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自有春歌在——艾伟长篇小说《春歌》研讨会在京举行

体娱场 |  2026-11-16 17:30:03 原创

孟秀丽来源:半岛都市报·半岛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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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著名作家艾伟长篇小说《春歌》研讨会在北京浙江大厦五层发布厅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杂志社、浙江省作家协会、杭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陈义望,《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则臣出席会议。曹文轩、施战军、贺绍俊、张清华、张莉、刘颋、杨庆祥、刘大先、徐刚、饶翔、王侃、翟业军等知名作家、评论家参加研讨。会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萍主持。

作为中国“六零后”代表作家之一,艾伟始终以勘探人性本质见长。他相继推出《越野赛跑》《爱人同志》《风和日丽》《南方》《过往》《镜中》等作品,创作之路绵长而扎实,一部部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留下了坚实的脚印。《春歌》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七期支持项目、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自2026年6月上市以来,荣获月度“中国好书”称号,登上《人民日报》等众多主流媒体好书榜单,获得了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与一致好评。

围绕这部兼具中国审美与现实重量的长篇力作,本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展开了充分交流与深度研讨。

有难度的时代书写,一部立体丰厚的杭州之书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在致辞中表示,艾伟是新生代作家的典型代表,是非常纯粹的写作者,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和稳健的创作状态,先锋气质、叙事功力、语言风格赋予他的文学以非常独特的辨识度。《春歌》是他在长篇小说领域耕耘探索的最新收获,又是他的一个集大成之作,写得丰厚、饱满、有深度,也有思想和情感冲击力。这部作品主题具有复杂性和多意性,长篇小说就应该是有难度的写作,里面融汇了传统文化、家庭婚姻、财富人性、法与情等多重思考,对时代现实做了厚重观照。小说对人性做了深度勘探,拒绝简单用对与错、善与恶去概括人物。其结构和叙事也十分精妙,多条线索、多重视角交织推进,好几组人物两两对称,把众多故事头绪整合在一起,体现出艾伟一如既往圆熟老到的叙事功力。

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陈义望表示,《春歌》是人文社多年跟踪艾伟创作推出的重要长篇,读完全书令人备感惊喜,这既是他风格突围的集大成之作,也标志着他的创作走向圆熟。作品融汇中国美学、杭州风物与现实主义,于日常叙事回归朴素动人的生命经验,为当代汉语长篇如何处理时代复杂性作出多维度艺术探索。阅读感受可归纳为三个层面:一是丰厚的人物塑造,小说把人物置于复杂关系网络,勘探人性多面,叩问坚韧与脆弱、坚守与自省,塑造立体真实的普通人形象;二是鲜明的中国审美表达,活用《雷峰塔》等古典资源,将昆曲、江南意境融入叙事,把传统情义内化于人物命运,完成古典美学与当代文本的有机交融;三是对现实主义的拓展,立足杭州观察时代风俗变迁,将个体命运嵌入时代浪潮,熔铸古典意趣与当代经验,推动长篇对复杂时代现实的艺术表达。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则臣认为,《春歌》是《人民文学》为数不多采用两期连载的长篇,是艾伟创作里“最好看”的一部,以案件线索驱动故事,悬念勾连起读者的阅读期待。更重要的是,艾伟完成了重要的创作转变:以往写作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以“探究”的方式推进叙事;而在《春歌》中,问题意识化作草蛇灰线,转为“呈现式写作”,人物、细节、生活肉身变得饱满丰盈,探求意识藏于叙事之中,更易于被读者接纳,连载刊发之后收获广泛好评。同时这更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杭州之书,不只是描摹城市风物,更建立起现实生活与《白蛇传》传说的互文对照,达成古今虚实互生,极大拓展了文本的阐释空间。构思精巧又底蕴厚实,称得上是艾伟的转型之作,也是集大成之作。

