实际工资的显著上升，原因在于工会运动的兴起、社会立法的推进以及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引发了关于“技术性失业”的广泛讨论。20世纪70年代，美国制造业生产率持续提高，但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79年的峰值持续下降。不过，这一时期服务业的大规模扩张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加之福利国家制度的完善，使得“停顿”的烈度和持续时间有所缓和。
“恩格斯停顿”是否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需要辩证地看待。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确实构成了“恩格斯停顿”加剧的制度条件。当技术进步的成果主要通过资本收益渠道分配时，劳动报酬份额趋于下降，收入差距扩大，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倾向。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长周期数据证明，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这是资本主义分配格局的结构性特征。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与社会福利之间的“时间差”并非资本主义独有。任何社会在技术剧烈变革时期，都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技能重构、社会保障体系适配等
共同挑战。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能出现技术性失业、技能错配、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主动调节、提前布局、统筹兼顾的制度能力，能够将“停顿”的时长和代价压缩到最低限度。历史经验表明，苏联在工业化初期曾迅速实现生产力跃升，但在后期出现了消费品短缺、劳动激励不足等问题，这说明公有制并不能自动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协调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则提供了另一种经验：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高速增长中保持了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1978年至2025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超过20倍，脱贫攻坚战使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成就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有效的治理体系，完全可以在技术变革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因此，更准确的判断是：“恩格斯停顿”是技术革命初期的结构性风险，资本主义制度使其加剧和延长，社会主义制度则提供了主动化解的制度可能，但将可能变为现实，仍需科学的治理体系和有力的政策执行。
再度审视：人工智能时代的“恩格斯停顿”迹象
问：人工智能被称为第四次科技革命，它会给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AI时代是不是也会产生“恩格斯停顿”？社会主义制度在破解这一问题上有哪些优势？
当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加速演进。与以往工业革命相比，人工智能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替代范围广，不仅替代体力劳动，还开始替代部分认知劳动；二是扩散速度快，技术从实验室到大规模商用的周期大幅缩短；三是极化效应强，技术红利向少数平台企业和高端技能人才集中的趋势明显。
这些特征正在经济社会领域产生深刻影响。在就业方面，重复性、规则性岗位面临替代压力，客服、翻译、基础编程、文书处理等岗位的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在分配方面，数据、算法、算力等新型生产要素的收益分配规则尚不健全，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面临下行压力。在鸿沟方面，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素养、技术可及性方面的差距，可能转化为新的发展不平衡。
人工智能时代是否出现了“恩格斯停顿”的迹象，对此需要冷静研判、辩证分析。从积极面看，人工智能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创造了新的职业形态和产业赛道。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平台经济、智能制造业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正在催生新的增长点。从风险面看，若干迹象值得高度关注。其一，部分行业出现“技术替代快于岗位创造”的苗头，结构性失业压力在特定群体中有所上升。其二，劳动报酬份额在全球范围内呈下降趋势，技术红利向资本和高端技能集中的现象较为明显。其三，数字鸿沟问题在城乡和代际之间表现突出，部分老年人和低技能劳动者在数字化进程中面临边缘化风险。其四，平台经济中部分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尚不完善，算法管理带来的劳动强度问题引发社会关注。当然，这些迹象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必然导致“恩格斯停顿”，而是表明：如果社会治理不能及时跟上技术革新的步伐，技术进步的福利效应就可能被分配失衡所抵消。这正是提出“让社会治理跟上技术革新”这一命题的现实针对性。
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恩格斯停顿”这一挑战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目标优势。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不是资本增值最大化。这一目标定位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成果必须惠及全体人民，而非仅服务于少数所有者。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技术治理提供了价值锚点。二是制度优势。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国家能够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进行战略布局，引导技术发展方向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国有企业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是治理优势。中国拥有强大的统筹协调能力和政策执行力，能够在技术变革初期就进行前瞻性布局，在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区域协调等方面主动作为，而不是等到问题积重难返再被动应对。从“放管服”改革到数字政府建设，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一系列政策举措体现了主动治理的制度自觉。四是分配优势。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强调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为解决技术变革中的分配失衡问题提供了制度工具箱。
AI治理：积极化解就业替代与数字鸿沟难题
问：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种种机遇和挑战，比方说，就业替代、数字鸿沟等难题，我们该如何统筹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综合治理，降低其带来的消极影响？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是结构性的，而非总量性的简单替代。历史经验表明，技术革命在消灭部分岗位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岗位，但“创造”与“消灭”之间存在时间差和技能差。治理的关键，在于缩短转型阵痛期，降低转型成本。具体而言，应构建“预防—缓冲—转型”三位一体的就业治理体系。预防层面，建立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监测预警机制，对替代风险较高的行业和群体提前研判、提前干预。缓冲层面，完善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转型期劳动者的基本生活不受冲击。转型层面，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重点提升劳动者的数字素养和人机协作能力，推动教育培训体系与产业需求动态对接。同时，应积极培育人工智能催生的新职业、新业态，在养老服务、社区治理、绿色经济等领域拓展就业空间。
