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角膜上“绣花”:史伟云和他的毫米“战场”

大众新闻 张瑞雪  吕乐   尹亚琪   2026-11-20 09:38:56独家

早上七点半准时到医院,一连做三个小时的眼科手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史伟云就像弹奏了一场行云流水的钢琴组曲。几台手术的间隔十分紧凑,通常只有5到10分钟。

他个子不算高,但脚步轻快,在紧邻的手术室之间快步穿梭。门的开合之间,黑白琴键高低错落,史伟云坐定、凝神紧盯显微镜、双手富有节奏地游走。

每当一曲“演奏”完毕时,在旁准备已久的学生便会立即接手完成后续较简单步骤。护士则迅速上前,为他脱掉一次性绿色手术服,换上一套新的,走向下一双渴望光明的眼睛。

他的“敌人”是谁?是直径约24毫米的眼球前部,以微米计的角膜磨损、破裂与增生。

他的“武器”是什么?一双训练有素的手,一台精度极高的显微镜,十几根纤细到人眼几乎无法辨认的缝线。

以致做手术时,他看起来像是全神贯注地在病人眼球上穿织空气。

狭长的、短圆的、明亮的、浑浊的眼睛,在他的手术室里,复见清晰世界。

“只要是因为角膜引起的盲人,我们都有信心让他看见。”67岁的史伟云掷地有声。

游刃有余:

眼球上“绣花”,每针线头0.5毫米

如今在中国,能独立完成角膜移植手术的医生,不过百人。

这是一项在眼科领域少有人能“攀至高峰”的手术。角膜本身构造十分精密,作为光线通往视网膜的第一道窗口,它薄如蝉翼,几近透明,虽无血管,却布满了比皮肤密集约400倍的神经末梢。

要完成一台移植手术,需在病人复杂的眼部结构中为移植角膜在眼球上“打结”缝针。

针距、张力和线结深度必须均匀,若每根缝线不能达到平衡,随之而来的严重散光或切口变形,将使病人陷入难捱的并发症。

一名滨州3岁先天性角膜混浊患儿,因病情复杂、反复排斥,在史伟云的主刀下先后完成11次角膜移植,近乎贯穿了孩子整个幼年。

“做角膜的医生从来不敢收病人红包。”他有时会调侃,“给病人做了一台手术,他这辈子可能都要跟着你。”

史伟云查看病人状况

如此精密的手术,在过去40多年间,史伟云自己就累计完成超1.8万例,“最多的一天,我做了17台角膜移植。”如今,他仍坚持每月亲自上阵近200台角膜移植和复杂的眼前段手术,每年全国八分之一的角膜移植手术则由其带领的团队完成。

手术时,史伟云端坐在显微镜前,身体微倾,脊背挺得笔直,聚精会神地紧盯放大了数十倍的微缩视野,病变的角膜犹如一个灰白色的穹顶。

随着环钻垂直落下,混浊的“穹顶”被切割取下。护士快速递来供体角膜,史伟云用镊子轻轻一挑、一放,它便分毫不差地嵌进了植床。

缝合是最考验医术的环节。史伟云手握显微持针器,捏着几根比头发丝还要细数倍的“10-0”缝线。

针尖刺入、穿过、拉线、打结——每一针的力度保持着近乎完美的均等,每一针的线头都被精准剪裁至0.5毫米长。

在高度专注与娴熟配合中,放射状的缝线在黑眼珠四周,交织出整齐流畅的几何美感。

整场手术中,他的手腕始终悬停在毫厘间,没有多余摆动。旁人看他做手术,如同看一场克制的雕刻。

史伟云正在手术

史伟云对此不无自豪,“就像当年北京百货大楼卖糖果的全国劳模,说一斤糖,上手就是一斤,分毫不差。”

不过,这样干净漂亮的手术并非为了炫技。角膜移植术后视力不佳,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结果。对普通医生而言,病人既已接受了角膜移植,“视力就那样了。”

可史伟云挺执拗,不愿将风险留给术后的病人,“我的手术就要做到很完美,术后第二天,病人的视力就能恢复得非常好。”

为了减轻求医者的苦楚,他还大胆地在移植手术中引入激光飞秒,使角膜被切割的深度、弧度都可保持流畅均一,这在国内尚数“首吃螃蟹”的创举。

常做助手的学生董春晓由衷感慨,“有时候剩余的角膜只剩几十微米了,史院长还能一层层剥下来,我们每每看到都觉得太厉害了。”

漫长“战”事:

为400万双眼睛的等候,创新岂敢停下

能完成一台臻于完美的手术,只是领军人物的起点。真正称得上顶尖的医生,还需给出“无解之解”,在无人敢踏足的深水区奋力击水。

史伟云在眼科领域的数度击水,始终离不开他最钟爱的手术室。

“创新都是临床逼出来的,是病人给我们出难题驱动的。”作为担任全国角膜病学组组长十年之久的专家,全国最复杂、最棘手的病人被源源不断地推到史伟云面前。

他有一个很朴素的信念,“作为医生,病人来找你,你不能总对他们说——我们无能为力。”

