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观点(2026·12)

青年记者 |  2026-11-20 19:22:50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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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者:刘沫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田香凝(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杂志”微信公众号 

导 读:

“国际学术观点”栏目每月摘编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最新观点。本期摘编的6篇文章包含新闻开源调查、政治预测报道、AI定制广告、虚构媒体世界中的家乡感、用户与虚拟网红的准社会关系、短视频饮食叙事等主题。



1.新闻开源调查的边界

开源调查(open-source investigations)是指利用公开可获取的信息来调查突发事件和暴力冲突等事件,并据此进行报道、记录或支持司法问责的一种新闻调查实践。开源调查往往处于新闻研究、人权记录与刑事调查的交汇处,这种多学科性导致从业者的职业身份模糊。2026年第10期的《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发表了一篇文章,聚焦开源调查者的规范、身份与使命。

作者对35名开源调查实践者进行访谈,人群覆盖新闻、人权、法律问责、学术界与专业调查组织。对于收集的访谈资料,作者进行编码分析,归纳出多学科实践、驾驭法律与新闻规范、身份转变与边界重新校准三个主题。

研究发现,多学科合作的开源调查虽然增强了调查的专业化,但也带来身份模糊与署名不规范等问题。新闻与法律规范在语言、透明度伦理和调查灵活性三方面产生张力。如今的开源组织并未真正消解边界,而是通过澄清使命、互补专长、重组调查实践等方式进行边界重新校准。作者据此提出“学科谦逊”(disciplinary humility)概念,认为开源调查者应形成对自身专业边界的反思性意识及对互补知识的开放态度。

论文强调,在高度政治化、法律敏感的环境中,明确边界对维持新闻合法性与调查成果的法律可用性都至关重要,记者需意识到自身工作对法律程序、证据标准和相关社群的影响,法律行动者也应认识新闻实践的不同目标、责任与约束。

文献来源:REGANI& DE VRIESI. Between Journalism and Justice: Disciplinary Humility in Open-Source Investigations[J]. Digital Journalism, 2026(10):1–21.

2.记者眼中的政治预测报道

政治新闻不仅报道当下,也通过预测选举结果及其后果影响公众期待与政治选择。发表在2026年第3期《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的一篇论文考察了记者如何理解和呈现不确定的政治未来,揭示了政治预测与新闻专业规范之间的张力。

研究结合对11名以色列记者的深度访谈,以及法国、以色列和美国选举报道的计算文本分析,发现政治新闻记者普遍充当着“不情愿的政治预言者”(reluctant political prophets)。他们将政治预测归因于受众、编辑及同行的压力,同时因政治局势复杂、消息来源的可靠性、预测失误的声誉风险,以及预测与客观性和事实核查规范的冲突而感到不适和抗拒。

为化解上述矛盾,记者通过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将部分预测重新界定为基于事实的判断,并主要采用以下两类表达:一是以事实性修辞(rhetoric of facticity)将未来结果写成确定事实;二是用可能性话语(possibilistic discourse)罗列情境而不评估其发生概率。研究的跨国分析显示,预期结果被表述为事实且不加任何限定的“无标记确定性”(unmarked certainty)占据主导,广播电视媒体尤其倾向确定性表达。

论文指出,新闻中过度确定的表述会遮蔽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模糊表达则会削弱预测的决策价值与可问责性。据此,论文主张,记者应以充分证据支撑预测,透明地说明不同情境的可能性,并拓展对政策后果的讨论,从而帮助公众作出更知情的政治选择。

文献来源:TENENBOIM-WEINBLATT K, AHARONI T&BADEN C. Journalists as Reluctant Political Prophets[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26, 43(3): 400-424.

3.AI定制广告对用户的影响

在广告过载、消费者频繁回避无关信息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消费者自主定制广告成为可能。2026年第3期《广告学刊》(Journal of Advertising)发表的一篇文章聚焦消费者自主定制广告,为理解消费者由被动接收者转向主动参与者的心理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

论文区分了企业依据用户数据提供的内容个性化(personalization)与消费者主动选择、调整内容的定制化(customization)。研究通过围绕全球变暖和食品援助开展的四项实验发现,自主定制广告能够通过心理所有权(psychological ownership)、责任感(responsibility)和态度(attitude)的序列中介,增强用户行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具体而言,消费者选择广告的视觉或文字元素后,更容易产生“这是我的广告”的感受,继而形成保护、支持这一广告的责任感,改善对广告的评价,并增强践行广告倡导行为的意愿。

研究还发现,参与度(engagement)构成这一机制的边界条件,消费者越认可议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定制对心理所有权的促进作用及后续间接效应越强。论文据此指出,定制的价值不仅在于匹配个人偏好,还在于通过主动选择建立消费者与广告的心理联系。论文提醒,在具体实践中,定制广告应提供有意义且简便的选择,避免选项过多给用户造成认知负担。

文献来源:YANG J, MAENG A&JUNG S U. The Impact of AI-Powered Ad Customization: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Engagement,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Responsibility, and Attitude on Behavioral Intentions[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026, 55(3): 283-306. 