建构命运迷宫,探寻人性底层叙事范本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阎晶明表示,《春歌》是艾伟体量最大、最为厚重的长篇,线索纷繁却结构严整,可读性极强。作品兼具缜密逻辑与饱满情感,亲情爱情与悬疑故事彼此融合对冲,人物命运同时具备现实确定性与故事层面的不确定性。小说的突出创新在于交叉穿缀的网状叙事。不同于一般小说只把多视角当作叙事技巧,艾伟将这种写法升华为内在的主题表达。人物轮番站上叙事中心,打破固有的主次排序,在命运面前获得平等地位,编织成交叉缠绕、如迷宫一般立体的人物关系网络。宋芝桓作为统摄全篇的叙述者,起到收拢文本的作用,但并不等同于绝对主角,为当代长篇如何跳出线性叙事提供了重要启示。作品由一桩冤案引出众生相,写尽性格、生死、善恶与忏悔,在悲剧底色之上,依旧流露出温暖、宽恕的温情基调。无论是司法法庭场景,还是杭州地域风物,都见出作家扎实的调研积累。总体而言,《春歌》是一部十分难得、成熟优秀的长篇小说。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所长、博雅讲席教授曹文轩认为,《春歌》是一部自带阅读魔力的作品,让人读了“放不下”,可以从任意章节读起,引诱读者探寻全部来龙去脉,这种阅读魔力十分难得。小说着力勘探“底部人性”,复杂性体现在人物关系、故事情节、人性内核三个层面。人物身份、情感纠葛扑朔迷离,情感故事依旧十足。书名《春歌》暗含对人世复杂、人性困境的感叹与生命超越的思考。艾伟不追逐现代主义刻意书写变态、恶的极端写法,笔下都是正常普通人,却尽力抵达人性幽深之处,塑造出多个可归入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原型式人物。艾伟十分看重叙事技艺,大量运用跳空、摇摆、陡转的写作手法。通过跳空剪裁冗余生活细节;人物立场、情感不断摇摆,宋芝桓对案情判断的反复、黎彼得爱恨之间的摇摆,不断深化人物与主题;情节接连陡转,不断颠覆读者预判。在他笔下,技巧即存在本身、是存在的隐喻,《春歌》完全可以作为创意写作研究叙事技巧的绝佳范本。

在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看来,艾伟一贯是思维驱动型写作者,擅长把事物反复琢磨、梳理出严密逻辑。其写作有三个鲜明特质:擅长写带有成长特质的题材;习惯把人物置于极端境遇下进行拷问,外表温文,下笔却锋利狠厉;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功力深厚,水准不输苏童、毕飞宇,笔下女性不做简单善恶标签,各有性格裂痕,又存有与现实和解的可能性。《春歌》的核心可以用“不杀之恩”来概括。小说虽围绕凶杀案展开,却带着一份不舍得人物毁灭的恻隐之心,塑造出陈一朵这类隐秘知情者的复杂形象。小说暗含命运的代际循环,接续《海上花列传》《长恨歌》这一都市书写传统,将旧的“趣味”转化为更厚重的人世“滋味”。温暖底色之下,依旧保有锋利的洞穿力量,正是该小说相较艾伟以往南方题材创作的重要突破。