数字鸿沟是技术变革中最容易被忽视却影响深远的公平问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代际之间在数字基础设施、智能终端普及、数字技能水平方面的差距，可能使部分群体在智能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破解数字鸿沟，需要“硬基础”和“软能力”双管齐下。在硬基础方面，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均等化，加快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5G网络、数据中心、智能终端覆盖，降低数字服务的接入成本。在软能力方面，实施全民数字素养提升行动，重点面向老年人、低技能劳动者、农村居民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推动公共服务应用的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同时，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设计中嵌入包容性理念，避免“算法歧视”和“数字排斥”。
人工智能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创新与规范。应坚持敏捷治理原则，针对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快、应用场景多的特点，建立动态调整的监管规则，避免“一刀切”式管理抑制创新活力，也防止监管真空导致风险累积。完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框架，明确算法透明、数据安全、隐私保护、责任追溯等基本规范。加强国际治理合作，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制定，推动形成开放包容、公平公正的国际治理格局。归根结底，综合治理的目标不是限制技术发展，而是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的发展。让社会治理跟上技术革新，意味着治理理念要从“事后应对”转向“前瞻布局”，治理手段要从“单一管制”转向“多元协同”，治理目标要从“风险防控”拓展到“福祉增进”。
方向指引：以“两个同步”为指引统筹好效率与公平
问：“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并强调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如何理解“两个同步”？如何完善分配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又该如何更好地破解“恩格斯停顿”的问题？
“两个同步”的重大部署，为破解人工智能时代的“恩格斯停顿”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两个同步”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从理论上看，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与分配辩证关系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指出，生产决定分配，但分配对生产具有反作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确保劳动者分享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两个同步”正是这一原理的政策化表达。从现实上看，它直接回应了技术变革中劳动报酬份额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突出问题，将“技术进步的福利效应是否惠及劳动者”这一根本问题纳入发展目标的刚性约束。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智能经济，正深刻重构全球要素资源配置、产业竞争格局和社会运行模式，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问题，核心在于新型生产要素的收益分配规则尚未健全。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其价值创造涉及个人、平台、社会多方主体，但收益分配机制尚不清晰。算法和算力的集中化趋势，可能加剧市场势力集中和收益分配失衡。对此，应加快建立健全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探索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让数据价值的创造者分享合理收益。完善平台经济治理，规范算法定价和收益分配行为，防止平台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挤压中小经营者和劳动者利益。在再分配环节，强化税收调节功能，研究适应数字经济特点的税收制度，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力度，同时稳步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水平。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数据、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让新型生产要素的贡献得到合理回报。规范资本所得，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挤压劳动所得。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适应数字经济和新就业形态的税收征管机制。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和保障水平，增强对灵活就业人员、平台从业者的覆盖能力。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向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倾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是一个贯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过程的核心命题。首先，必须摒弃“效率与公平二元对立”的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效率与公平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够扩大消费需求、提升人力资本、增强社会凝聚力，从而为效率提升提供持久动力；效率的持续提升则为公平保障提供更充裕的物质基础。人工智能时代尤其如此：如果技术红利过度集中，有效需求不足将反过来制约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如果分配制度合理，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将转化为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充沛的创新资源。其次，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公平不是静态的平均，而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动态实现的。社会主义的公平观，不是否定差别、消灭激励，而是确保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底线公平，让每个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人工智能时代的政策着力点，应当是保障劳动者在技术变革中的转型机会、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发展能力、兜牢基本民生的底线，而不是简单抑制技术应用或抹平合理收入差距。最后，必须强化党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深层利益调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统筹各方利益、凝聚改革共识、确保政策落地。要将“两个同步”目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考核体系，建立动态监测和评估机制，确保技术进步的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综上所述，从恩格斯笔下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到人工智能时代面对算法变革的劳动者，“恩格斯停顿”的命题穿越近两个世纪，依然叩问着每一个技术变革的时代。历史反复证明：技术进步不会自动带来社会公正，生产力的飞跃也不会自动填平分配鸿沟。决定一个社会能否驾驭技术变革的，不是技术本身的速度，而是治理体系的回应能力。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在于它能够以人民为中心来引导技术发展方向，以统筹协调来缩短转型阵痛，以制度安排来保障成果共享。但制度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科学的政策设计、有力的执行体系和持续的制度创新。让社会治理跟上技术革新的步伐，本质上是一场关于“速度”的治理竞赛：技术变革的速度越快，社会治理的前瞻性、敏捷性、包容性就越重要。唯有在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中持续完善分配制度，在发展与治理的协同推进中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让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成为通向共同富裕的阶梯。
（作者系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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