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设计师眼中的九十年代与北京——《沸城》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

体娱场 |  2026-11-16 17:30:46 原创

孟秀丽来源:半岛都市报·半岛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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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建筑艺术家苏丹创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贝出版的新作《沸城》一书,分享会于11月15日在万圣书园举行。本书作者清华大学教授、设计师苏丹,建筑史学者王南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对谈,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担任主持与提问者。三位嘉宾围绕《沸城》的写作缘起、九十年代北京的城市变迁以及一代人的精神历程展开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深入交流。

三部曲收官之作:以民间历史视角记录城市变迁

《沸城》是苏丹“城市三部曲”的第三部,前两部分别为书写太原的《闹城》和书写哈尔滨的《黑白之城》。

苏丹坦言,最初并没有写三部的计划。“写完第一本解决了我人生一个困惑就完了,那就是《闹城》。”《闹城》写于2017年,半年时间就写完了,写得很顺。这本书的写作动因来自他自幼被送往农村、与父母长期情感隔阂的经历。“我从小生下来两个多月,父母就把我送到农村,因为父母都忙,这就造成我在农村待了两年。两年之后回到城里不知所措,突然又出现一个母亲,因为农村认为奶妈就是自己的母亲,这个情感上极为复杂。这个事挣扎了好多年,其实一直到我四十多岁都在挣扎。”写完《闹城》,“关于这个事我和自己和解了,和我父母也和解了”。写作过程中他萌生了寻找奶妈的念头,找到时老人已去世三个月,“我在去成都的机场痛哭了一场,回到成都就开始写”。

但苏丹并未停留在个人叙事上。“写《闹城》的过程中,我觉得也别光写自己的一些事,它总是要和我个人的人生价值、和我能够有所作为的事关联起来。我想了想,写城市吧,城市、社区、人生,大概是按照这么一个逻辑去写的。”他特别提到2017年自己50岁,那一年思考最多的是“自己如何去介入历史”。他回忆自己曾主持清华大学工字厅改造,但百年校庆时该建筑被拆除,这让他意识到做室内设计“五年一轮换,人留不下来什么东西”。“我觉得人死掉以后是挺悲哀的事,荡然无存。所以那时候动了那个念头,我就想留下一些东西。”他最终选择从自己具有专业优势的城市风貌与景观变化切入,以民间历史的视角进行书写。“要写完全社会学东西的学者多了去,你写移民也好,写各种各样的学者,站在我面前像大山一样不可逾越。当时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切入可能是我的一个优点。”这一方向随后得到学界认可——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刊登了他的《奶妈》《放羊》两篇文章,与童明、陈丹青、王蒙等人的作品同期刊出,让他确信“民间历史对历史书写的重要性,所以我想把它写下去”。

沿着这一思路,苏丹写了第二本《黑白之城》,写了接近三年。“第二本的格调跟第一本不一样。”他解释,哈尔滨是中国工业文明行进过程中重要的一站,“它直接工业化,跟山西不一样”,是一座“火车拉过来的城市”,拥有电影院、电报、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等许多“中国第一”。写哈尔滨的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自己“这辈子能拿出三个样本”:“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通过我的生命记录和分析了三个样本,挺好。”

第三本《沸城》则是“必须面对的”。“我的记录到了一个世纪的终结,因为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到2000年左右也是阶段性地产生一些成就……开始从工业文明告一段落,转向另外一种形态。同时,九十年代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但是很难总结,很难归类,这个也引起我的兴趣。”苏丹说,他查过网上对九十年代的定性,“只是说它是世俗化的过程,思想解放,但是转向世俗化。同时,过去乌托邦那种东西,八十年代乌托邦达到顶峰,其实到了九十年代基本解体了”。在他看来,自己的书“对未来的人研究中国现当代社会是有作用的,这一点我比较自信,因为写得很细,写得很细就是记录很准确”。他也坦言写作方向上的自觉:“往哪个方向写,我觉得就是一种虚无,有什么不可以写的?”他引用帕索里尼《绝美之城》中福楼拜想写一本什么都没说的书的典故,形容自己在北京1991年到1999年这十年“有点这个劲儿”,并把这本新作交给读者:“这个出版以后需要大家评判,评价这个时代,也评价我的人生。有的东西我也没有想那么明白。”

魔幻的九十年代:一场离奇的梦与经历

作为城市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沸城》中最生动的部分,是苏丹对九十年代北京个人经历的回忆。他用“像离奇的梦一样”形容那段岁月:工艺美院的研究生们通宵熬夜画图,“第二天早上到了水房洗脸的时候,吐出的涂抹都是黑的,因为要用喷枪喷颜料”;物质的诱惑巨大到“熬一晚上的夜相当于两年的工资”;97年他有了自己的车和司机,99年买了房子,家里有厨师和保姆,“这些东西来得太快”。