4.虚构媒体世界中的家乡感

全球化与数字化使人们日益脱离地理意义上的家乡,转而通过替代性来源满足对“家乡感”(Heimat)的需求。已有研究表明,与家乡相关的电视节目能为受众提供归属感,但虚构的媒体世界能否唤起家乡感尚未被研究。2026年第10期《广播与电子媒体杂志》(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发表了一篇论文,以哈利·波特世界为对象,研究了虚构媒体世界中的精神家园。

论文招募了77名参与者,采用基于刺激材料的在线问卷进行研究。研究者先安排参与者观看约8分钟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片段“哈利首次抵达霍格沃茨”,随后依次测量他们观看中的家乡感、对于故事世界的传送感(transportation)、观看后的积极情感、对哈利的认同感与感知相似性,最后测量他们的吸收倾向、情绪需求等指标。

研究发现,参与者观看时的家乡感越强,观看后的积极情感越强;对主角认同感越强,越容易被带入进故事;感知到与主角越相似,认同感越强;情绪需求与吸收倾向越强,对于故事世界的传送程度也就越强。这意味着,以哈利·波特世界为例的虚构世界能够唤起观众的家乡感,进而促进他们的积极情感,传送、认同、情绪需求、吸收倾向等特质在其中起核心作用。

论文将家乡感研究从纪实类家乡节目拓展到完全虚构的媒体世界,表明虚构世界可以成为传统家乡感的替代性空间,为全球化时代家乡感脱离地理根源提供了新视角。

文献来源:SCHRAMMH& GRUNWALDJ. “Hogwarts is My Home.” The Influence of Transport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Emotion-Specific Personality Traits on the Perceived Sense of Heimat in Fictional Media Worlds[J].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026(10):1–16.

5.用户与虚拟网红的准社会关系

随着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虚拟网红逐渐进入品牌传播与公众日常生活场景,但人们是否能像对待真人网红一样与其建立稳定的情感联系,仍缺乏动态、长期的实证证据。2026年第5期《媒体心理学》(Media Psychology)发表的一篇论文采用体验抽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考察真人与虚拟网红的准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s)如何形成、发展与结束。

研究让185名荷兰年轻女性连续29天关注同一名真人或虚拟旅行网红,并在五个时间点报告关系变化。结果显示,随着每日接触增加,两组参与者的准社会关系强度都显著提升,说明重复接触能够逐步加强单向情感联系。关系阶段也呈现发展趋势:最初的启动阶段(initiation)快速下降,表明参与者很快超越初步认识;强化阶段(intensification)和整合阶段(integration)逐渐上升,说明部分参与者形成了更深的情感投入、陪伴感和身份联系。不过,这种变化并非线性,而是表现为早期变化较快、后期增速放缓的曲线发展。

与研究预期不同,真人网红并未在关系强度、阶段推进速度等方面显著优于虚拟网红。用户在实验中同样能够与虚拟网红形成相近的情感关系,表明“是否为真人”可能不是决定准社会关系的关键因素,内容发布的持续性和亲近感、可理解的个人叙事和互动体验或许更重要。论文据此指出,虚拟网红具备成为有效传播者的潜力。但该项研究的样本集中于年轻女性,且观察周期较短,结论仍需在更多人群、平台和真实互动环境中检验。

文献来源:BREVES P L&VAN BERLO Z M C. Making and Breaking Parasocial Relationships with Human and Virtual Influencers: An Experience Sampling Study[J]. Media Psychology, 2026, 29(5): 952-980.

6.短视频饮食叙事对青少年的影响

TikTok已成为年轻用户获取健康与营养信息的主要平台。然而,青少年群体的媒介素养尚不成熟,加之平台算法主动推送,可能会使其在尚未形成正确饮食观念前就“偶然性接触”体重控制等内容。2026年第10期的《儿童与媒体杂志》(Journal of Children and Media)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了青少年如何看待短视频平台中的饮食内容,并如何被它们影响。

论文对30名9—12岁的女孩进行半结构访谈,访谈涵盖平台使用、内容偏好、营养与节食兴趣、媒介素养等内容,研究者还让女孩们观看6个饮食相关视频后评价其参与、理解与批判。

研究发现,多数女孩对营养与节食的兴趣极低,却在普遍消费TikTok中的饮食视频内容。她们的参与并非出于信息寻求,而是被四类“娱乐钩子”所吸引:烹饪创意、观看他人进食的感官愉悦、趋势与挑战的游戏化、对他人生活的好奇窥视。女孩们以“食谱”“挑战”“讲故事”等框架理解这些视频,因而并未意识到自己在接触饮食信息。即便她们能识别内容的问题性,但认为这些内容的娱乐价值超过健康关切。

论文指出,这种“偶然性接触”会使青少年在批判防御机制尚未形成时,就过多接触限制性与放纵性并存的饮食叙事,可能为青少年日后的不良饮食习惯埋下伏笔。论文建议应开展与青少年发展相适配的数字素养干预,帮助青少年批判性地解构短视频叙事的娱乐化模式,并理解平台算法推送机制。

文献来源:YARON M & ELIAS N. “It’s Too Satisfying That You Can’t stop Watching”: Understanding Preadolescent Girls’ Engagement with Dietary Content on TikTok in Israel[J]. Journal of Children and Media, 2026(10): 1-18.

责任编辑:焦力