当代中国式小说,以五感写尽人间烟火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认为,《春歌》是对《白蛇传》神话母题极具创造性的互文性重写,小说只借用原型框架,全部置换为现代人物,跳出传统“情与理”的二元争辩,把故事从爱情戏转化为一出法官戏。艾伟重新解读法海这一复杂形象,不再简单将其视作封建卫道者。曾经代表天道秩序的审判者,转而成为自我反省、忏悔重生的镜子,由此把古老传说拓展为关于正义、误判、忏悔的当代寓言。小说还有一层隐晦副主题,即对情欲的审视。情欲本属人之天性,可它脱离理性便会制造重重纠葛。书名取自慧开禅偈,偈语的超然宁静,与书中世人被执念缠绕的扰攘尘世构成强烈反讽,暗含放下执念方得人间好时节的意味。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张清华表示,读艾伟的小说需要沉浸式阅读,阅读体验如同溺水,不断向着人性的深渊下沉,勾连起读者个人的回忆与冥想,完成灵魂的自我拷问。艾伟可以视作“迟到的先锋派”,他接续先锋写作的精神资源,又跳出概念化、哲学化的局限,把先锋笔下关于罪、罚、死亡的命题进行肉身化落地,赋予人物鲜活的血肉情感。艾伟的创作跳出了当代长篇惯常的宏大历史史诗套路,向着人物幽暗的无意识、爱欲心理掘进,语言幽微雅致,思辨融入叙事。他的写作敢于把作家自身放置到孤绝的艺术境地,主动和昆德拉、加缪、博尔赫斯等大师展开对话。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张莉认为,《春歌》是一部极具中国性,扎根古典传统的当代长篇。小说以《白蛇传》为原文本,完成创造性的“以戏入文、以戏书文”。全书搭建起三层镜像嵌套结构:舞台之戏、现实案件、重写改编的戏曲,虚实回环映照。小说提出“诗性正义”的重要命题,作品和《青蛇》形成文本对话,流露人到中年的悲悯与恕道,饱含对人性的宽宥。同时,这也是一封写给杭州的文学情书,借杭州的地域风物,重释古老传说,重构属于这座城市的当代诗意传说。《春歌》是新生代作家向纯文学的一次雅正、温暖而又深植中国传统的回归。

《文艺报》总编辑刘颋谈到,阅读《春歌》带来酣畅痛快的阅读体验。小说层层展开几组核心思辨。首先是因果与命运,人物悲剧并非偶然,而是性格、欲望、选择层层叠加的必然结果。艾伟以克制悲悯的笔触道破普通人的生存真相,文本具备苍凉深沉的力量。其二,辨析真实与真相。个体爱恨痛苦真切,但拼凑不出完整真相,这构成全书重要的叙事与伦理内核。其三,小说秉持悲悯包容的人性立场,以体谅的眼光看待人性缺憾,赋予作品温暖厚重的精神底色。小说尤为突出的是调动视、听、嗅、味、触五感叙事,江南风物、戏曲唱腔、人间烟火通过感官落地,沉浸式铺展人物命运。五感成为叙事内在驱动力,让人间悲欢的书写拥有绵长余味,称得上是一部内容丰满的大书。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杨庆祥认为,《春歌》是一部常读常新的宏大长篇,可以从多重角度不断阐释,它不只是一部杭州之书,更是一部映照当代社会精神困境的中国之书。小说敏锐捕捉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空间、物质与情欲欲望全面扩张的时代症候:向外的流动扩张带来自由与财富,也造成个体精神漂泊,人们在急速膨胀的现代世界里,迫切寻找能够安放情感与生命根基的“地方”。作品实现了从情感到情欲,再上升到情义的精神递进,接续冯梦龙“以情设教”的古典文化传统,和《白蛇传》《牡丹亭》的文脉形成跨时代回应。面对当下被功利计算逻辑裹挟的社会,小说重估情义的力量,找回心灵柔软的生命质感。