刘苏里敏锐地抓住了书中隐形但关键的问题:在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多少人被浪潮卷走就再也没能回来,而苏丹却在完成原始积累后“翻了个滚儿又翻回来了”。“这种是多数,这个很好解释,”苏丹回应道,“我为什么回来?骨子里,我也说不清。”他提到1998年在泰康顶层空间看《纸上空间》展览时“一下子把自己点燃了”,此后深度参与当代艺术活动,成为798艺术区的活跃分子。“喜欢那种氛围,乌托邦的那种理想主义,喜欢集体,喜欢大家共同干一个什么事,这可能是60年代训练残留下来的东西,想创造一个新世界。”

刘苏里将这一点视为《沸城》最打动他的地方:“大部分人要么被卷走了,甚至不知所踪,要么一条道走到黑。所有的选择很难打个漩儿又回到年轻时的那个点……作为一个活标本,这是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台下一位嘉宾也佐证了这一判断,认为苏丹“在一个可进可退的空间里选择了进”,而“大部分人在可进可退当中选择缩起来,因为缩起来很舒服”。

王南补充了书中一个关键细节:苏丹搬入新事务所旁边有外文书店时,曾写下“我预感到有另一个领域在向我召唤,我不想做设计市场的奴隶,我需要自觉”。王南感慨,他认识苏丹时对方已在做当代艺术和策展,直到读这本书才知道九十年代苏丹“在狂干活”,而正是这种自觉让他从设计市场的洪流中抽身,回到最初的追求。

照相机一般的记忆:空间叙事与城市记忆

关于书中自带的“空间感”从何而来。苏丹坦言这源于专业训练,“专业训练摆脱不了……每个人的专业背景决定了你的特点,如果影响到你的写作发挥了效用,没什么不好的”。他描述自己生活的“两条轴”,以及从工美宿舍出发、随个人行迹不断向外扩散的叙述结构,都带有建筑师的职业烙印。

关于记忆的可靠性,刘苏里与王南都怀疑苏丹记了日记,因为书中对几十个饭馆老板、门卫等人物长相言谈的还原过于精确。苏丹否认写日记,也否认“照相般的记忆”,自称是“录像机一般的记忆”:“我们这种图形的思维,对场景记得很清楚。”他同时遗憾当年相机主要用于拍摄工程模板和学习对象,“很少照日常生活”,许多工艺美院校友后来都后悔没有拍下街景和普通人。

王南由此延伸到建筑史学科的“歧视链”:古代建筑史最牛,现当代建筑史往往一个老师承担,长期被轻视。“看了苏老师的书,感觉完全不同,这个记录更加迫切,特别是那个时代的东西忽然就没了……工美整个被端掉了,置换成清华那样一栋楼,里面描写的所有生动的日常都没有了,非常可惜。所以有这样一个人记录特别重要。”他提到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称自己曾希望“哪天能给北京写这么一本书,好像我给北京写的情书就好了”,而苏丹的书“有这个意思”。苏丹也承认帕慕克和奈保尔在细碎描写上对自己有影响。

书名由来与封面故事:沸腾的天际线与喧嚣的记忆

读者互动环节,一位山西读者提问“黑白之城”和“沸城”两个书名的含义,并请苏丹用一个词描述当下的北京。苏丹解释,“沸城”经过反复斟酌,从若干候选题目中选定,最初曾考虑“环城滚滚”,但编辑晓燕认为三部作品都落在“城”上更好。“从城市天际线来讲就是一个沸腾的时代,社会生活也是。”他回忆九十年代秀水街、三里屯、雅宝路的商业热潮,各种菜系和品牌涌入,“那时候的确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开始,沸腾了”。他提到2003年世纪坛举办的Frank Gehry个展即名为“沸腾的天际线”,而东三环从天际线到商业社会生活都经历了剧烈的沸腾。“天际线只是一个表象,比天际线变化更早的是社会的商业、社会生活。”

关于封面,苏丹透露这是画家陈流专门为本书创作的作品。陈流现任中国美院教授,92级工艺美院学生,“是他们那一级工艺美院技术之王”,绘画细节充分而复杂。苏丹请他创作时只说“咱们经历过共同的时代,你能不能帮我创作一张作品,我将来做封面用”。成品“除了有画面还有声音的感觉,那种喧嚣”,画中包括教学楼大白楼、黄面的、九路公共汽车——那是所有学生到校报到和毕业离开的必经线路,也包括摇滚乐和流行音乐。“他会把那种嘈杂感、极大的丰富感呈现出来。”内封书名“沸城”二字则由书法家魏立刚题写。

分享会持续两个多小时,现场读者提问踊跃,涉及哈尔滨与大连的城市演变比较、封面创作细节、九十年代社会动荡的亲历等话题。苏丹在回应中多次强调,自己写作的初衷是为时代留下准确的记录,“有的东西我也没有想那么明白”,但“有什么不可以写的”。正如刘苏里在开场时所言,苏丹“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挺奇怪的”——工程师的思维、建筑师的视角、文学性的语言、社会学的研究交织于一身,难以归类。而正是这种无法归类的特质,使《沸城》成为一部关于九十年代北京的独特文本:它既是一个设计师的个人记忆,也是一座城市在野蛮生长年代的空间档案,更是一代人如何在物质诱惑与理想召唤之间寻找出路的真实见证。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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