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一纸风行:1935年青岛民报副刊《避暑录话》余音

青未了 |  2026-11-19 1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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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志杰

1935年盛夏,国立山东大学教师老舍、洪深、赵少侯以及新近毕业于本校的臧克家等人,在《青岛民报》副刊编辑杜宇、刘芳松(刘西蒙)的招呼下,一共12人,聚在一起,聊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副刊:以夏季青岛避暑为“话题”,在“民报”增设独立副刊《避暑录话》。

7月10日《青岛民报》发布启事:“本报于本年暑期,特约: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老舍、杜宇、李同愈、吴伯箫、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诸先生,编辑《避暑录话》周刊,自七月十四日起,每星期日出版,除本报刊载外,另用道林纸精印单张,以十期为一卷,欢迎订阅,敬希注意。每卷大洋三角,邮费在内。代售处:青岛荒岛书店。”

7月14日第一期《避暑录话》新鲜上市,一改报纸千篇一面、毫无生机的旧模样,带着鲜活与灵动,活蹦乱跳地来到市民面前,激起民众读报热情,成为岛城亮丽的文化风景。一纸风行,青岛纸贵,在中国报纸尤其副刊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写下一段文人相敬、文化共举的雅事。


《避暑录话》何以成名

顾名思义,所谓《避暑录话》就是老舍、王统照、吴伯箫等人将在盛夏青岛避暑纳凉之个人心绪、社会之自我考量,以文字的形式,通过青岛民报传达给读者。《避暑录话》是副刊的总名称,一周一期,既与正报一起刊载,又以“专刊”出版独立发行。文章形式多样,诗文、随笔、散文、政论皆可,主旨是向世人传达青岛文化的内涵,而不仅是纳凉洗海澡、让人流连忘返的景色。在这美丽的表象之下,青岛作为一个新兴城市,正在或者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化灵魂和招牌。

为什么要选《避暑录话》作为这个专刊的名字?参入创刊和写作的人可谓满腹经纶,皆是学富五斗之士,不可能不知道早在宋朝就有一个叫叶梦得的人,撰写了一本影响后世很深的《避暑录话》。这位叶先生一生喜欢藏书,博学多闻,著述甚丰,涉猎广泛,《避暑录话》是他于绍兴五年(1135)五月退居湖州卞山时,与其两个儿子叶栋、叶模及门生徐度在山中谈论古今杂事、吃茶写词、读书避暑的笔记类小品。

明知故选“避暑录话”这四个字,是因为老舍、洪深、杜宇、刘芳松等发起人的内心深处有着相当契合的追求目标,他们很快就名字达成一致。同时,叶梦得率二子、门生聚合的地理环境也是“泉石深旷、松竹幽茂处”,因而“取一时之名本荟萃于一编”,为读书避暑之作,与老舍等人的创设理想同样契合。

参与发起与撰稿人之一的王亚平在1981年发了一篇《老舍与〈避暑录话〉》,文中写道:“我们住在荒岛,偏要干点事儿,不能荒废下去。”他回忆《避暑录话》是老舍提出的:“这宋朝有个叶梦得,博通今古,藏书三万余卷,论著很多,颇见根底,这个〈避暑录话〉也是他的著述,凡二卷,记了一些有考证价值的事。我们取这个刊名要利用暑假,写些短小的诗文。”

有所不同的是,同样为发起人和撰稿者的臧克家在几次回忆文章中,都提到《避暑录话》是洪深提出的,而且早在1936年他就在《青年界》杂志《暑期生活特辑》中提到:“洪先生提议叫《避暑录话》”。臧克家还解释洪深的用意:“创办时,刊名是洪深先生提议的,而且风趣地加以解释:‘避暑者,避国民党达官老爷们之炎威也’。”

同是创办发起者,个人记忆不尽相同,不是为了争取什么“起名权”,而是说明大家对采用《避暑录话》这个刊名意见相对统一,只是在七嘴八舌谈想法时表述不一,这在其后的撰文、编辑过程中也得到了印证。之后他们轮流坐庄,一期一位组稿人,也承担责任编辑的任务,整个10期下来,编辑主旨、行文格调相近,今日读来仍不失收获与感念。

《避暑录话》写了什么

洪深为《避暑录话》写了发刊词,阐述了办刊主旨:人们“在青岛,或者是为了长期的职业,或者是为了短期的任务,都是为了正事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闲者,没有一个人是特为来青岛避暑的。然而他们都对人说着:‘在避暑胜地的青岛,我们必须避暑!避暑!避暑!’否则他没有沸腾着的血,焦煎着的心,说出的‘话’,必然太热,将要使得别人和自己,都感到不快,而不可以‘录’了!”从这段话可以读出,臧克家回忆中说的“风趣地加以解释”的那些话,是有思想的出处的,可以采信。

臧克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首《要活》的诗:

要活就挺起腰来认真地活,

不能学死水里的游鱼,

不想向明天,

拔刺着一点透脊的泥波。

当时在青岛一所中学教书的王统照,在创刊号发表诗歌《你的黑手》:

狂暴的恩惠会引起善人的诅咒,

只有春风糊不了一天的饿口。

这世界反常的事不大稀奇,

再一回,

你的黑手,

可能握住风雨的节奏。

王统照共在《避暑录话》发表8篇作品,除去《你的黑手》诗一首,另外还有《黄昏阵》《星空下》《失了影的镜子》《蜀黍(高粱)》《枯草》《夜行》和《青纱帐》等。清一色的诗歌,没有他自己更加擅长的小说,说明这个时期的王统照更加专注诗歌的创作,这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也是读者的兴趣点所在。

