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新作出版: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博览 |  2026-11-20 18:10:52 原创

蔡可心来源:大众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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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掌英伟达33年的黄仁勋,无疑是过去十年间人工智能革命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一个身经百战的弄潮儿,最终却覆于大潮之中。这不禁让人想起那个经典的辩题:“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这也是《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人类大历史”研究奠基者贾雷德·戴蒙德近年来所尤为关注的问题。在其新书《财阀、先知、主帅与君王》中,他从政治、商业、体育、宗教四大领域着眼,结合田野调查、学术数据与海量史实,辨析两种核心变量:一是领导者的自主决策空间,二是时代、资源、地缘等客观环境,将“英雄还是时势”的价值判断问题,具体化为领导者究竟在何种时空、何种制度下,才能真正改变历史走向的可量化检验的问题。

戴蒙德在书中提到一种折中的观点,既避免把问题简单化为“领导者能否带来改变”,也避免为自己预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真正的问题在于“领导者在何种情境下最有可能带来改变”。

这种另类主张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下,一个卓越的个体能够达成某种成就,但能够达成类似成就的个体可能不止一位,当然,不同个体之间实现成就的路径或许是不同的。例如,马克·扎克伯格在2004年推出脸书,但在脸书面世前后,从来不乏其他一些创业者,他们也在做类似的尝试,创立各类社交媒体网站。因此,没有扎克伯格就没有社交媒体,这个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我们还是可以认为,扎克伯格是一位独具特质的人物,正是他引导着社交媒体走上了一段区别于其他可能路径的发展进程。

尽管如此,这些结论似乎都不能让大多数人信服,也并不能消除历时已久的争论。在戴蒙德看来,人们之所以长期以来对此问题莫衷一是,很大程度上是受既有的研究方法所限。

传统的史学研究当中,关于领导者问题,主要采用的是“传记研究法”:研究者先推定一位领导者,并针对这个领导者撰写传记,描述其独特品质,论证这些品质导致了历史的最终走向,再判断同时代中是否有人能取得类似的成就。

然而,这种传记研究的方法存在一大难点:如何能够在现实中一个不落地准确找出有可能替代这个领导者的人选,又如何能够对这些潜在的备选者加以验证,以考察他们能达成何种历史成就呢?

对此,戴蒙德提出了另一种研究方法:“自然实验”。

这种方法来源于自然科学当中的那些严谨的操纵性实验,通过控制变量,以精确验证某一指标的变化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及其程度。迁移到社会科学就是:

假想我们拥有一台时间机器,我们就可以将现代德国历史重演20次,其中10次让希特勒在1930年3月13日的车祸中丧生,另外10次则让他幸免于难,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比较这20种结果,并以极高的统计显著性来确定希特勒对德国历史的影响。

我们当然没有时间机器,但令人惊讶的是,现实世界常常自然地为我们创造出许多近似自然科学实验的场景。现代政治领袖中,有数十位遭遇刺杀,其余数百位则至今安然无恙。对此,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琼斯与本杰明·奥尔肯进行了一项全球范围的统计,他们统计的时间范围是1875—2004年,共记录了298起针对国家政治领袖的刺杀图谋,其中有59起刺杀行动最终成功。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广泛的统计,检验领导者在开启和终结战争方面的作用。

大样本下的检验结果是:刺杀成功相比于刺杀未遂更能推动大战的提前终结,但即使是成功的刺杀,也并不会实质性地影响新战争的爆发。

戴蒙德进一步指出,这个看似二元化的结论,实则蕴涵着对“时势与英雄之辩”的一个更具修正性的解释:只有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领导者(无论其天赋优劣)才能带来改变。

换句话说就是,在大尺度的历史中,时势限制或约束着英雄;在小尺度的历史中,英雄则能动地左右着时势。

戴蒙德此书,并未将视野局限于政治人物,正如历史并不只有王侯将相那样。商业更迭史、体育竞赛史、宗教沿革史,均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列。之所以选择这些领域,是因为它们是人类社会生活当中相对集中地体现领导力的领域之一,在领导力的呈现方式上,具有某种惊人的普遍性和共通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分享着同一套人类社会组织、运行的根本逻辑。

正如戴蒙德在序言中所说:“我希望各位读者也能如我一般,感受到这些领导力问题的独有魅力,能够认识到领导力问题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因为,即便大势不可扭转,我们每个人仍然可以在某个具体的时间里,成为自己的英雄。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

责任编辑: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