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副刊|“青未了”,沂蒙作家成长的重要阵地
青未了 | 2026-11-19 22:12:40
文|张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为一名文学女青年,最高兴的莫过于在报纸上发点小稿。见到样报时的那份欣喜,至今仍然难以用语言形容。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报纸来得慢。省里的报纸,从济南到临沂,火车要走大半天,再经邮局分到各单位,拿到手时,常常已是三五天前的报。可还是盼。
那时能发文学作品的报刊极少,我常发作品的报刊也不过几家:《北京晚报》《方圆杂志》《妇女之友》《临沂日报》《沂蒙生活报》,后来添了《沂蒙晚报》;省里的有《大众日报》《老干部之家》,再就是《齐鲁晚报》的副刊。记得《齐鲁晚报》的副刊特别丰富:文学界、文学岛、连载、青未了,但发作品最多的是“青未了”。
1993年,我第一次在“青未了”上发表的小文叫《难忘师恩》。收到样报时,闻着醉人的墨香,短短的千字小文,我竟一气读了三遍。回家后,用剪刀沿边小心地裁下,贴在硬壳本子上,旁边写上日期。这样的剪贴本我一共有二十多本,每一次打开,翻到其中的篇目,写作时和收到样报时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
作品发表得多了,便对“青未了”这三个字有了追根溯源的兴趣:“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杜甫写泰山,说那一片青,望不到头。1988年元旦,《齐鲁晚报》创刊,副刊就叫了这个名字。起名的人有心思:一块版,要办得像山,青得长久。
我是在沂蒙山里长大的。
沂蒙的冬夜长,屋里点一盏煤油灯,母亲纳鞋底,我和哥哥们剥花生,父亲便在灯下读书给我们听。他读得慢,一个字一个字,有时拖出长长的音,特别有韵味;念到要紧处停下来,自己先笑,然后给我们讲精妙之处。我后来写字,总觉得纸上该有声音,大概就是那时候落下的毛病。
1994年,郑士选老师写了篇题目《沂蒙散文园地里的“五朵金花”》的评论,把我们沂蒙五个写散文的女子叫作“金花”。其实,那时我发的作品并不太多,能把我收入其中,我想,是因为“青未了”的含金量。那时的我二十几岁,被这么赞誉着,既高兴又心虚——花开得太早,风一吹就没了。但我知道,是副刊给了我一块地,让我慢慢成长。
三十多年里,我与“青未了”有了很多交集,印象最深的是编辑老师的用心。寄去一篇写母亲的,退回来时稿纸上满是红笔,删了一段,又在我写得最得意的那句旁边批了四个字:太用力了。这四个字我记了半辈子。后来教年轻人写作,我也说:别太用力,你使的劲,读者都看得见。
1998年,是我这辈子最难的一年。单位散了,爱人因公走了。有一阵子我不出门,不见人,白天躺着,夜里坐起来写。写他,写我们,写那些没来得及说的话,写完就寄,也不管用不用。稿子居然一篇篇登出来,我记得“青未了”用得最多:《走好我的爱人》《缺憾缺憾》《活在珍贵的人间》《一个人的城市》《我愿与你预约来生》……“青未了”成了我寄托相思的城池,也安放了一颗脆弱而柔软的心。

再往后,我出了几本书。《水做的城市》《流年里的花开》,写的多是城里的女人和自己;四十岁以后,笔又拐回山里,“岁月”三本,《岁月凝香》《岁月静好》《岁月如歌》,写旧时光,写门前的柿树、院里的槐树,写那些在土里苦过也笑过的人。其中的文字,大都曾在“青未了”上刊登过。《旧时光》还得了百花文学奖的散文奖,我想,这与“青未了”编辑老师们的培养、付出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如今我在市作协里办讲堂,带年轻人。常有初学者问我作品怎么才能发表。我说,先写,写完寄出去,别管用不用。他们问,寄给谁。我说,寄给副刊。其间,我也不停地把青年作者的作品推送给相熟的报刊老师,“青未了”也成了沂蒙作家成长的重要阵地。
前不久,王蒙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办气韵生动的副刊》。我对“轻松里有郑重”这句话特别认同:副刊读着要轻松,可轻松不是轻浮。写一件小事,里头得有自己的思想;写一个大题目,也得落到一个人的日子上,落到碗筷、门槛、邻里的称呼上。先生还说,不管写多大的主题,都要变成你的生活、你的感受、你的温习、你的回忆,带着趣味,带着嚼头儿。这话,每一位作家都会认同,我也一样。
新闻记事,副刊记人。一张报纸,头版告诉你今天出了什么事,副刊告诉你,这些事落在人身上是什么滋味。两样都得有人做。少了前者,报纸聋;少了后者,报纸硬。
“副刊不副”,我看不在声调高低。副刊的“正”,是它离人近。它不站在台上讲话,它坐在你旁边,说一件你也有经历的事,让人共情共鸣着。
这几年常有人问我,报纸副刊还有没有人看。手机上什么都有,十几秒一个热闹,谁还读两千字的文章。
我说有。人越忙,越要有个地方坐一坐。热闹看久了会累,累了的人想听人说话。
作为“青未了”忠实的作者,我与她始终同屏共振,也欣喜地看着她一路繁荣:搬上齐鲁壹点,纸上的字挪到屏上,是多长了几条根。纸是根,屏是枝叶,枝叶再茂,根还是那一条。
副刊是有声音的。这种声音是多元的:纸媒时代,是收到样报时作者激动的心跳,是读者透过纸读出的喜怒哀乐;现下读出的是多元的、快捷的、多彩的声音:清早的地铁里,有人戴着耳机听“夜读”;中午的家庭群里,晚辈把副刊上写沂蒙的文章转给长辈,配一句“这不就是咱村”;晚上评论区里,有人续一段自己的往事,有人挑一个错字,闹闹嚷嚷,像散了戏还没走净的场子。
从前把稿子投进邮筒,声音要走一个星期才有回音;如今一条留言几秒钟就到,作者和读者坐上了一条板凳。写的人也多了——卖菜的写他凌晨的摊子,退休的教师写他最后一堂课,字都带着热气。
但无论什么样的声音,于我而言,心里乱的时候,想听的不是最响的那个,是最稳的那个。不跟着喊,把话说明白,把人的难处想一想,这是温度;不被一阵风带着走,不拿一句狠话换十万转发,这是清醒。老式收音机拧台,台越多越杂,人越想找一个播得正的。副刊在这片喧闹里,就该是那个播得正的台。这样的声音可能传不远,可传得久。
前几天收拾书柜,翻出厚厚的一摞剪报。最初的几本硬壳封面磨白了,里头贴着我二十几岁到四十几岁的字,有几处糨糊干了,纸角翘起来。一页页翻,翻到写沂河涨水的那篇,想起那年夏天;翻到写父亲的那篇,耳朵里又有他念书的声音。
窗外是临沂的黄昏。沂河从城边上过,水不急,慢慢地流。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山不讲话,青着就是了。
(本文作者为山东作协主席团委员,临沂市作协主席)
责任编辑:车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