王余杞写的《一个陌生人在青岛》,以连载的形式完成,共九期,也是唯一一个长篇连载。两位组局者杜宇和刘西蒙,也参入到作品创作中。杜宇有着良好的外语基础,他专事译文和西方作家评介部分稿件,着重介绍了爱尔兰作家格里格里夫人、法国作家果戈理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刘西蒙发表了《海上的征者》等气势滂沱的诗歌,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影响了当时不少年轻读者。

老舍是《避暑录话》的主要创作者,在其中的9期刊登了11篇文章,包括小说一篇、旧体诗三首。

另一位主创者则是正值壮年的洪深,他在第三期发表了《友人狱中诗》,第四期发了《友人狱中词》。洪深笔下的这位友人就是他的知心战友剧作家田汉。1935年2月,田汉在上海被捕,洪深曾经到上海参与营救。值《避暑录话》出版,洪深把带回的田汉诗词公开发表,即是对共产党员田汉被捕的声援,同时彰显了洪深和他的同人以及《避暑录话》的革命进步倾向。

洪深作为一位剧作家,还刊发了多篇有关京剧发展、剧情、演员等方面的评论文章,以剧讽今,针砭时弊。如在第九期发表了短话剧《门以内》,通过对门内的官宦富贵与门外车夫的生活加以比照,揭露社会中上阶层奢靡的生活,同情以车夫为代表的劳苦大众。意味深长的是,在题目一边,洪深特意写下四个小字:“不是戏剧”。

《避暑录话》没有固定的编辑和编辑部,实际操持者以老舍和洪深为主,发刊词是洪深写的,他的三个听起来有些震耳的“避暑、避暑、避暑”,唤醒了不知多少在清凉且美丽的岛城沉眠之人。老舍则以《完了》作为终刊词:“这十期的作品是好是坏,我们愿听到别人批评,自己不便于吹,也不便于贬。天下大事都是英雄俊杰在那儿操心,我们只向文海投了块小石,多少起些波圈,也正自不虚此‘避’。”同时他也说到,《避暑录话》“不滥收外稿,不乱拉名家”,为的是保证副刊的“同人”性质,足可认真完成每个人名下的创作,使《避暑录话》质量水准贯穿始终。

读者托举《避暑录话》出圈

青岛民报是一家民营报纸,创刊于1930年2月1日,1937年日军侵占青岛之前停刊,杜宇曾担任总编辑和社长。办报的宗旨:“发扬文化启迪民智”,蔡元培为创刊时期的《青岛民报》题写报头。自创刊之日起就辟有副刊《新地》,包括田仲济、孟超、刘西蒙(刘芳松)、于黑丁等都曾担任《新地》副刊编辑。

《避暑录话》停刊之后,诗人浦克来到青岛,又与王亚平合作编辑出版《诗歌周刊》,发行的形式与《避暑录话》大致一样。

此外《青岛民报》还多次出版各种特刊、专刊,也很有影响力,1935年鲁迅逝世之后出版的《鲁迅先生追悼会特刊》就很有冲击力。从这些例证看出,《避暑录话》成功在青岛文化人和普通读者中“出圈”,其影响甚至穿越时光走向今日,不足为奇,是有一定的“母报”基础和文化基因的。

王余杞在《关于〈避暑录话〉》文中写到:“当时正在夏天,又值铁展开会,旅游兴起,据说销路还不错。”《避暑录话》第10期对有关销售情况作了说明:“本刊出刊不久,即承各地读者纷纷来函询问出售地点及定价,远及香港四川,亦有来函订阅者,对各地读者这种热忱,我们特在此致谢。”发行城市有济南、青岛、北京、上海、天津、太原、绥远。《青岛民报》报道了《避暑录话》的销售情况:“《民报》自刊发《避暑录话》后,大受读者,特别是文学爱好者欢迎,周末版出即告罄,平日销量也大增。创刊五年的《青岛民报》,第一次找到头角峥嵘的感觉。”因为《避暑录话》副刊,使创刊以来寂寂无声的“母报”《青岛民报》头角峥嵘,可以叫做“正凭副贵”。

副刊被很多人解释为正副的“副”,其实,自从报纸这种形式的新闻纸来到中国,副刊就一直与新闻同在,只是所在位置不同。新闻纸以“新”立报”,副刊就是新闻纸的“压舱石”,当新闻成为旧闻,副刊意犹未尽。《避暑录话》跟着正报一起发行,另有独立发行的《避暑录话》,还有合订本再行于读者之中。于此而言,副刊作为报纸的一种术语存在,与“座次”无关。

《避暑录话》的“出圈”还让人看到了一所大学对于一座城市的文化弘扬所发挥的推动作用。1930年以省立山东大学为基础重组的国立山东大学由济南迁至青岛,假私立青岛大学旧址办学,取名国立青岛大学,两年后复称国立山东大学,对于青岛的文化发展而言这是一次绝好机遇。此前,青岛被称为“荒岛”,不仅是环境的荒芜,还是人文的荒废。大学来了,人才跟着聚集,文化的因子渐次扩散,形成新的城市气象。城市与大学双向奔赴,《避暑录话》作为实践,很好地为此作出表率。

作为一张消失了快90年的报纸,《青岛民报》可能没有多少人记住了,当年刊载在这张报纸上轰动一时的新闻,也许会被岁月遗忘。但是只存在了三个月、出版了区区十期的副刊《避暑录话》却被人不断提及,与时光同在,副刊的生命力可谓强大而永久。老舍、王统照、洪深诸位先生为此付出的心血,至今在静静流淌。

责任编辑:徐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