多层叙事繁复精巧,塑造代表性时代人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大先表示,《春歌》是融汇当代生活与传统美学,直抵心性情感的厚重长篇。书名偈语倡导“放下”,但小说选择拾起人世间种种无法释怀的执念伤痛,构筑多声部叙事,在“放”与“拾”之间完成传统资源与个体创作的平衡。作品延续艾伟一贯对罪与罚、情与欲、救赎命题的思考。全书叙事如水磨腔般舒缓从容,即便面对悲剧性情节,依旧保持不疾不徐的笔调。多重视角之下,真相在记忆缝隙中慢慢浮现。杭州的地域风物不是单纯的风物志,而是升华为体谅人性的普遍伦理。放不下的烟火人间,同样也是人间好时节,这正是文学最深沉的悲悯。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徐刚看来,《春歌》大胆借用通俗叙事外壳,开篇就抛出凶案疑云,谁是凶手、冤案能否昭雪牢牢地抓住读者;同时交织三角爱恋、豪门恩怨等叙事元素,将爱与死的极致爱恨写得极具感染力,阅读体验酣畅痛快。小说内核落脚于情、信、理的深度思辨。情感书写绵密汹涌,塑造出黎彼得这一当代文学画廊里十分独特的豪门公子形象。叙事中穿插对法理、人性变化、自由心证等命题的思考议论,让故事在情感之外获得思想深度。作品是城市文学的重要范本。《春歌》依托杭州地域文化,化用《白蛇传》的母题,以文学的方式为杭州完成艺术赋形,探索如何书写承载古典传说的现代都市。

《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作品编辑室主任、高级编辑饶翔认为,艾伟的作品延续先锋文学对死亡、罪恶的探究与怀疑主义叙事特质,《春歌》将先锋的艺术追求和现实写实充分对接,堪称其迄今为止最重要、最好的作品。小说拥有繁复精巧的多层叙事结构:外层是悬疑破案故事,内层以《白蛇传》《牡丹亭》构成隐形骨架,中间铺展多声部人物生命叙事。黎彼得是小说极为重要的人物,作家借其家庭内部的隐秘,折射财富崛起时代特定阶层的精神秘密,塑造出当代文学画廊中一个典型又复杂的时代人物。作品还深挖“人生与戏”的中国美学精神,戏与人生彼此同一,繁华之下蕴藏生命虚无。宋芝桓最终借戏曲改写完成自我救赎,把古典传统里情与法的冲突,转化为当代语境下法理与人情的深度思辨,实现古典母题的当代转译。

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侃表示,《春歌》是一首爱欲之歌,可以借助巴迪欧、韩炳哲的理论来理解这部作品。爱欲构筑起“我俩”这一最小共同体,要求掏空自我、奔赴他者,天然携带着趋向虚无与死亡的气息;在绩效主义与算法主导的时代,爱欲正是这个世界难以被同质化、难以被规训的最后他者,具备本体论的意味。长久以来,艾伟的写作,根本上就是对爱欲本体持续不断的勘探。爱欲跨越时代,又始终嵌入具体的历史之中。《春歌》呈现的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秩序对爱欲的强行编码,以及爱欲不屈的反抗。艾伟笔下的救赎路径在不断迭代,他运用一种中国式的拓扑思维,视生死、人鬼为一体两面,吸纳古典幽媾、人鬼情的传统母题,赋予文本湿润玄奥的东方气质。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认为,在短视频流行的时代,长篇小说自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唯有长篇的体量,才能承载那些怀有难言隐衷的普通人,将细碎漫长的生命收拢为完整命运,让零散的人生痕迹获得意义。《春歌》正是艾伟朝向人性深渊的一次凝望。长篇写作既是悲悯的裹护,也是残酷的击打,它带给读者的震撼与悲凉,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净化,是碎片化阅读难以提供的。其次,艾伟如同激进的精神分析师,书写一众“病人”。在艾伟笔下,唯有文艺能够穿越人性迷雾,以残酷而温柔的力量,承接罪人与无辜者的泪水。

作者艾伟表示,创作《春歌》的过程格外艰难,长久写写停停,几度以为无法完成,行文走向充满偶然,其中也有一些难以细说的玄妙。他对这部作品饱含深情,研讨会上各位评论家的精彩解读给了他莫大启发,金句他都一一记下,比如“爱是最小的共同体”,还有称黎彼得为“纯爱战士”等说法。最后,他解读了《春望》的封面设计:墨绿色象征江南;红色代表热烈挚爱的人间;白色呼应中国美学的留白,取戏曲以虚写实的精神,这种古典审美,也自然渗透进整部小说的书写之中。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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