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亭 | 少些窥探，多点信任

近日，广州市花都区试点为环卫工人佩戴智能电子工牌引发争议。

面对质疑，管理部门回应称，工牌核心功能是安全保障与应急救援，配套一键SOS紧急求助，并非外界误读的“监控”。

但舆论的担忧并未因此消散。

电子工牌若用于中暑预警、交通事故后的快速定位救援、恶劣天气下的就近调度，它就是善的工具。

而定位数据一旦接入考勤与奖惩体系，所谓“提醒督促”就随时可能转化为刚性处罚。

所以问题并不出在工牌本身，在于管理者是把劳动者当作有尊严的个体来对待，还是需要被持续跟踪定位的管控对象。

这里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就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

媒体报道，近期有些公司组织福利体检后，统一查看员工体检报告、登记异常指标。

有的把上交报告设为硬性要求，不上交就视为自动放弃体检。

体检中心工作人员透露，员工福利体检结果出来后，体检机构一般不会直接向企业发送完整的个人体检报告。

但有的机构会提供绑定员工身份信息的异常汇总表，企业可据此定位到具体患病人员。

福利体检的初衷是“关怀员工健康”，但实际操作中如果把上交报告作为硬性要求，那就成了健康隐私的采集通道。

两件事一对比，我们会发现二者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

用人单位以管理效率、员工福利为名，行得是个人信息过度采集与隐性控制之实。

都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实际上却是将管理触角伸向了本不该去触及的私人领域。

而劳动者面对这些“自愿”选项时，实际可选择的余地也极为有限，这就使得形式上的“告知同意”往往沦为程序性的过场。

当然，法律层面对该类事件的判定其实并不模糊。

体检报告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出资购买体检服务不等于取得健康信息的所有权。

同样，定位数据的采集也应当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功能应严格限定在安全救助与必要调度，而非无差别的持续监控。

劳动者如果走法律途径，在这些事上找回工作场所中的尊严感与安全感并不难。

但这些做法消磨的是他们的认同感、归属感。

当管理者默认环卫工人会偷懒、员工健康异常会成为企业的负担时，事件里令人担忧的，还是这类做法背后流露出的心态。

不信任对方，且不愿花力气建立信任。

这就不能不说，技术越先进，管理的温度就越重要。

技术是可以赋能管理，但赋能的应该是服务，而不是窥探。

（大众新闻记者 杨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