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这些石头的语言，读懂齐鲁文化的精神逻辑

10月下旬，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金石学会主办的“汉魏石刻与古代中国”高端学术论坛在济南举行。会场紧邻千佛山，参会者抬头就能望见南侧黄石崖的断崖。那是山东境内年代最早的小型石窟遗存，至今已静默了一千五百年。来自全国的六十余位学者，围绕汉魏时期碑刻、摩崖、画像石等议题深入研讨。

很多人一听到“石刻”“金石”，总觉得是老学者对拓片考据的冷门学问，和普通人的生活相去甚远。然而，这些穿越千百年风雨的石头，并不是冰冷的文物。它们记着汉代工匠在祠堂石壁上镌刻的烟火人间，记着北魏百姓凑钱凿龛的朴素心愿，记着一位僧人走遍山野写就的书法山河，记着流民潮里异乡手艺扎根齐鲁的曲折历程。

从嘉祥武氏祠的汉画像石，到泰山经石峪的摩崖大字，再到临淄、博兴的丈八石佛，论坛中的几个“切片”，展示了山东汉魏石刻的深厚底蕴。读懂这些石头的语言，就能更好读懂齐鲁文化的精神逻辑，看清今天文化基因的来处。

从中原到齐鲁，悬崖上的石窟答卷

人们对石窟的普遍印象，多来自云冈、龙门这类皇家工程。征调上万民夫劈山凿石，耗时数十年倾尽国库之力，规制严整，气势恢宏。山东的石窟则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民间路径。

北魏正光四年（523年），济南的一群百姓自发结成“法义兄弟姊妹”的民间社团，想共同开凿一所石窟。当时石窟的概念已从中原洛阳传播而来，但参与此事的多是普通百姓、手工业者，仅有齐州长史等少数地方官员以个人名义捐资，没人能承担皇家石窟“斩山为壁”的巨额成本。

没钱照搬中原模式，人们拿出了务实的解决办法：就地取材，因地制宜。

众人遍寻城南的山地，最终选定了黄石崖的天然断崖。山体自然劈裂出的平整崖面，直接省去了最耗费人力财力的斩山工序，崖壁上现成的天然岩洞，稍作加工就能成为石窟。工匠也没有从中原聘请专业石窟团队，只用了本地擅长雕刻背屏式造像的民间石匠。

这些人手艺纯熟，却从未真正参与过石窟营建，于是就出现了极具反差感的一幕。石窟崖壁上有一道天然石缝，工匠雕刻主佛的环形背光时，丝毫没有避让缝隙，直接让纹饰跨缝而过，完全没有遵循中原石窟造像的空间布局逻辑。

1995年，郑岩等两位年轻学者扛着梯子登上黄石崖测绘，彼时山间尚无规整台阶，岩体松动常有碎石坠落。两人一点点丈量后得出结论：这处所谓的石窟，本质上是把平地上的单体造像直接“嵌”进了山崖。

最大的天然岩洞内，挤下了三组一佛二菩萨造像，大小共计24尊，恰好与崖壁上“造石窟像二十四尊”的题记相对应，只不过空间局促，让人看不出当时的设计意象。没有皇家敕令，没有巨额拨款，一群普通人凑钱、出力，用朴素的方式，完成了石窟这一外来文化概念的本土化落地。

这种务实的民间创造力，并非北魏才出现。早在东汉时期，山东的汉画像石就已凭借民间力量达到了极高水准。长清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嘉祥武氏祠，皆是地方豪强与民间工匠合力完成的作品。没有宫廷画师指导，没有官方统一规制，本地石匠就把孔子见老子、车马出行、庖厨宴饮、耕田纺织等历史典故与生活日常全都刻进了石头，构成了一部鲜活的汉代社会百科全书。

如今，郑岩已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故地重游感慨不已。在他看来，黄石崖的佛龛规模远不及云冈、龙门，但它的文化分量毫不逊色。它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文化的生命力是无数普通人自发参与、就地生长，一点点滋养出来的。

大山里的独行者，一个人撑起书法山河

山东北朝摩崖刻经的背后，站着一位史书无载、却在石头上留下了无数痕迹的人物：僧安道壹。

南北朝乱世，多少帝王将相的生平都淹没在了战火里，一位普通僧人却凭着在山石间写字的执念，让一千五百年后的人们仍追寻他的足迹。山东金石学会会长、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赖非研究僧安道壹三十余年，他硬是从散落在各地的124处存世书迹中，拼凑出了这位书法家的人生轨迹。

僧安道壹大约生于北魏宣武帝延昌年间，是兖州东平郡人，早年在平阴崇梵寺出家。寺中曾有来自印度的僧人法洪住持，僧安道壹受其影响，确立了“以石传经”的信念。在纸张尚未普及的年代，经书易损毁、易散佚，遇上战乱与灭佛运动更是极易焚毁殆尽。在他看来，石头坚固耐久，风吹雨打皆不能毁，把经典刻在山石上，就能让文字传得更久更远。

这件事，他一做就是一辈子。

北齐河清元年（562年），年过半百的僧安道壹来到东平洪顶山寺，在此留下了佛经、题记、铭赞共计22处书迹，这是他早期创作的集中爆发。随后他南下兖州，停留长达七年，在瑕丘城、峄山、阳山、水牛山等地持续镌刻，内容多与般若思想相关，汶上水牛山的《文殊般若经》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武平六年（575年）秋，僧安道壹北上泰山，迎来了创作的巅峰。他在泰山经石峪的整片花岗岩溪床上刊刻《金刚经》，整个刻经区域约两千平方米，单字字径多在五十厘米左右，最大的字接近一米。整片溪谷如同一张巨大的宣纸，他的字顺着山势铺展开来，气势撼人，被后世誉为“大字鼻祖”。遗憾的是，北齐很快灭亡，战乱袭来，这部恢弘的刻经最终未能完工。