史伟云的开创性成果,很少源于灵感偶得地在实验室里提出抽象课题。往往是行业面临的严峻现实或一名治疗不理想的病人,驱使一个怀抱使命感的人不断向荆棘而去。

在角膜移植领域,最严酷与根本的现实无疑是:中国有近400万的角膜病人在苦苦等候手术的机会,但角膜供体却极度匮乏。

据统计,我国每年能够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的患者仅有约1万人。近400万角膜盲人只能在漫长等待中,与眼前茫然的黑暗共度余生。

“病人来了,没有角膜,一切就是空谈。”史伟云不甘心在移植的源头就被卡住,供体匮乏这块极硬的骨头,对他而言已是“非啃不可”。

自此,一条漫长而艰困的攻坚之路,就在他脚下徐徐铺开。

史伟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提高角膜捐献的积极性。

过去捐献角膜,需摘取整个眼球。这让他在临床一线见过太多遗憾:不少家属明明已做好了捐献决定,却因不忍心破坏逝者遗容,在最后一刻迟迟不肯落笔签字。

直面这一痛点,史伟云率领团队研发出了一种特殊的角膜保存液。这一保存液不仅将角膜离体保存时间从48小时大幅延长至14天,更颠覆了传统的捐献方式。

如今只需取下薄薄一片角膜,再为逝者戴上一枚隐形眼镜,“遗容好像没有动过一样,家属一看就愿意捐了。”史伟云满意地说。

成效令人惊喜。山东省眼库的年角膜捐献量从几十枚一举突破至约1800枚,亦支撑起全国最大的角膜移植中心。

然而,面对庞大的盲人基数,单靠人体捐献依然是“杯水车薪”。史伟云随即把目光投向了更具颠覆性的领域:异种角膜供体与人工替代材料。

在茫茫物种中,猪角膜最终脱颖而出,可阻隘随之而来,“猪角膜虽好,可一旦植入人体,免疫杀伤细胞就会瞬间发起强烈排斥。” 

要消除排斥,必须将猪角膜中的异种基因与抗原细胞彻底剥离。然而,角膜的胶原纤维极为微细密实,就像处理一条多刺的鱼,史伟云伸手比画着,“要把鱼刺一根根拔掉,还要保证这条鱼依然形态完整,难度可想而知。”

15年,是这场全球首个生物工程角膜攻关的全部用时。

最初,团队尝试了无数种物理与化学方法,实验却屡屡触壁。而解开谜题的灵感,甚至来自生活中的交叉碰撞——陷入僵局时,史伟云从与物理学教授妻子的交流中捕捉到了这样的信息:海鲜加工厂利用高压,能在瞬间将贝壳肉从壳上干净剥离。

他灵光闪现,当即把这一机制引入实验室。在消耗了上千只动物角膜后,团队首创“脉冲高静压脱细胞技术”,配合独创的胶体与晶体渗透压平衡保护液,最终实现了瞬间高压下对异种细胞的完美剥离。

最终,团队研发的全球首个可临床应用的生物工程角膜产品获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

“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卡在那里,不知道怎么走了。”十五载漫漫长路,史伟云并不避讳困顿与沮丧,他有时觉得自己是“天天被卡住”,但屡败屡战地走下去,几乎是科研者的本能。

这一系列的成果,使他先后和导师及团队摘得2011年、2015年的两座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史伟云的攀登远未止步。

面对那些连生物角膜都无法拯救的重度角膜盲患者,人工角膜成为他渴望征服的下一座险峰。

“原来我们国家一直缺乏人工角膜,所以大约有15%的重度病人就是彻底的盲人。”史伟云对此忧心忡忡。

更严峻的是,当时欧美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高阶材料坚决不予出口。

史伟云决心领着团队从零破局。他们筛选了上百种高分子材料,在组织相容性、光学度数与防紫外线性能间反复探路;他们甚至自主改装了9台精密微型机床,在直径3毫米、形如“小蘑菇”的人工角膜组件上雕出了镜柱。

2021年,这款“领扣型人工角膜”成功获批上市,一举打破国外的长期垄断,让我国跨入少数掌握人工角膜核心技术的国家行列。

一名3岁因药物过敏致盲、陷入黑暗近二十年的陕西小伙子,在接受史伟云的人工角膜移植术后,视力奇迹般地恢复到0.8,“他叫我史叔叔,说史叔叔,这次是我自己一个人来的!”回忆起那一幕,史伟云的笑意拱上了眉头。

凭借在眼角膜供体替代产品关键技术体系及临床应用领域的亮眼贡献,史伟云率领团队斩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导师与史伟云等共同摘下国家级大奖

至此,四十余年春秋,三座沉甸甸的国家级奖项,正记录下了史伟云带领中国角膜病学迎头赶上的清晰轨迹。

命运变奏:

