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突围：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链这道关——第26期海右双创大讲堂细解“产学研融通”

学必以研立，研必由产出。只要谈创新，谈科研，就绕不开“产学研一体”。

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历练，产学研一体化的意识，大家可能都有了，但是为什么在创新创业的路上很多人仍然免不了碰壁、甚至折戟呢？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11月13日下午，第26期海右双创大讲堂特邀山东华特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同时也是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法学院研究生校外合作导师的朱效平分享他的思考。

说起来，朱教授的身份本身就是产业端和学术端的“结合体”，因此，由他讲《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这个题目就很有“料”。

本场活动由市委组织部主办，长清区委组织部、济南创新创业学院承办，活动地点在长清大学城。前来听讲的有科技干部、高校科研人员，也有创业公司的年轻人。

通过两个多小时的现场讲解和细致梳理，朱教授为大家去除了一道长期横亘在科技与产业之间的坎。

从“结合”到“融通”，一字之差，主客易位。

以往讲“产学研结合”，姿态是握手：握过之后，各归其位，成果仍是成果，产品仍是产品。如今讲“产学研融通创新”，姿态是共谋一体——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市场阅卷。

三个动作连贯起来，关系便倒转过来：不再是高校先有成果、再寻企业“转化”，而是企业先有难题、再请高校“攻关”。

创新的起点，也从实验室移到了生产一线。

朱教授列出一组数据，把这层意思说得格外清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目120项，其中特等奖1项、一等奖11项、二等奖108项，61%由高校牵头。

数字可观，分量却不轻松。

它说明“先有成果、后寻转化”的路径依赖依然存在，说明企业尚未真正站到“出题人”的位置上。更值得体味的判断是：企业参与率不低，主导率不高；“应用证明”与“实际应用”，终究是两回事。

另一组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2025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54%，高校10.1%，科研机构17.2%。

五倍之差，并非智力之别，实为“谁给谁出题”之别。高校的习惯，是先做完题再找考场；企业的习惯，是拿着考卷找答案。

正因如此，朱教授把成果转化拆成八个字：研得准、转得出、接得住、用得好。

前四字归高校，后四字归企业，中间那道缝隙，须有人俯身去缝合。

课中最耐寻味的，是一则案例。

山东大学一位教授带队攻关海洋波浪能发电，一干十二年，研制出120千瓦点吸收式液压装置，取得专利15项。2023年1月，华特集团与技术团队合资设立华特拓疆智能装备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技术团队以知识产权作价1125万元入股，占股35%。

这35%值得细看：它不是奖励，而是股份；不是以一笔钱将团队送出门外，而是将团队请进董事会，共担后续风险。

常说“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转化并非一公里坦途，而是最后一百米须自己负重前行。负重得起，方称接得住。

课中还讲了一则诺贝尔奖往事。2002年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因发明生物大分子质谱分析法获奖。他自述那是一次操作失误——甘油误滴入钴试剂，因试剂昂贵不忍丢弃，顺手续做一次测试，竟意外成功。

故事听来轻松，落到制度上却并不轻松。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与国资监管的确定性，本是两套逻辑：后者要求每一步有据可查，前者要求容许某一步暂无答案。

朱教授引莫基尔《增长的文化》作答：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何以领先？不在知识存量更多，而在知识精英开始关切“知识有何用处”。制度决定何人受激励，激励决定创新向何处去。

由是观之，容错并非道德层面的宽厚，而是制度层面的建设。

国办2025年1月关于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山东的鲁政办发〔2025〕11号，所言皆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实行长周期考核、差异化容亏——说到底，是给“不确定性”发一张许可证。

这堂课设在长清，并非随手择地。

济南正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打造区域科创高地，长清高校资源富集，是校地协同的前沿阵地。但“高校富集”四字仍须细辨：比邻数所高校，尚不足称优势；企业车间里能听懂实验室的语言，才算真优势。

校地协同最难的一环，不在签约台上，而在对接之人。城市创新发展的短板，未必是缺高校，也未必是缺企业，而是中间一层尚显单薄：技术经理人、概念验证、专利导航、成果评估。

朱教授谈专利导航是“技术地图”与“产业雷达”，谈技术经理人是“桥梁”与“合伙人”，也谈到无形资产的有形化——他所举之例即在本地：山东沃卡姆以核心商业秘密作质押，自北京银行济南分行获得1000万元授信，为山东首单。

路，已有人走通；接下来的功课，是把“走通的路”变成“常走的路”。

台下在座听众，多是科技干部、成果转化专员、创业团队的技术负责人、意欲转型的青年。一堂课难以讲透整套制度，却能讲清一桩事理：产学研融通，不是将三方请到一张桌上吃饭，而是让三方共用一张图纸。

图纸上须标注明白三行字——谁出题，谁答题，谁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