为避战乱，僧安道壹辗转来到邹城。北周宣政元年（578年），他在铁山刊刻规模宏大的《大集经》；次年又在葛山留下《维摩诘经》，这也是学界公认的他最后一件作品。此后，僧安道壹的踪迹便消失在史料里，无人知晓他终老何处。他把自己的一生，刻进了齐鲁大地的山石之间。

他的书法同样极具风骨，既非宫廷书法的工整拘谨，也非士族文人的清雅疏淡，而是带着浓郁的山野气息，笔力厚重沉雄，结构开张大气，融隶书的沉稳与楷书的舒展于一体。千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专程赶赴泰山经石峪，只为站在溪床之上，感受字里行间的磅礴气象。

一个人，一辈子，走遍山野写下百余处书迹，没有传记，没有墓碑，却把名字刻进了中国书法史。赖非坦言，这些石刻大多没有留下明确时间记录，全靠推理考证，从书体的变化、书写的内容寻找蛛丝马迹，琐碎而复杂。而石头是最公平的记录者，用心付出的坚持，时间终会给出回响。

嘉祥武梁祠西壁一窥 朱可鑫 摄

五尊“丈八佛”背后，暗藏一部文化融合史

在临淄、博兴一带，留存着五尊北朝时期的“丈八佛”。最高的通高7.12米，重约30吨，早在北周宣政元年，它们就伫立在旷野之中，远远便能望见其庄严轮廓。长久以来，人们只惊叹于造像的体量与工艺，却少有人读懂这些大佛背后藏着的时代密码。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特聘教授李清泉耗费数十年研究这批造像，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博兴兴国寺“丈八佛”与临淄龙泉寺的两尊“丈八佛”，不仅整体造型、衣纹高度相似，连雕刻中的错误都完全一致。

比如佛像内搭的僧祇支，按照仪轨系带应系于胸口，但三尊造像全都错误地将系带刻在了领口下方，如同装饰性领结。再如佛像裙摆，按规制应表现三层衣纹对应“三衣”制度，三尊造像却清一色刻成了四层，显然是工匠对佛教仪轨理解有误。这只能说明三尊大佛出自同一间石雕作坊，甚至是同一批工匠的作品。

问题随之而来。临淄与博兴两地相距三十余公里，为何会出现同一作坊的作品？为何东魏短短数十年间，这片区域突然集中出现了如此多的大型造像？

李清泉认为，答案藏在北魏末年的乱世里。正光年间，六镇起义爆发，随后河北连年遭遇大饥荒，百姓无以为生，只得大规模向南迁徙。先后有二十余万户河北流民涌入青州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淄博、滨州一带。北魏朝廷延续了东晋以来的侨置郡县制度，在此设立了侨置高阳郡、乐陵郡。郡名直接沿用河北原地名，相当于把河北的两个行政建制整体“搬迁”到了山东。

流民数量庞大，加之朝廷赋税徭役沉重，大量百姓选择投身寺院。当时寺院享有免赋税、免徭役的特权，拥有土地与手工作坊，能为流民提供安身之所与生计。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寺院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北魏太和年间全国仅有六千四百余所寺院，正光年间迅速增至三万余所，青州地区便是寺院扩张最迅猛的区域之一。

寺院数量激增，对造像的需求随之暴涨，专业的石雕作坊应运而生。这些工匠群体中，很多是随流民从河北而来，带着邺城、定州的造像技艺，与山东本地工匠相互磨合，最终形成了兼具两地特色的造像风格。

二十万户流民拖家带口逃离故土，初衷只是为了活命。但他们带来的技艺、信仰与生活方式，不经意间与本土文化碰撞融合，孕育出了新的艺术面貌。

雕造一尊“丈八佛”绝非易事。三十吨重的整料青石，需先粗凿出大形，再逐步精雕细琢，仅正面雕刻就需近一年时间。东魏初年的兴国寺大佛，是这批造像中年代最早的，工匠尚未完全熟稔规制，所以才会出现佛衣层数、系带位置的错误。到后来的康山寺、西天寺大佛，工艺日趋成熟，错误被逐步修正，从而清晰呈现出技艺迭代的轨迹。

这些被统称为“丈八佛”的造像，实际没有一尊达到一丈八尺的高度。按当时标准换算，最高的造像也仅一丈七尺有余，最矮的不足一丈六尺。“丈八”本就是民间口口相传的约数，用来形容造像的高大，没人去较真尺寸是否精准。毕竟对百姓而言，佛足够庄严、足够让人安心，就够了。

龙泉寺“双丈八”更传奇。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两尊大佛是同期雕造的配对造像，但对基座痕迹的勘测推翻了这一结论。每尊大佛的基座两侧都留有未打磨的凿痕，说明每尊佛原本两侧都配有胁侍菩萨，是独立的一铺三尊组合。而北朝佛殿的建筑尺度有限，根本无法同时容纳两铺如此体量的造像。

李清泉挖出的真相是，两尊大佛原本分属两座不同寺院，隋末唐初其中一座寺院损毁，才将造像迁移合并到一处，后人便以“双丈八”相称。还历史以真相，石刻研究的魅力正在于此。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