“基础最差”的学生,成为学派接班人

数度站上国奖领奖台上的史伟云,却曾经是谢立信院士口中“年龄最大、基础最差”的学生。

如果按照如今医学院校的硬性门槛,最初的史伟云甚至很难迈进眼科大门。

1977年高考,原本酷爱物理、化工与机械的史伟云,阴差阳错进入了徽州卫校的中专班。

“我不喜欢学医,从小就讨厌医院里一股浓重的青霉素味。”史伟云回忆,在卫校时,直到面对拿不到毕业证的危机,他才发狠苦读,成绩迅速跃居全班第一。

毕业后,一座本地县医院成为史伟云的第一个站点。

当地唯一掌握角膜移植技术的眼科专家胡以棣,在翻遍年轻医生的病历后,看中了这个病历写得极严谨、清秀的年轻人。

胡以棣劝他说:“小史,以你的中专学历,搞大外科很难出头。不如跟我学眼科,虽然是个小科,但门道深,做得好一样能改变命运。”

启蒙老师的话,为史伟云推开了眼科学的大门,也点燃了其走向更广阔天地的雄心,“基层这种病人太多了,要解决问题,就得去深造。”

深受鼓舞的史伟云,决定再度与命运艰难交手。

1989年,毕业整整十年的史伟云考取了潍坊医学院眼科硕士,师从我国眼科学界泰斗谢立信院士。

那一年,也是谢立信一生中唯一一次招收中专出身的硕士生。入学第一天,谢立信便给他戴上一顶帽子,“你是年龄最大、基础最差的学生。不要东想西想,埋头认真学。”

学生辅助史伟云手术

“所以我有整整十年都是低着头的,从来不抬头。”在此后漫长的蛰伏期中,史伟云成了一个极度专注的“低头者”。

1995年,手中人民币最大面值是十块,他背着一包现金去换机票,远赴英国进修。归来后,谢立信仍要求他从住院医生干起。

同辈人早就能登台做手术,他却仍是每天在病房泡到夜里十点多,照管十几个病人。

一次,史伟云按捺不住,为了早点主刀,壮着胆子找老师借一本手术学的书,却被训斥一顿,“看啥手术学?你整天跟着我上手术就行了,我的手术就是手术学。”

导师还要求他,“必须把基础打牢,一旦打牢了,什么手术都能做,否则做了也会出问题。”

自此,他甘心地跟在谢立信身后递器械、观摩手术,如苦行僧般扎根在手术室和病房。

这种沉得下心的“钝感”,反而磨砺出了他极其敏锐的临床直觉。

低头赶路的人,在40岁,史伟云终于迎来了自己第一台主刀的手术。

低头赶路的人,不知不觉走了很长的路。一抬头才惊觉,能走在他前面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许多年后,谢立信在公开场合说,自己一辈子这么多学生,“真正把我的手术精髓学到的,就是史伟云——而且学到了以后,在这个基础上,还有创新”。            

何以为医:

“我的病人大多是工人、农民”

其实,在眼科诸多亚专业中,角膜病被公认是不赚钱、风险高、令人头疼的“硬骨头”。

史伟云的角膜病人多在野外工作,“基本都是工人、农民。”

割麦子时划伤角膜的麦芒、车床飞出的铁屑,甚至是家庭炸鱼时溅起的烫油……都可能让一个原本就负重的家庭,跌入失明的深渊。

有一个海员病人,在出海时患上眼病,漂泊几个月后才能靠岸治疗,他讲起来就蛮心疼,“差点眼睛都给他摘了,特别不容易。”

极高的手术难度、高发的并发症和微薄的回报,让有些医院选择关停角膜科,也有不少年轻医生中途改行卖医疗器械。

“如果你想轻松挣大钱,千万别选角膜科。”史伟云直言不讳。他认为,要沉心于这个领域,至少应当怀揣一种济世的情怀。

下一代接班人在哪里?

作为行业领航者,这是史伟云十分关切的问题。近些年,他雷打不动地为县市级医院开办培训班,至今已逾二十期,力求为基层打造一支带不走的角膜专科医生队伍,“这是减少我国角膜盲的重要手段。”

当然,目前,退休还远远未写进史伟云的规划。以96岁不下手术台的肝脏外科学家吴孟超为目标,他打算,“只要手术台还需要我,我就一直做下去。”

最近,团队正在推进中的一项新研究仍使他心潮澎湃——水凝胶角膜。未来,角膜穿孔的患者或许不再需要复杂的缝合手术,只需像涂胶水一样将液态材料敷在创面即可。

平静的语气中夹杂着兴奋,他说,“这又是一项革命性的成果。”

不过,要问令他最激动的事情,史伟云会这样回答,“有个病人特别难做,我用了一种新的手术方法给他做了,第二天效果真的是很好,我得高兴个一两天。”

无影灯下,医者仁心长存。

(大众新闻记者 张瑞雪 吕乐 设计 尹亚琪)

责任编辑:许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