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大事｜爷爷的账本与我的“宏大叙事”

大二这一年，我的世界被各种“宏大叙事”填满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课堂上，我在笔记上记下“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讨论中，我激昂地陈词“历史性变革与历史性成就”。作为一个刚刚褪去大一青涩、开始试图用理论丈量世界的文科生，我总觉得“国家”“时代”“命运”这些词，离我的生活有着某种难以逾越的壁垒。它们在新闻联播的播报里，我却仅仅是在象牙塔里仰望它们。

直到今年寒假，我回到老家，帮父亲收拾老房子。

老房子要翻新了，这是我家今年最大的“大事”。在清理杂物间时，我从一个积满灰尘的樟木箱底，翻出了一摞用麻绳捆得整整齐齐的硬皮笔记本。

那是爷爷留下的账本。

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山东老农，大字不识几个，但他有着庄稼人特有的执拗。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家里每一笔哪怕只有几分钱的收支，他都要用那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记下来。

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蹲在地上翻看。账本的前半部分是沉重的。1985年的页面，密密麻麻记着：“买盐，一毛二；扯布做裤，三块五；大丫（我姑姑）交学费，两块。”而在“收入”一栏，大多写着“卖鸡蛋，五块”“卖猪仔，二十”。那时候的账本里，“肉”这个字出现的频率极低，只有过年那几天，才会有一笔“买猪肉，两斤”的奢侈记录。

父亲走过来，看着账本，眼神变得深邃。他点燃一支烟，缓缓说：“你爷爷那个年代，家里能吃饱饭就是天大的事。那时候国家也穷，老百姓只能跟着熬。你爷爷总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每天能抽上一根旱烟，过年能给你们姑买件没补丁的新衣裳。”

翻到账本的后半部分，数字渐渐丰盈起来，日子似乎也变得鲜活了。跨过新世纪，账本里出现了“买拖拉机”“化肥支出”“建新房买砖”的记录。到了我出生那几年，账本上开始出现“买彩电，一千五”“装电话，八百”。爷爷的字迹依然歪扭，但那一笔笔数字，仿佛跳跃着欢快的音符。

“后来啊，国家取消了农业税，村里修了路，你妈也开始做点小买卖。咱们家的日子，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一样了。”父亲感慨道。

我继续往后翻，在账本的最后几页，我看到了爷爷最后一次记账。那是两年前，上面写着：“买智能手机（儿子给的），没花钱。给孙子买电脑，五千。给孙子做盘缠（上大学），两千。”旁边还画了个不太圆的圈，里面写着“好好念书”。

看着那个“好好念书”和那台五千块钱的电脑，我突然感到眼眶一阵酸涩。

那一刻，我猛然间明白，我在课堂上背诵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究竟具象化为了什么。

它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它就是爷爷账本里，从“两斤猪肉”到“一台智能手机”的跨越；它是我家在全面小康路上，从漏雨的土坯房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农房；它是村里通了公路、建了电商站，让我父亲不用再像爷爷那样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能开着农用车将特产卖向全国。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最生动、最真实的注脚。

“十五五”开局，父亲跟我说，他打算把家里的几亩地承包出去搞现代农业合作社，自己再弄个农家乐。他笑着说：“国家有国家的五年规划，咱家也有咱家的规划。”

作为一名大二学生，站在青春的十字路口，面对未来，我偶尔依然会感到迷茫。但看着爷爷的账本，我似乎找到了自己专业的落脚点。我们这代青年，习惯于在互联网上谈论星辰大海、探索未知，这固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开阔视野。但真正的“大时代”，其实就藏在每一个“小家”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里。

我们之所以能够去追求那些宏大的理想，是因为无数像爷爷、像父亲这样的普通人，用几十年的辛勤劳作，把国家从贫弱推向了繁荣，为我们铺平了追逐梦想的道路。

爷爷的账本画上了句号，而我的账本才刚刚翻开第一页。我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是留在繁华的都市做一名学者，还是回到基层的乡镇做一名基层工作者，我所要做的事情，归根结底都是把个人的奋斗故事，融入到国家发展的肌理之中。

把小家装进心里，把国家扛在肩上。每一个“小家”的热气腾腾，终将汇聚成中国这个“大家”的蒸蒸日上。这，就是我从一本旧账本里读懂的青春誓言。

（作者：杨树甜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